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裡所說的五侯,不是一個人,而是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這五個宦官的代稱。
單超,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在宦官中資曆最深。他早年入宮,性情沉穩、少言多謀,曾在太子劉誌(即後來的桓帝)身邊侍奉,卻因不願依附當時掌權的大將軍梁冀,被外放為小黃門,閒置數年。
徐璜,下邳(今江蘇邳州)人,出身寒門,因家境貧寒自閹入宮。他為人刻薄貪婪,卻極善察言觀色,從最低等的掖庭令史做到中常侍,靠的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本事。
具瑗,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是五人中唯一掌控兵權的宦官。他身材魁梧,早年曾在禁軍任職,後因武藝出眾被調入宮中任黃門令,掌管宮門警衛與部分禁軍調度。
左悺,河南平陰(今河南孟津)人,以諂媚巧言聞名,善於揣摩桓帝的心思。
唐衡,潁川郾縣(今河南漯河)人,年紀最輕,卻最為心思縝密。
這五人,性格各異,出身不同,卻因一個共同的敵人——梁冀,逐漸走到了一起。這之前的故事,我們在上一章已經講過,在此不再複述。
梁冀及其黨羽被誅殺後,桓帝激動得淚流滿麵,下旨封賞單超五人:“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忠勇可嘉,共誅奸賊,護國安邦。特封單超為新豐侯,食邑二萬戶;徐璜為武原侯,具瑗為東武陽侯,左悺為上蔡侯,唐衡為汝陽侯,各食邑一萬戶。”
從此,東漢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宦官封侯的局麵,單超五人被時人稱為“五侯”。可誰也想不到的是,這場“除奸”的勝利,竟成了另一場“亂政”的開端。
封侯之後,單超五人很快便掌握了朝政大權。桓帝因感激他們的功勞,對他們百般信任,不僅允許他們參與國家大事的決策,還讓他們推薦親信擔任各級官員。起初,五人還能收斂心性,輔佐桓帝整頓吏治,可隨著權力越來越大,他們內心的貪婪與野心也逐漸暴露出來,變成了比梁冀更貪婪的“掌權宦官”。
單超作為五侯之首,權勢最大。他被任命為車騎將軍,掌握全國的兵權任免。他的弟弟單安被任命為河東太守,侄子單匡為濟陰太守,兩人在地方上橫征暴斂,將河東、濟陰兩地變成了“單氏的私產”。當地百姓稍有反抗,便會被冠以“謀反”的罪名,投入大牢。史書記載,單匡在濟陰任上,僅一年便貪汙絹帛達二千萬匹,相當於當時全國半年的絹帛產量(《後漢書·宦者列傳》)。
徐璜則是五人中最貪婪的一個。他被封為武原侯後,在洛陽城內修建了一座豪華的府邸,其規模堪比皇宮。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他甚至強搶民女——下邳令徐宣(徐璜的侄子)因看中已故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兒,便派人將其搶入府中,最終導致李女自殺。李暠的家人告到朝堂,可徐璜在桓帝麵前說了句“徐宣是一時糊塗”,此事便不了了之。
具瑗掌控兵權,更加肆無忌憚。他的弟弟具恭為沛相,在沛國(今安徽宿州)欺壓百姓,搶奪良田,甚至殺害了反抗他的縣尉。當地刺史彈劾具恭,具瑗卻在桓帝麵前哭訴“弟弟是被人陷害”,桓帝不僅冇有治具恭的罪,反而將彈劾的刺史貶為庶民。從此,具氏家族在沛國更加橫行,百姓敢怒不敢言。
左悺則在洛陽城外修建了一座巨大的莊園,裡麵假山流水,亭台樓閣一應俱全。每當有官員前來拜訪,他便讓手下人稱呼自己“左君”,還模仿士大夫的禮儀,讓官員向自己行跪拜之禮。若有官員不從,他便會在日後的任免中加以報複——南陽太守成瑨因不願向左悺行賄,被左悺誣陷“貪汙受賄”,最終被罷官流放。
唐衡雖年紀最輕,卻在貪腐方麵不甘落後。他的哥哥唐玹被任命為京兆尹,在京城附近大肆搜刮民財,甚至將皇家園林中的樹木砍伐出售。有人向桓帝舉報,唐衡便對桓帝說:“哥哥是為了修繕皇宮才砍伐樹木,並非私用。”桓帝竟信以為真,還賞賜了唐玹一百匹絹。
五侯的專權,讓東漢的朝政再次陷入混亂。他們不僅自己貪汙受賄,還相互勾結,排斥異己——凡是不依附他們的官員,要麼被罷官,要麼被陷害入獄。當時的朝堂,幾乎成了五侯的“一言堂”,桓帝雖然名義上是皇帝,卻逐漸被五侯架空,再次淪為“傀儡”。
五侯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士大夫階層的強烈不滿。以李膺、陳蕃、杜密為代表的“清流”官員,開始公開反對五侯專權,他們紛紛上書桓帝,彈劾五侯及其黨羽的罪行。
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司隸校尉李膺上書彈劾單超的侄子單匡,列舉了他在濟陰太守任上的貪汙、殺人等罪狀,並要求將單匡下獄查辦。單超得知後,在桓帝麵前哭訴“李膺故意針對單氏”,桓帝竟下令將李膺貶為槐裡令。可李膺並不屈服,上任後仍繼續打擊單氏的黨羽,單超氣得吐血,卻因李膺聲望太高,不敢輕易殺他。
同年,太尉陳蕃上書桓帝,指出“五侯專權,百姓困苦,若不加以約束,恐生禍亂”。桓帝看完奏摺後,對陳蕃說了句“朕知道了”,便冇有下文。陳蕃再次上書,在奏摺中寫道:“陛下若再縱容五侯,恐重蹈梁冀專權之覆轍!”這句話觸怒了桓帝,也觸怒了五侯。徐璜、左悺等人紛紛在桓帝麵前詆譭陳蕃,最終陳蕃被罷去太尉之職,回家養老。
士大夫的反抗,不僅冇有讓五侯收斂,反而讓他們更加囂張。為了鎮壓反對者,五侯開始大肆誣陷“清流”官員,將他們冠上“結黨營私”的罪名,投入大牢。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因打擊宦官黨羽,被五侯誣陷“謀反”,最終被押赴洛陽處死。此事在士大夫中引起軒然大波,各地官員紛紛上書抗議,卻都被桓帝駁回。
不過俗話說得好,物極必反,五侯的權力達到頂峰後,必然就會發生反轉,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單超因病去世。單超的去世,讓五侯之間的平衡被打破,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四人開始相互傾軋,爭奪權力。
徐璜想取代單超的地位,便暗中收集具瑗的罪證,舉報具瑗的弟弟具恭在沛國的惡行。具瑗得知後,也不甘示弱,舉報徐璜的侄子徐宣強搶民女、草菅人命。兩人在桓帝麵前相互指責,桓帝是各打五十大板,隻將具恭、徐宣罷官,並冇有追究徐璜和具瑗的責任。
可這樣的“和稀泥”,並冇有解決問題。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徐璜因病去世;次年,唐衡也去世。剩下的具瑗和左悺,矛盾更加尖銳。左悺暗中買通了具瑗的家奴,收集了具瑗貪汙受賄的證據,然後在桓帝麵前揭發。桓帝此時早已對五侯感到不滿,便藉此機會下令徹查具瑗。
經查,具瑗在任期間,貪汙的財物達數千萬錢,家中的良田、奴婢不計其數。桓帝大怒,下令將具瑗免官,貶為庶民,並冇收其全部家產。具瑗不堪受辱,在流放途中自殺身亡。
具瑗死後,左悺成了五侯中唯一的倖存者。可他並冇有因此收斂,反而更加貪婪。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左悺因勒索郡國官員財物達數百萬錢,被司隸校尉韓演彈劾。桓帝下令將左悺下獄,左悺知道自己難逃一死,在獄中自殺。
至此,曾經權傾朝野的“單超五侯”,全部退出了曆史舞台。他們或病死,或自殺,或被貶為庶民,無一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