年輕人必知的國學典故 寵辱不驚－平常心對待一切

一、典故出處與核心內涵

“寵辱不驚”的思想源頭可追溯至先秦道家經典《老子·十三章》：“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老子在此指出，世人往往因受寵而欣喜、因受辱而驚懼，如同看重身體般看重外界的褒貶，這是內心被外物牽製的表現。而“寵辱不驚”作為對這種狀態的超越，最早在漢代以後的文獻中逐漸凝練成固定表述，核心是指人能擺脫外界“寵（榮耀、恩惠）”與“辱（羞辱、貶抑）”的乾擾，保持內心的平靜與篤定。

唐代房玄齡等編撰的《晉書·王湛傳》中，已可見對這種境界的描述；明代洪應明《菜根譚》則以“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捲雲舒”的名句，將其昇華為極具畫麵感的處世哲學，使其成為中國人推崇的修養標杆。

二、典故的深層含義

“寵辱不驚”並非對榮辱的麻木，而是看透了“寵辱皆為外物”的本質：

-“寵”是外界賦予的虛名或利益，如官位、讚譽、財富，它來時依附於權力、時機，去時也可能轉瞬即逝，若將其視為“自我價值”的全部，便會因失去而痛苦；

-“辱”是外界施加的否定或傷害，如貶謫、詆譭、貧困，它同樣受環境左右，若將其等同於“自我否定”，便會因屈辱而沉淪。

真正的“寵辱不驚”，是守住“內在的錨”——知道自己是誰、要做什麼，讓榮辱成為人生旅程中的“風景”而非“終點”，如同航船不因順逆風改變航向，隻專注於抵達目的地。

三、生動故事描述：範仲淹的“三起三落”與一顆“不動心”

北宋景佑三年（1036年）的冬天，汴京（今河南開封）的寒風捲著雪籽，打在吏部朝堂的硃紅柱子上，發出“簌簌”的聲響。殿內，宋仁宗趙禎攥著一份奏摺，臉色鐵青，禦座下跪著的官員，正是剛被罷免吏部員外郎的範仲淹。

“範仲淹，你可知罪？”皇帝的聲音帶著怒意。

範仲淹叩首，聲音平靜：“臣不知罪。臣彈劾宰相呂夷簡任人唯親，是為朝廷清明；臣勸陛下親賢臣、遠小人，是為社稷安穩。若陛下認為直言是罪，臣甘受之。”

此時的範仲淹，已不是十年前那個初入仕途的青年。他的人生，早已在“寵”與“辱”的浪濤裡，淬出了一顆“不動心”。

（一）初入仕途：“寵”來時，他把賞賜分給了更需要的人

天聖五年（1027年），範仲淹因母喪在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守孝，卻被時任南京留守的晏殊看中。晏殊欣賞他在應天書院講學的風采——明明是落魄書生，講起“先天下之憂而憂”時，眼裡卻像有團火。晏殊向朝廷舉薦，範仲淹被破格任命為秘閣校理，負責整理皇家典籍，相當於直接進入皇帝的“人才儲備庫”。

這是典型的“寵”。秘閣校理官階不高，卻能常伴皇帝左右，是多少官員擠破頭想進的地方。同僚們恭喜他“一步登天”，連晏殊都勸他：“此位尊貴，少言多思，前程無量。”

可範仲淹偏不。他見章獻太後（宋仁宗生母）垂簾聽政多年，遲遲不肯還政於已成年的皇帝，竟直接上書：“太後侍奉先帝多年，勞苦功高，然陛下已冠，宜還政以全母子之道。”奏摺遞上去，滿朝嘩然——誰都知道章獻太後權傾朝野，這不是自找冇趣嗎？

晏殊嚇得找來範仲淹，怒斥他“狂妄”：“我舉薦你，是讓你好好做事，不是讓你惹禍！”範仲淹卻拱手道：“晏公舉薦我，是因我有‘公心’；若我為保官位而藏起公心，纔是辜負您。”

果然，章獻太後震怒，將範仲淹貶為河中府通判（今山西永濟）。從“禦前紅人”到地方小官，這落差足以讓常人消沉，範仲淹卻樂嗬嗬地收拾行囊。出發前，皇帝念及他的才華，賜了他一匹綢緞、五十兩銀子，算是“安撫”。範仲淹接過賞賜，轉身就分給了應天書院的貧困生——那些和他當年一樣，靠喝粥度日的學子。

“官階是朝廷給的，可做事的本心是自己的。”他對送行的學生說，“去河中府，不過換個地方做事，有何不同？”

（二）貶謫路上：“辱”加身，他在泥濘裡種出了稻子

在河中府，範仲淹冇抱怨過一句。他走遍轄區的村落，見黃河沿岸常鬨水災，便組織百姓修堤壩、挖水渠；見當地學子冇書讀，便把府衙的一間空房改成學堂，親自授課。三年後，他因政績突出被召回汴京，任右司諫——這是專門給皇帝提意見的官，比之前的秘閣校理更有實權。

這一次，“寵”來得更猛。宋仁宗親政後，想革新吏治，常單獨召見範仲淹，問他“如何讓百姓安樂”。範仲淹知無不言，甚至敢在朝堂上與宰相呂夷簡爭辯“官員任免製度”，氣得呂夷簡拍著桌子罵他“迂腐”。

景佑三年，矛盾徹底爆發。呂夷簡羅織罪名，說範仲淹“結黨營私，離間君臣”，宋仁宗在壓力下將他貶至饒州（今江西鄱陽）。詔書下來那天，汴京的官員冇人敢去送行——怕被貼上“範仲淹同黨”的標簽。隻有秘書丞餘靖、太子中允尹洙站出來，說“範仲淹無罪”，結果一同被貶。

從繁華汴京到偏遠饒州，一路走了三個月。寒冬臘月，船在長江裡顛簸，船伕都抱怨“這鬼地方，去了怕是活不成”。範仲淹卻在船上讀《易經》，讀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時，還笑著對隨從說：“你看這江水，遇礁則繞，遇平原則奔，從不會因阻礙停下，我們該學它。”

到了饒州，迎接他的是一間漏雨的舊官舍，還有當地官員的冷眼——他們聽說這是“被貶的罪臣”，連宴席都懶得設。範仲淹冇在意，自己找了些茅草修補屋頂，又帶著隨從去看鄱陽湖。

“這湖大是大，可沿岸百姓怎麼都吃不上飯？”他發現饒州多水患，農田常被淹，百姓隻能靠捕魚為生，一遇旱災就捱餓。他立刻上書朝廷，請求撥款修水利，又帶著百姓在湖邊開墾荒地，教他們種耐旱的粟米。

有老吏勸他：“範大人，您是被貶來的，少管事為妙，免得又被人說‘不安分’。”範仲淹指著田裡忙碌的百姓：“我來這兒，是當通判的，不是來當擺設的。百姓餓肚子，我能坐得住嗎？”

一年後，饒州的荒地上長出了金黃的粟米，百姓們提著新米來謝他，他笑著推辭：“是你們自己種的，該謝自己。”此時的他，早已忘了“被貶”的屈辱，心裡隻裝著“如何讓此地變好”。

（三）重返中樞：“寵”再臨，他把官印當成“做事的工具”

寶元元年（1038年），西夏李元昊稱帝，邊境戰火燃起。宋仁宗想起範仲淹的才乾，急召他回京，任命他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負責防禦西夏。從“罪臣”到“邊防重臣”，這落差比之前更大，可範仲淹接到詔書時，正在饒州的學堂裡教孩子們寫字。

“大人，您要回汴京了！”隨從激動得手都抖了。範仲淹放下毛筆，慢慢疊好教案：“收拾東西吧，明天出發去陝西。”冇人見他狂喜，彷彿去陝西和去饒州，隻是換個地方辦公。

到了西北，他發現軍隊渙散，士兵連鎧甲都穿不齊。他冇急著打戰，先整頓軍紀：把逃兵的盔甲分給勇敢的士兵，把剋扣軍糧的將領貶為小兵，又親自到邊關巡查，和士兵同吃同住，甚至在雪夜裡和哨兵一起站崗。

有次，西夏軍隊偷襲，士兵們慌了神，範仲淹卻站在城樓上，calm地指揮：“左營守東門，右營抄後路，弓箭手準備——彆怕，他們人比我們少。”戰後，士兵們說：“隻要範大人在，我們就敢往前衝。”連西夏人都敬畏地稱他“小範老子”，說“小範老子胸中有百萬甲兵”。

因守邊有功，範仲淹再次被召回汴京，任參知政事（副宰相），成了朝廷核心大臣。這次，“寵”達到了頂峰——宋仁宗親自在紫宸殿設宴，賞賜他黃金百兩、錦緞千匹，還讓他主持“慶曆新政”，改革弊政。

同僚們都以為他會趁機“風光一把”，可他依舊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布袍，把黃金和錦緞全捐給了邊關的軍隊。主持新政時，他廢除了“恩蔭製度”（官員子弟靠父輩關係當官），得罪了無數權貴。有人半夜往他家扔石頭，有人在朝堂上罵他“禍國殃民”，他都一笑置之，隻對皇帝說：“新政為百姓，若有害於國，臣立刻停手；若有利於民，臣死不足惜。”

（四）最後的“辱”：他在病榻上，還惦記著未修完的堤壩

新政推行一年，因阻力太大被迫中止。範仲淹再次被貶，這次是鄧州（今河南鄧州）。此時他已58歲，身體大不如前，可到了鄧州，他第一件事就是重修當地的“百花洲”——不是為了遊玩，而是要在洲上建書院，讓百姓的孩子有書讀。

他寫下《嶽陽樓記》時，正在鄧州。文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正是他一生“寵辱不驚”的寫照。有人問他：“您一輩子起起落落，就不覺得委屈嗎？”他指著書院裡讀書的孩子：“你看他們，將來能成為有用的人，我這點起落，算什麼？”

皇佑四年（1052年），範仲淹被調任潁州（今安徽阜陽），途中病重在徐州去世。臨終前，他讓人把自己的俸祿分成三份：一份給老家的族人，一份給鄧州書院的學子，一份留給邊關的老部下。他的兒子哭著問：“父親，您就冇什麼留給我們的嗎？”他虛弱地笑了：“我這一生，冇貪過一文錢，冇枉殺過一個人，這就是留給你們的。”

朝廷追贈他為兵部尚書，諡號“文正”——這是古代文官的最高榮譽。可對範仲淹而言，這“寵”與當年的“辱”一樣，不過是身外之物。他真正在意的，是自己走過的每一步，都冇偏離“為民做事”的初心。

四、典故告訴我們的道理

1.“寵辱”是外界的“打分”，而非自我的“定義”：範仲淹一生經曆三次升遷、三次貶謫，從禦前紅人到邊境罪臣，再到副宰相，外界對他的評價忽高忽低，可他始終知道“自己是要做事的人”。這提醒我們：他人的讚美或詆譭，如同天氣的晴雨，會影響心情，但不該改變方向。你的價值，不在彆人的嘴裡，而在自己的手裡——你做了什麼，比彆人說了什麼更重要。

2.“不驚”的底氣，來自“內在的錨”：範仲淹的“不驚”，不是故作清高，而是有清晰的“核心目標”——讓百姓安樂、讓朝廷清明。這個目標像船錨，無論風浪多大，都能穩住船身。生活中，有人因升職而飄、因批評而崩，根源是冇有“內在的錨”，把外界的反饋當成了人生的座標。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榮辱自然成了“路過的風景”。

3.“寵辱不驚”不是冷漠，而是更清醒的熱情：範仲淹不被寵辱乾擾，不是“什麼都不在乎”，而是“不在乎對自己的寵辱，隻在乎對他人的責任”。他在饒州種粟米、在西北守邊關、在鄧州建書院，始終帶著“熱情”做事，隻是這熱情不依附於“是否被認可”。真正的成熟，是把“向外求認可”的力氣，轉化為“向內求心安”的行動——做事時全力以赴，結果來時坦然接受。

《菜根譚》說“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不是讓我們消極避世，而是讓我們在世事浮沉中，守住那顆“能開花、能結果”的本心。正如範仲淹，他從未刻意追求“不驚”，隻是始終朝著“該去的方向”走，走著走著，榮辱自然就驚擾不了他了。這或許就是“寵辱不驚”最深的智慧：不是戰勝了榮辱，而是活成了比榮辱更重要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