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37章 鴉片戰爭烽火燃

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南海廣東海麵，一支由48艘艦船、4000餘名士兵組成的英國艦隊，正緩緩駛入珠江口外的伶仃洋。旗艦“威裡士厘號”上，英軍總司令懿律展開了英國政府的訓令：“迫使中國政府賠償鴉片損失，割讓通商口岸，承認英國在華特權。”（《英國議會檔案》）兩個月前，英國議會以微弱多數通過對華戰爭議案，這場因鴉片而起的衝突，終於從貿易爭端升級為武裝入侵。當炮聲在穿鼻洋響起時，清王朝自詡“天朝上國”的迷夢被轟然擊碎，中國近代史的第一頁，在硝煙與屈辱中被強行翻開。

1839年9月，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率先向政府遞交請願書，聲稱“中國禁菸導致英商損失200萬英鎊”，要求“采取強硬措施”。紡織業巨頭們則擔心“失去中國棉花市場”，聯名致函外交大臣巴麥尊，呼籲“用武力打開中國門戶”。

在議會辯論中，主戰派與主和派展開激烈交鋒。巴麥尊將林則徐的禁菸比作“對英國女王的侮辱”，宣稱“必須讓中國人明白，英國的利益不可侵犯”；支援戰爭的議員甚至編造“中國士兵虐待英商”的謠言，煽動民眾情緒。主和派議員格萊斯頓則痛斥：“這場戰爭是為了保護毒品貿易，是英國曆史上最不正義的戰爭！”（《英國議會辯論記錄》）最終，1840年4月，議會以271票對262票的9票優勢，通過了對華戰爭撥款案。

英國政府的戰爭目標遠超“賠償鴉片損失”，其秘密訓令明確要求：1.清政府賠償鴉片價款；2.割讓一處或數處沿海島嶼；3.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4.英國享有“領事裁判權”（即英國人在華犯罪，由英國領事審判）。這些條款暴露了殖民擴張的本質——鴉片隻是藉口，打開中國市場、掠奪殖民特權纔是真正目的。正如曆史學家馬士（H.B.Morse）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所言：“鴉片戰爭是英國為維護其商業霸權而發動的侵略戰爭，鴉片不過是恰好引發衝突的導火索。”

1840年6月，英國艦隊抵達廣東海麵，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此時的林則徐已在廣東經營海防半年有餘，形成了一套“以守為戰”的防禦體係：

海岸防禦體係以虎門為核心，從廣州至珠江口，共設三道防線：第一道為虎門口的沙角、大角炮台，配備大炮30餘門；第二道是虎門主陣地，靖遠、威遠、鎮遠三炮台呈品字形分佈，共有大炮100餘門，由水師提督關天培親自駐守；第三道為廣州附近的獵德、海珠炮台，作為縱深防禦。林則徐還招募了5000餘名漁民、疍戶組成“水勇”，配備火船、火罐，專門襲擾敵艦。

情報與心理戰方麵，林則徐編譯《澳門新聞紙》，及時掌握英軍動向；釋出《諭沿海居民》告示，懸賞“生擒英夷一名賞銀二十元，斬首一名賞銀十元”，鼓勵民眾參戰；甚至仿製西式戰船，嘗試“師夷長技”。他堅信“民心可用”，在給道光帝的奏摺中寫道：“粵省沿海百姓皆願效命，若英夷登陸，必遭群起而攻之。”（《林則徐集·奏稿》）

麵對廣東的嚴密防禦，懿律與義律（此時為副司令）決定避實擊虛。他們留下少量艦船封鎖珠江口，主力艦隊則於6月30日北上，目標直指浙江定海——這裡是清朝東南沿海的薄弱環節，且靠近漕運航線，便於施壓清廷。林則徐察覺英軍意圖，立即上奏“請敕沿海各省加強防備”，但道光帝此時仍認為“英夷不過小股騷擾，不足為慮”，僅諭令“沿海各省酌情防範，不必勞師動眾”。這種輕敵心態，導致沿海防務空虛，為英軍北犯創造了條件。

1840年7月4日，英軍抵達浙江定海（今舟山群島）。定海知縣姚懷祥登上城頭，看到的是“钜艦蔽海，炮口森然”的景象，而城內僅有清軍800餘人，大炮10餘門，且多為鏽蝕的舊炮。英軍派翻譯遞交照會，要求“交出定海縣城，否則開炮轟擊”。姚懷祥怒斥：“天朝領土，豈容爾等覬覦！”（《定海廳誌》）

7月5日淩晨，英軍發起進攻。“威裡士厘號”等四艘戰艦同時開火，定海炮台的清軍火炮射程不及英艦，很快被摧毀。清軍士兵雖奮勇還擊，但“鳥銃射程不過百米，弓箭難以穿透英夷鎧甲”，不到半天，城牆被炸開缺口，英軍陸戰隊登陸。姚懷祥率軍民巷戰，終因寡不敵眾敗走，投水自儘。典史全福、總兵張朝發戰死，定海縣城陷落——這是鴉片戰爭中清軍丟失的第一座縣城。

英軍占領定海後，犯下累累暴行：“焚掠官署民居，姦淫婦女，搶走糧食財物”（《中西紀事》），還強迫居民“繳納人頭稅”，否則“格殺勿論”。不到一個月，定海城內“屍橫遍野，瘟疫蔓延”，原本繁華的縣城淪為人間地獄。英國傳教士馬儒翰在日記中記載：“士兵們的搶掠毫無節製，這讓我為英國的聲譽感到羞恥。”

定海失陷的訊息傳到北京，道光帝終於意識到“英夷並非小股海盜”，立即下令“調福建、浙江、江蘇三省兵力，收複定海”，並將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革職查辦。但此時的清軍戰鬥力已經很弱：調往浙江的福建水師“戰船多為朽木，士兵未經訓練”；江蘇巡撫裕謙雖主戰，卻因“無可用之兵，無趁手之炮”而束手束腳。清廷的被動應對，讓英軍得以在定海站穩腳跟。

英軍在定海休整後，繼續北上。1840年8月，艦隊抵達天津大沽口，直逼京畿。道光帝慌了手腳，他擔心“英夷攻至北京”，一改之前的強硬態度，諭令直隸總督琦善“前往大沽口與英夷交涉，探明來意”。

琦善是典型的“妥協派”，他在與義律會麵時，將戰爭責任全推給林則徐：“林欽差禁菸操之過急，冒犯貴國，朝廷已已知曉，定會查辦。”（《籌辦夷務始末》卷十三）他還私下承諾“隻要英軍退回廣東，朝廷將重審鴉片案，賠償損失”。義律見琦善態度軟弱，便拋出《巴麥尊照會》，提出割地、賠款、通商等要求，聲稱“若不答應，便炮轟天津”。

琦善將照會呈送道光帝，卻故意淡化“割地”等苛刻條款，隻說“英夷不滿林則徐，求朝廷昭雪”。道光帝本就急於平息戰事，竟信以為真，下旨斥責林則徐“措置失當，輕啟邊釁”，命其“交部嚴加議處”，改派琦善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辦”。同時，道光帝諭令英軍“迅速南返，聽候辦理”，幻想通過妥協換取和平。

這種“戰而後和”的搖擺，暴露了清廷的昏聵。林則徐在被革職前，仍上書力諫：“英夷貪得無厭，妥協隻會助長其氣焰，唯有戰守方能保全疆土。”（《林則徐集·奏稿》）但道光帝已聽不進忠言，他在諭旨中寫道：“朕以仁治天下，豈容窮兵黷武？若英夷能悔罪，自當寬大處理。”這種對殖民侵略的認知匱乏，讓清廷在戰爭初期便陷入被動。

1840年11月，琦善抵達廣州。他一到任便全盤否定林則徐的防禦措施：下令遣散水勇，拆除珠江口的木排、鐵鏈，裁減炮台守軍，甚至將虎門炮台的部分大炮調往內地。他對屬下說：“英夷船堅炮利，不可與戰，唯有安撫方能了事。”（《夷氛聞記》）

義律見琦善撤防，立即撕毀“南返談判”的承諾，於1841年1月突然進攻沙角、大角炮台。守將陳連升（土家族）率600餘名士兵抵抗，他的兒子陳長鵬戰死，自己“身被數十創，仍揮刀殺敵”，最終力竭犧牲（《清史稿·陳連升傳》）。英軍攻占炮台後，將清軍屍體“剁成肉泥，填入炮口”，其殘忍令人髮指。

沙角之戰的慘敗，讓琦善驚慌失措，他連夜與義律簽訂《穿鼻草約》，私下答應割讓香港島、賠償鴉片煙價600萬銀元、開放廣州通商等條款。訊息傳出，朝野嘩然。道光帝得知琦善私割香港，怒斥“琦善無能誤國”，下令將其革職鎖拿，押解回京，同時任命奕山為靖逆將軍，調各省軍隊赴粵“進剿英夷”。

此時的廣東戰局已不可收拾。林則徐苦心經營的海防被琦善毀於一旦，英軍占據香港作為據點，隨時可進攻廣州。而清廷調派的“援軍”多為臨時招募的鄉勇，“不知槍炮為何物，見英艦開炮便四散奔逃”。正如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中感歎：“琦善撤防如撤藩籬，開門揖盜，廣東之禍，始於此矣。”

鴉片戰爭的前八個月（1840年6月—1841年2月），清軍一敗再敗，暴露了與英國的全方位差距：

軍事技術的代差最為明顯。英軍戰艦多為蒸汽動力，航速快、機動性強，配備的“阿姆斯特朗炮”射程達3000米，可擊穿清軍炮台的石牆；而清軍戰船仍是木質帆船，最大射程僅1000米，且“年久失修，遇風浪即搖晃”。虎門炮台的大炮雖有部分為“紅衣大炮”（仿明末西式火炮），但鑄造工藝落後，“彈丸與炮膛間隙過大，射程不及英艦一半”，開戰時常因“炮身過熱而炸裂”。

軍事製度的腐朽同樣致命。清軍實行“八旗+綠營”的世襲兵製，士兵“終身服役，老弱病殘充斥營中”；軍官多為世襲或捐納出身，“不知戰術為何物，隻會剋扣軍餉”。英軍則是職業化軍隊，士兵經過嚴格訓練，海戰、登陸作戰配合嫻熟，且有明確的指揮體係。定海之戰中，清軍“各自為戰，無人統一調度”，而英軍則“艦炮掩護，陸戰隊協同推進”，勝負早已註定。

外交認知的落後更顯可悲。清廷始終以“天朝上國”自居，將英軍視為“蠻夷作亂”，既不知英國的國力，也不懂國際慣例。琦善在談判中竟問義律：“貴國與俄羅斯是否接壤？”（《琦善奏稿》）；道光帝在諭旨中稱英女王“年幼無知，被臣下矇蔽”，幻想“曉諭英王，令其約束屬民”。這種對世界大勢的無知，使其無法製定有效的應對策略。

而英國方麵，通過戰爭初期的勝利，進一步摸清了清軍的虛實。義律在給巴麥尊的報告中寫道：“中國軍隊不堪一擊，隻需再施加壓力，便可獲得全部要求。”（《英國外交部檔案》）

1841年2月，奕山抵達廣州，此時的戰局已糜爛不堪。英軍在占據香港、虎門後，正準備進攻廣州城；而清軍援軍雖號稱“數萬人”，實則“能戰者不足三成”。奕山本人昏庸無能，到任後“不問軍務，隻知搜刮民財”，甚至迷信“鬼神助戰”，讓士兵佩戴“避炮符”。

與此同時，英國政府認為《穿鼻草約》所得利益太少，將義律召回，改派璞鼎查為全權代表，增派援軍，擴大戰爭。璞鼎查下令：“必須占領舟山、廈門、寧波、上海等地，迫使清政府簽訂正式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