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20章 仇世良

仇士良（約781年—844年），字匡美，循州興寧（今廣東興寧）人，是唐朝中後期極具影響力的宦官。他曆經唐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朝，曾擁立穆宗、文宗、武宗三位皇帝，官至驃騎大將軍、楚國公。

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仇士良從循州輾轉來到長安。他家境貧寒，父親早逝，聽人說入宮做宦官可以吃飽穿暖，便不顧路途遙遠，長安前來。這一年的大唐，正處在一場宮廷變革的餘波中：順宗李誦即位後推行“永貞革新”，試圖削弱宦官與藩鎮勢力，但八個月便宣告失敗。順宗被迫傳位給太子李純（即憲宗），革新派大臣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或貶或逐，宦官群體則借勢鞏固了在朝中的地位。

剛入宮的仇士良，因出身低賤，冇有背景，被分配到東宮做最底層的雜役。

一次，憲宗（時為太子）深夜研讀《貞觀政要》，負責掌燈的宦官不慎打翻燈油。仇士良恰好當值，見狀取來新的燈盞與燈油，輕手輕腳地換上，全程未發一言。憲宗看在眼裡，事後問起他的名字，仇士良恭順回答：“奴才名叫仇士良。”這件事讓憲宗對他印象很好，便將仇士良調至掖庭局，任掖庭局令，負責管理後宮宮女名冊與日常用度。

在掖庭局令任上，仇士良做事極為細緻：他將每位嬪妃的喜好、忌諱一一記在紙上；宮女犯錯，他從不厲聲斥責，而是幫著找補救之法。兩年之中，後宮上下幾乎冇人說他的壞話，憲宗寵愛的郭貴妃對人說：“仇令做事穩妥，讓人放心。”

憲宗元和十年（815年），淮西節度使吳元濟叛亂，憲宗下詔討伐。唐軍與淮西叛軍在蔡州一帶對峙，軍報往來頻繁，卻常因藩鎮眼線攔截而延誤戰機。宦官王守澄時任監軍，向憲宗舉薦仇士良：“仇士良行事謹慎，可派他負責傳遞軍報。”憲宗準奏，命仇士良即刻前往淮西前線。

從長安到淮西，需經過叛軍控製的區域，風險很高。仇士良出發前，將軍報縫在貼身的衣料裡，換上粗布衣衫，偽裝成販賣茶葉的商人。行至潁州境內時，他遇到叛軍的巡邏隊，對方見他行囊單薄，便搜身盤問。仇士良故意裝作慌亂，將隨身攜帶的碎銀扔在地上，趁巡邏隊爭搶時，拔腿就跑，最終躲進一處廢棄的破廟，直到深夜纔敢出來。

抵達淮西唐軍大營後，仇士良未作休息，立刻將軍報交給主帥李光顏。李光顏見他衣衫破損、臉上帶著劃傷，感歎道：“若軍報延誤，我軍恐遭大敗，你立了大功。”此後半年，仇士良往返於長安與淮西之間，每次都能避開叛軍的搜捕，準時傳遞訊息。

元和十二年（817年），唐軍平定淮西之亂，憲宗論功行賞，將仇士良升為內侍省丞，正式進入宦官高層。也是在這一時期，仇士良與王守澄的交集增多——王守澄因監軍有功，已是憲宗身邊的紅人，王守澄欣賞仇士良的能力，仇士良則看清王守澄在宦官群體中的號召力，將其視為可依附的對象。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憲宗突然駕崩於大明宮中和殿，死因成謎（《資治通鑒》記載“宦官陳弘誌等弑憲宗”）。王守澄迅速聯合部分宦官，封鎖訊息，擁立太子李恒（穆宗）即位。此時的仇士良任內侍省丞，手握部分宮廷守衛權，卻選擇保持中立——他既未參與王守澄的擁立行動，也冇有進行破壞，隻是下令手下宦官“嚴守宮門，不許任何人擅自出入”，穩定了宮廷秩序。

穆宗即位後，對王守澄極為信任，任其為驃騎大將軍，而仇士良因“護宮有功”，被升為左監門衛將軍。穆宗生性貪玩，登基後沉迷於蹴鞠、擊球，甚至常常因玩樂而荒廢早朝。宦官們為討穆宗歡心，紛紛陪他遊玩，唯有仇士良始終保持分寸：穆宗擊球時，他負責安排護衛；有時穆宗玩到深夜，他會輕聲提醒：“陛下明日需臨朝，若太過勞累，大臣們恐會擔憂。”

一次，穆宗與宦官們蹴鞠，因一方輸球而發怒，要責罰輸球的宦官。仇士良上前勸道：“陛下玩樂本是消遣，若因輸贏責罰，反而失了樂趣，不如下次再比。”穆宗聽後消了氣，此後對仇士良梗多了幾分欣賞，甚至允許他參與討論一些宮廷事務。

長慶四年（824年），穆宗因長期沉迷酒色，病逝於寢殿，太子李湛（敬宗）即位。敬宗比穆宗更甚，不僅貪玩，且性情暴虐：他喜好“打夜狐”（深夜在宮中捕獵狐狸），若宦官陪他捕獵時稍有不合其心意，便會被杖責；有時玩到興起，還會命宦官互相鬥毆，以此取樂。宮中宦官多有不滿。

寶曆二年（826年）十二月，宦官劉克明因多次被敬宗責罰，心懷怨恨，聯合蘇佐明等人，趁敬宗打夜狐後醉酒，將其殺害於寢殿，隨後偽造遺詔，擁立絳王李悟（穆宗之弟）即位。訊息傳出，宮廷大亂，王守澄得知後，立刻派人聯絡仇士良：“劉克明弑君作亂，若不除之，我輩恐無活路。”

仇士良深知此事關乎生死，當即點頭同意。他迅速調集自己掌控的禁軍，與王守澄的兵力彙合，趁夜突襲皇宮。劉克明等人猝不及防，很快被擊潰，劉克明投井自殺，絳王李悟被斬殺於宮中。亂局平定後，仇士良與王守澄共同擁立穆宗次子李昂（文宗）即位。此事過後，仇士良徹底躋身宦官權力核心，被任命為左神策軍中尉，與王守澄（右神策軍中尉）共同掌控了大唐最精銳的神策軍。

文宗即位初期，對仇士良、王守澄極為感激，不僅加官進爵，還允許他們參與朝政。但隨著時間推移，文宗漸漸發現，自己不過是宦官手中的傀儡：朝政由王守澄把持，官員任免需經他同意；神策軍由仇士良掌控，宮廷守衛全憑其調度；甚至自己的日常活動，都會被宦官上報給仇、王二人。文宗不甘心做傀儡，開始暗中尋找能幫助自己擺脫宦官控製的大臣。

太和四年（830年），文宗提拔宋申錫為宰相，秘密命他策劃除掉王守澄、仇士良。宋申錫暗中聯絡朝臣，試圖組建反宦官聯盟，卻因行事不密，被王守澄的親信察覺。仇士良得知後，立刻與王守澄商議對策——他們深知文宗猜忌心重，便決定從“謀逆”入手，誣告宋申錫“欲立漳王李湊（文宗之弟）為帝”。

太和五年（831年）二月，王守澄、仇士良帶著偽造的“證據”（宋申錫與漳王的“往來書信”）麵見文宗，聲淚俱下地說：“宋申錫勾結漳王，意圖謀反，陛下若不早做處置，恐有不測。”文宗本就對漳王的聲望有所忌憚，見狀信以為真，下令將宋申錫貶為開州司馬，其親信或殺或貶。這場未及實施的“除宦計劃”，以大臣慘敗告終。

宋申錫案後，文宗並未放棄除宦的想法。太和八年（834年），他聯合了翰林學士李訓與戶部侍郎鄭注：李訓能言善辯，深諳權術；鄭注精通醫術，曾為文宗治病，深得信任。兩人都對宦官專權不滿，很快成為文宗的“心腹”。他們向文宗建議：“王守澄權勢最大，仇士良雖與他共事，卻早有嫌隙，可利用二人矛盾，先除王守澄，再圖仇士良。”

文宗采納了這個建議。太和九年（835年），文宗先升仇士良為左神策軍中尉，同時削奪王守澄的“知樞密事”之職，將其調任“左衛上將軍”——看似升職，實則剝奪了實權。仇士良明白文宗的意圖，卻並未推辭，他早已不滿王守澄的獨斷專行，如今有皇帝的詔令，正好藉機取代對方。

同年十月，文宗賜給王守澄一杯毒酒，迫其自儘。王守澄死後，仇士良成了宦官集團的新首領，可他也清楚，文宗的最終目標是所有專權宦官，自己不過是下一個“王守澄”。他暗地裡命人日夜監視李訓、鄭注的動向。

李訓、鄭注見王守澄已除，便加快了除掉仇士良的步伐，製定了“甘露之變”的計劃：先謊稱左金吾衛衙門的庭院裡降下“甘露”（祥瑞之兆），請文宗帶領仇士良等宦官前往檢視，再埋伏士兵將其誅殺。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計劃正式實施。

當天清晨，文宗駕臨紫宸殿，李訓奏報：“左金吾衛庭中降甘露，是上天佑我大唐，請陛下前往觀之。”文宗故作驚喜，命仇士良率宦官前往驗證。仇士良帶著十幾名宦官來到左金吾衛衙門，剛走進庭院，便察覺異常：庭院裡的“雜役”雖穿著粗布衣服，卻個個身形健壯，不像普通雜役，更像行伍出身的士兵。

恰在此時，一陣風吹過，掀起了庭院裡遮擋的幕布——幕布後，埋伏的士兵手持刀槍，赫然暴露。仇士良瞬間明白過來，大喊“有詐！”，轉身便往外跑。守門的士兵想阻攔，卻被仇士良身邊的宦官推開，一行人連滾帶爬地逃回紫宸殿。

回到殿中，仇士良一把抓住文宗的龍袍，將他拽到自己身邊，厲聲喊道：“陛下快走！李訓謀反！”不等文宗辯解，便命宦官抬著文宗的禦輦，往內宮方向狂奔。李訓見計劃敗露，立刻命埋伏的士兵衝出，與宦官展開廝殺——紫宸殿前，刀劍碰撞聲、喊殺聲、慘叫聲交織在一起，鮮血染紅了台階與欄杆。

仇士良一邊護著文宗往內宮退，一邊命人火速調集神策軍入宮平叛。神策軍士兵接到命令後，如狼似虎地衝進皇宮各衙門，按照“凡非宦官者，一律誅殺”的指令，對官員、侍衛、雜役展開屠殺。宰相王涯正在政事堂辦公，被神策軍士兵拖出，押至仇士良麵前，未及辯解便被斬首；宰相賈餗、舒元輿，以及李訓的親信大臣，也先後被殺。

當天，長安城內血流成河，遇難的朝臣、士兵、平民多達數千人，史稱“甘露之變”。經此一役，文宗徹底淪為傀儡，仇士良則完全掌控朝政——他不僅總攬神策軍，還能隨意任免官員，甚至可以當麵斥責文宗。一次，仇士良因小事不滿，當著大臣的麵質問文宗：“陛下為何偏袒李訓？難道忘了紫宸殿的事嗎？”文宗嚇得渾身發抖，竟無言以對。

開成五年（840年），文宗病重，臨終前想立太子李成美為帝。仇士良卻假傳聖旨，廢黜李成美，擁立穆宗第五子李炎（武宗）即位。武宗即位和，封仇士良為楚國公，允許他入朝不拜。

但武宗與文宗不同，他性情剛毅，且重用宰相李德裕——李德裕是堅定的“反宦”派，多次向武宗建議削弱宦官權力。武宗漸漸采納李德裕的意見，開始一步步收回仇士良的權力：先將神策軍中仇士良的親信調往外地，再任命自己的親信為神策軍副將，逐步掌控軍權；朝堂上，武宗則支援李德裕整頓吏治，減少宦官對朝政的乾預。

仇士良察覺到武宗的意圖，曾試圖反擊——他暗中散佈謠言，說李德裕“勾結藩鎮，意圖謀反”，卻被武宗當眾駁斥；他又想借祭祀之機，調動神策軍施壓，也被武宗以“無需勞煩神策軍”為由拒絕。幾次嘗試均告失敗後，仇士良明白，自己的權力已搖搖欲墜。

會昌三年（843年），仇士良主動向武宗請求退休。武宗順水推舟，準其退休，並賜給他大量金銀珠寶。退休前，仇士良召集宦官們前來告彆，傳授自己的“為官之道”：“天子不可令其閒暇，閒暇則必讀書，讀書則必近儒生，近儒生則必納諫，納諫則必疏斥宦官——此乃我輩大忌。汝等需常以奢靡之物惑天子，令其沉迷玩樂，無暇他顧，如此我輩才能長久富貴。”這番話，道儘了晚唐宦官專權的核心邏輯。

退休後的仇士良，回到長安的私宅中養老。他的私宅規模宏大，僅仆人就有數百人，家中收藏的金銀珠寶、古玩字畫不計其數。但好景不長，會昌四年（844年），仇士良病逝，享年六十四歲，武宗追贈他為揚州大都督。

然而，就在他死後不久，武宗接到舉報，說仇士良家中私藏了大量兵器。武宗命人前去查抄，果然在其宅中搜出“兵仗數千件”——按照唐朝律法，宦官私藏兵器屬謀逆大罪。武宗大怒，下令剝奪仇士良的所有官爵，抄冇其家產，甚至差點下令掘其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