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34章 旻寧繼位號道光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的夏天異常炎熱，嘉慶帝按慣例前往熱河避暑山莊秋獮。七月十八日，他從圓明園出發，皇次子旻寧、皇四子綿忻等隨行。途中，嘉慶帝“偶感暑氣”，但仍堅持處理政務。七月二十四日抵達山莊後，他的病情突然加重，“痰氣上壅，至夕益甚”（《清宣宗實錄》卷一）。次日傍晚，在煙波致爽殿的“西暖閣”，嘉慶帝溘然長逝。

帝王猝死往往引發權力真空，而嘉慶帝的情況尤為棘手——他生前未明確立儲。清代自雍正起實行“秘密立儲”製度，皇帝將繼承人名字寫在密詔上，一份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一份由皇帝隨身攜帶。但嘉慶帝猝死時，隨身密詔並未找到，隨行王公大臣頓時陷入恐慌。《嘯亭續錄》記載：“諸大臣倉皇無措，議請皇後定奪。”

此時，遠在京城的孝和睿皇後（嘉慶帝第二任皇後，旻寧非其親生）的反應成為關鍵。她接到奏報後，立即下旨：“皇次子旻寧，仁孝聰睿，著即繼位。”（《清列朝後妃傳稿》）這道懿旨化解了潛在的繼位危機——旻寧雖為嫡長子（生母孝淑睿皇後早逝），但皇四子綿忻也受嘉慶帝喜愛，皇後的表態徹底鞏固了旻寧的繼承權。

七月二十九日，旻寧在避暑山莊舉行繼位大典。當嘉慶帝的靈柩返回北京時，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的密詔也被找到，內容與皇後懿旨一致。

旻寧（1782—1850）出生於紫禁城擷芳殿，是嘉慶帝唯一存活的嫡子，自幼接受嚴格的皇家教育：“六歲入上書房，師從戴均元、汪廷珍，習經史，練騎射”（《清史稿·宣宗本紀》）。十歲時，他隨乾隆帝打獵，一箭射中梅花鹿，獲賜黃馬褂、花翎，乾隆帝喜讚：“此子必成大器。”

真正讓旻寧在朝野樹立威望的，是林清之變中的表現。嘉慶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眾攻入紫禁城，時為智親王的旻寧正在上書房，聽聞變亂後“鎮定自若，命侍衛取鳥銃、腰刀，登養心殿階下督戰”（《清宣宗實錄》卷一）。他親手擊斃兩名爬上宮牆的教眾，穩住了局勢。事後，嘉慶帝晉封他為“和碩智親王”，稱讚其“有膽有識，忠孝兼備”，並特賜“克敵寶槍”一杆，這實際上奠定了他的儲君地位。

旻寧的性格謹慎、節儉，甚至有些保守。他曾在府邸中親自栽種蔬菜，斥責屬下“濫用炭火”，還將民間流傳的《禦香縹緲錄》中“勤政愛民”的故事抄錄成冊，時時自省。但這種性格也有侷限——他缺乏開拓精神，對新事物持懷疑態度，這對他後來應對鴉片危機產生了深遠影響。

道光帝繼位時，清王朝已經日益衰敗。他在登基詔書中坦言：“國家承平百餘年，積弊漸生，民生多艱，朕當以實心行實政，力挽頹風。”（《清宣宗實錄》卷二）但擺在他麵前的，是難以收拾的爛攤子：

乾隆朝後期的奢靡揮霍與嘉慶朝的戰亂（白蓮教起義、天理教起義）耗空了國庫。嘉慶末年，戶部存銀僅兩千餘萬兩，不及乾隆中期的十分之一。而河工、漕運、賑災等常年支出卻有增無減，道光帝不得不下令“宮中用度削減三成”，甚至停用熱河避暑山莊的修繕工程，“以節糜費”（《清會典事例》）。

儘管嘉慶帝誅殺和珅、整頓吏治，但“貪墨之風”並未根治。地方官員“以苛捐雜稅中飽私囊，遇災荒則虛報災情，侵吞賑款”（魏源《聖武記》）。道光初年，漕運官員“每石漕糧加收‘浮費’三兩，民不堪命”，而京官則盛行“冰敬”“炭敬”（官場行賄的雅稱），連林則徐都在書信中感歎：“官場陋習，如痼疾難醫。”

當時人口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多增長到道光初年的近四億，但耕地增長有限，“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銳。加上災荒頻發（道光元年至十年，黃河決口七次，南方水旱不斷），流民數量激增。

更隱蔽卻致命的危機，是鴉片流毒的蔓延。自乾隆末年起，英國東印度公司通過廣州十三行向中國走私鴉片，至道光初年，每年輸入量已達數千箱。鴉片不僅導致白銀大量外流（每年約數百萬兩），更嚴重損害國民身心健康，“上至官僚縉紳，下至販夫走卒，吸食者日眾，國力漸衰”（黃爵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

道光帝繼位之初，確有革新之誌。他以“鹹與維新”為口號，推出一係列舉措：

整頓吏治是首要任務。他將嘉慶朝因“曠職”被革職的官員一律起複，要求“各衙門清厘積案，不得推諉”；嚴懲貪腐，道光二年（1822年），查處漕運總督蔣攸銛“縱容下屬勒索”案，將其降職，震動朝野。他還親自召見地方官員，告誡“爾等當思百姓不易，勿負朕望”（《清宣宗實錄》卷十五）。

節儉風氣的倡導最為人稱道。道光帝以身作則，“禦膳每日不過四菜，龍袍破了則縫補後再穿”，甚至規定“宮中不得使用錦繡，禁用金銀器皿”。他還下令裁撤內務府冗餘人員，削減各省貢品，“歲省數十萬兩”。但這種節儉有時流於形式——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為皇後舉辦葬禮，仍耗費白銀二十萬兩，民間諷刺：“皇帝補衣，百姓剝皮。”

治河與漕運改革是務實之舉。道光帝重用林則徐等能臣，治理黃河、淮河，“疏浚河道，加固堤壩”；嘗試“漕糧海運”，由上海雇商船運糧至天津，減少漕運損耗與腐敗，“試行三年，省銀百餘萬兩”（《清史稿·食貨誌》）。

然而，這些舉措未能觸及根本。道光帝缺乏製度性變革的魄力，對“捐納製度”（賣官鬻爵）等核心弊病視而不見；他信任的大臣如曹振鏞，奉行“多磕頭，少說話”的為官之道，壓製了改革聲音。正如史學家孟森所言：“宣宗之治，有苟安之心，無振作之誌，雖躬行節儉，終難挽頹勢。”

道光帝繼位時，鴉片走私已成為心腹大患。道光元年，他便下旨“嚴禁鴉片輸入，查拿煙販”，但成效甚微。原因在於：英國商人通過賄賂廣東官員，將鴉片從“十三行”轉移至澳門、黃埔等地秘密交易；沿海官員“得賄包庇，視禁令為具文”；國內吸食者眾多，形成龐大的消費市場。

道光六年（1826年），廣東巡撫李鴻賓奏報：“每歲鴉片輸入約萬餘箱，白銀外流數百萬兩，粵省錢荒日甚。”（《籌辦夷務始末》）道光帝震怒，將李鴻賓革職，任命阮元為兩廣總督，嚴查鴉片。阮元采取“堵源截流”策略，查獲鴉片數千箱，但因英國商人勾結海盜，走私活動轉入地下，反而更為猖獗。

此時的道光帝，尚未意識到鴉片問題的嚴重性。他將禁菸不力歸咎於“官員懈怠”，卻未能看清背後的殖民擴張本質。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黃爵滋上書“請嚴禁鴉片，重治吸食者”，林則徐也奏報“鴉片流毒天下，若猶泄泄視之，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道光帝才下定決心展開大規模禁菸——而這，已距他繼位過去了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