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我的鐵血王朝從百戶開始 第795章 朕要滅倭國

啟明三年，正月初八。

北京城，紫禁城，奉天殿。

新年的餘韻尚未散儘，皇宮內外的大紅燈籠依舊高懸，映得殿宇朱牆愈發鮮亮，可殿內的氣氛，卻無半分嬉鬨，反倒透著幾分凝重。

殿中炭火和地龍燒得正旺，暖氣流淌，驅散了隆冬的凜冽寒意，卻驅不散階下輔臣們眉宇間的肅穆。

禦案後，盧方舟端坐龍椅，兩年多的帝王生涯，磨去了幾分昔日的鋒芒，多了幾分沉澱後的威嚴肅殺，可那雙眼睛，依舊如當年在宣府起兵時般銳利明亮，彷彿能洞穿人心。

階下，四位內閣輔臣躬身而立，身姿挺拔，神色恭敬。

楊廷麟、楊嗣昌、範景文、倪元璐，皆是當朝賢能，輔佐盧方舟整頓朝綱、開疆拓土，此刻卻個個斂聲屏氣，靜候聖諭，連呼吸都放得極輕。

待內侍悄然退下，殿門緩緩合上，殿內隻剩君臣五人，盧方舟才緩緩開口道：

“今日召諸卿前來，隻為一事！

今年，朕要徹底踏平倭國，將其儘數納入大明版圖，斷其根、絕其患，永絕東南海疆之擾，讓東瀛列島，永世臣服於華夏之下。”

話音落下，奉天殿內瞬間陷入死寂，連炭火爆燃的細微聲響，都清晰可聞。

連一向對盧方舟言聽計從、全力支撐其所有決策，以至於常被其他三位輔臣私下詬病“逢君太過”“一味盲從”的楊廷麟，都眉頭緊鎖，垂首沉默神色間滿是遲疑與為難。

顯然，連他都無法認同陛下此舉。

片刻的沉寂後，範景文率先出列，行禮道：

“陛下，臣有異議。

如今大明欣欣向榮，國勢鼎盛，百姓安居樂業，國庫充盈，兵強馬壯，臣雖愚鈍，亦知陛下雄才大略，創下千古未有之基業。

可倭國一事，臣以為大可不必興師動眾，趕儘殺絕啊！”

倪元璐緊隨其後，亦躬身進諫，語氣中滿是擔憂：

“範閣老所言極是！

陛下繼位三年，文治武功，震古爍今，臣等萬分敬佩，心悅誠服。

自陛下登基以來，大明一改前朝積弊頹勢，戰亂平息，亂象儘除，民生復甦，國庫充盈，吏治清明，這樁樁件件，皆是陛下嘔心瀝血之功。

可如今我大明四麵用兵，北疆拓土、西域開疆、東南亞征伐，已然耗費甚巨，將士亦疲，若再起大軍，跨海遠征，徹底滅倭，恐生內憂，辜負陛下這兩年的苦心經營啊！”

楊嗣昌雖未直言反對，卻也緩緩上前一步，語氣委婉道：

“陛下，二位閣老所言，並非無因，還請陛下三思。

這兩年，我大明雖國庫充盈、兵強馬壯，可四處征戰，將士亦需休養，百姓亦需喘息，休養生息，方能長久。

更何況，倭國已然臣服，割讓長崎供我大明駐軍，開放全境市場，我大明的絲綢、茶葉、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斷流入其國，每年攫取海量白銀，已然得利甚多。

維持此局，未嘗不可，何必非要趕儘殺絕，徒增傷亡與耗費？”

三人你一言我一語，言辭懇切，句句皆在情理之中。

他們並非質疑盧方舟的能力，陛下繼位三年，創下的功績，早已遠超前朝諸帝，他們心中唯有敬佩。

可他們實在不解，陛下為何還要如此急於求成，在四麵用兵、邊境未穩之際，執意要徹底滅亡一個已然俯首稱臣、毫無還手之力的倭國。

他們口中的盛世，並非虛言，亦非阿諛奉承。

這兩年多來，盧方舟的文治武功，早已如春雨般，滲透到大明的每一個角落，悄然重塑著這個曆經數十年戰亂、千瘡百孔的王朝，讓它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

文治之上，盧方舟力排眾議，打破前朝桎梏，推行一係列新政，橫掃積弊，力挽狂瀾。

他首先廢除了之前對貧農繁雜苛重的苛捐雜稅，徹底革新稅收製度，推行“全員征稅”之法，打破了士紳、貴族、官僚世代免稅的特權。

無論是王公貴族、文武百官，還是商賈農戶、市井小民，皆需按律納稅，無人可例外。

尤其加重了商業稅與工業稅，規範鹽鐵、造船、兵械、紡織等關鍵行業的稅收征管，嚴禁偷稅漏稅。

同時，他又放寬民間經商限製，鼓勵民間興辦工坊、開拓商貿，讓工商階層地位得以提升，大明的商業與手工業，就此迎來了爆髮式發展。

江南一帶，工坊林立，機器轟鳴，商船往來不絕，穿梭於江河湖海之間，市井繁華，商旅雲集，國庫也因此日漸充盈，為各項新政推行、大軍征戰，提供了堅實的財力支撐。

在土地政策上，盧方舟深知土地兼併是前朝滅亡的根源之一。

故而登基之初，便下令重新丈量全國土地，派遣欽差大臣分赴各地，嚴查大地主、大官僚隱匿田畝、兼併土地之舉，打破了前朝大地主壟斷土地的弊端，推行“按畝征稅、多田多征”的嚴苛政策。

土地越多，稅率越高，高到那些囤積了數萬、數十萬畝土地的大地主，一年耕種所得，竟不足以繳納賦稅，反倒要倒貼錢財交稅。

無奈之下，隻能紛紛拋售多餘土地。

要麼賣給朝廷，要麼賣給這些年在新政下富裕起來的自耕農、小地主。

此舉不僅有力遏製了土地兼併的頑疾，讓更多流離失所的百姓，重新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得以安居樂業。

更讓朝廷收回了大量閒置田畝，能重新分配給流民、退伍將士耕種，既安撫了民心，穩定了社會秩序，也大幅提升了全國的糧食產量。

短短兩年時間，大明便基本擺脫了常年糧荒的困擾，倉廩充實，五穀豐登，百姓再也不必飽受饑寒之苦，安居樂業，民心所向，國力日漸強盛。

更令人稱道的是，盧方舟深知“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深知亂世之後，需以教化育人，方能穩固江山。

繼位之初，他便下旨，在全國範圍內大力興辦官學，建立起從京城到州縣、再到鄉鎮的完整教育體係。

京城設國子監，作為全國最高學府，聘請學識淵博、品行端正之士任教。

各府設府學、各縣設縣學、各鄉設鄉學，無論出身貴賤，無論家境貧富，皆可入學就讀。

同時，他下令免除貧困學子的學費、雜費，由朝廷統一提供筆墨紙硯，鼓勵百姓送子弟入學讀書。

甚至頒佈政令，規定凡有子弟入學的家庭，可減免部分賦稅，極大地調動了百姓送子求學的積極性。

與此同時，他徹底改革科舉製度，打破前朝科舉隻重經義、空談理學的弊端。

在原有經義、詩賦科目的基礎上，增設了大量實用科目，貼合大明發展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