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31章 紅樓問世傳天下

曹雪芹的先祖曹錫遠本是明末邊將，後歸降清廷，入正白旗包衣（清代八旗製度下世代服役於皇室或貴族的奴仆群體）。康熙朝時，祖父曹寅任江寧織造，兼管兩淮鹽課，一時權傾東南。江寧織造雖為五品官，卻因直接承辦皇室綢緞、采辦貢品，成為皇帝在江南的“耳目”。曹寅母孫氏曾為康熙乳母，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駐蹕（帝王出行時停留暫住）曹家，可見恩寵之盛。

彼時的江寧織造府，正如《紅樓夢》中“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的榮國府，是秦淮河邊最耀眼的明珠。曹寅工詩善畫，廣交名士，府中藏書萬卷，宴飲不斷。曹雪芹生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自幼在這“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中長大，見慣了“琉璃世界白雪紅梅”的精緻，也識得“珍珠如土金如鐵”的奢華。

然而，富貴終難長久。康熙晚年，曹家因多次接駕耗資巨靡，加上鹽課虧空，早已債台高築。雍正繼位後，嚴查虧空，曹家首當其衝。雍正五年（1727年），曹雪芹父親曹頫（fǔ）被革職抄家，“江寧織造衙門左側萬壽庵內，抄出鍍金傢夥、綢緞、洋貨等物”（《雍正朝起居註冊》），全家被押解回京。此時曹雪芹年僅十三歲，一夜之間，從錦衣玉食的公子，淪為“舉家食粥酒常賒”（敦誠《贈曹雪芹》）的寒士。

在黃葉村的茅屋裡，曹雪芹常對著殘燈回憶往昔：“曾曆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紅樓夢》第一回）這裡的“真事”，正是曹家從“赫赫揚揚，已將百載”到“忽喇喇似大廈傾”的全過程。他筆下的金陵十二釵，多有現實原型：林黛玉的敏感孤高，似曾映照江南才女的影子；薛寶釵的世故圓融，暗合官宦世家女子的生存智慧；而王熙鳳的精明狠辣，更讓人想起那些在家族興衰中掙紮的管家婦。

《紅樓夢》的創作，是曹雪芹對苦難的反抗。從乾隆初年開始，他在北京西郊“蓬牖茅椽（péngyǒumáochuán，用蓬草編的窗戶，用茅草做的椽子，形容住所簡陋），繩床瓦灶”的環境中，開始了“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的著書生涯。

他常與好友敦敏、敦誠兄弟往來。敦敏在《芹圃曹君彆來已一載餘矣》中寫道：“不如著書黃葉村，日煮希夷（指清淡的飲食）飯一盂。”可見其生活清貧，卻始終未輟筆耕。相傳他創作時，常與一位被稱為“脂硯齋”的評者互動——此人或為其親友，熟悉曹家舊事，在批語中屢屢點出“真有是事”“此語猶在耳”。脂硯齋的評語，不僅是對文字的註解，更成了曹雪芹修改的重要參考。如庚辰本第二十二回，脂硯齋批曰：“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歎歎！”可知曹雪芹臨終前仍在修改，全書並未完稿。

乾隆朝文字獄之酷，遠超康雍。呂留良案（見第三十四章）後，“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龔自珍語）成了文人常態。曹雪芹卻偏要“借兒女之真情，發政治之感慨”，其勇氣可想而知。他將官場腐敗藏於“賈雨村亂判葫蘆案”，將家族內鬥隱於“抄檢大觀園”，將禮教虛偽寫進“薛寶釵出閨成大禮”，字字皆有深意，卻又“假語村言”，讓人抓不住把柄。

這種“藏”與“露”的平衡，成就了《紅樓夢》的獨特魅力。正如戚蓼生（清代官員，《紅樓夢》早期評點者）在序中所言：“吾聞絳樹（古代傳說中的善歌女子）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黃華（即菊花）二牘，一詠史，一抒懷。其聲其情，讀者靜言思之，俱可通也。”

《紅樓夢》之所以不朽，在於它以一家寫天下，以人情映世情。全書以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愛情悲劇為主線，串聯起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鋪開了一幅乾隆盛世下的社會全景圖。

在政治維度，它揭露了官僚體係的腐朽。賈雨村靠賈府勢力複官，明知甄英蓮（香菱）是恩人之女，卻為討好“四大家族”而“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第四回）。這種“護官符”現象，正是乾隆朝官場“結黨營私、貪贓枉法”的縮影。當時的兩江總督尹繼善曾奏報：“地方官往往瞻顧情麵，畏避權勢，以致案件拖延，冤屈難伸。”（《清高宗實錄》卷三百二十一）與書中描寫如出一轍。

在社會層麵，它展現了階級壓迫的殘酷。金陵十二釵中，晴雯“心比天高，身為下賤”，最終被誣陷逐出賈府，含恨而死；香菱被拐賣為妾，受儘折磨，“平生遭際實堪傷”。這些丫鬟的命運，映照著清代奴婢製度的黑暗。據《大清律例》，奴婢“身家繫於主家”，主人可隨意買賣、責罰，甚至“過失殺奴婢，勿論”。曹雪芹對她們的同情，遠超同時代文人的侷限。

更深刻的是對人性的洞察。薛寶釵深諳“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禮教規範，卻在詩社中展露才華；王熙鳳毒設相思局、弄權鐵檻寺，卻也有“哭向金陵事更哀”的淒涼。正如王希廉（清代紅學家）所言：“《紅樓夢》寫人，無一正派，無一反派，皆不過是平常人耳。”這種對人性複雜性的理解，讓百年後的讀者仍能從中看見自己的影子。

《紅樓夢》最初以抄本形式流傳，名為《石頭記》，每部售價數十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後，京城士大夫家中多有傳抄，“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程偉元《紅樓夢序》）。

但因其“大旨談情”，又暗含對禮教的批判，很快引起官方警惕。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西巡撫海成奏請禁燬“淫詞小說”，雖未明提《紅樓夢》，但此後抄本流傳漸趨隱蔽。有記載稱，某官宦家藏抄本，“閱至數卷，怒曰：‘此誨淫之書也！’遂付之火”（陳其元《庸閒齋筆記》）。

儘管屢遭禁燬，《紅樓夢》的傳播卻從未停止。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書商程偉元與文人高鶚將抄本整理刊刻，補寫後四十回，定名《紅樓夢》，是為“程甲本”；次年又修訂刊行“程乙本”。這兩個刻本的問世，讓《紅樓夢》從文人圈層走向民間，甚至傳入宮中。據《清稗類鈔》記載，慈禧太後“尤愛讀之，累諭南書房供奉代為評點”。

而民間對《紅樓夢》的癡迷，更催生出各種“紅學”雛形。道光年間，張新之評點《紅樓夢》，認為其“隱寫《大學》《中庸》之道”；光緒年間，王夢阮提出“順治帝與董鄂妃”說。這些解讀雖多穿鑿，卻足見此書影響之深。

曹雪芹離世，大約是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年僅四十餘歲。他未能看到自己的著作如何傳遍天下，更未料到它會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

《紅樓夢》問世的時代，正是乾隆朝由盛轉衰的拐點。表麵上“康乾盛世”仍在延續，國庫充盈，疆域遼闊；實則吏治腐敗、民生凋敝、思想禁錮。而書中“盛筵必散”的感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結局，恰似對這個王朝命運的預言。

百餘年後，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寫道：“《紅樓夢》者，悲劇中之悲劇也。其美學價值，在其示人生之真相。”這種“真相”，既是曹家的興衰史，也是乾隆盛世的另一麵鏡子——它照見了禮教的虛偽，照見了人性的掙紮，照見了所有繁華終將歸於虛無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