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27章 紀昀才思伴君王

雍正二年（1724年），直隸河間府獻縣（今河北滄州）的紀氏家族迎來一個男嬰，父親紀容舒為其取名“昀”，字“曉嵐”，寄寓“光明磊落、文思清朗”之意。誰也未曾想到，這個孩子日後會成為乾隆朝最負盛名的文人，以一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光耀千古，更以詼諧才思伴君左右，成為清宮軼事中繞不開的傳奇。

紀氏是河間望族，自明末以來“代有聞人”，紀容舒官至雲南姚安知府，工於考據，著有《唐韻考》等書，家風重“讀書明理，學以致用”。紀昀自幼聰慧，“目下十行，過目成誦”，七歲便能作詩，十二歲隨父入京，師從著名學者董邦達，學業日進。乾隆八年（1743年），十九歲的紀昀應順天府鄉試，以第一名中舉，時人驚歎“河間神童，名動京華”（《獻縣誌·紀昀傳》）。

然而他的科舉之路並非一帆風順。乾隆十二年（1747年）會試，紀昀因“對策過於鋒芒，不合程式”落第，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才考中進士，列二甲第四名，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從此踏入仕途。這段經曆讓他深知“才華需藏鋒，文章合時宜”，為日後在乾隆朝的處世風格埋下伏筆。時任主考官劉統勳曾對人言：“紀昀才思敏捷，然欠沉潛，若能磨礪，將來必為棟梁。”（《清史稿·紀昀傳》）

翰林院的十年，是紀昀積累學識、熟悉官場規則的關鍵時期。他曆任編修、左春坊左庶子、福建學政等職，以“學問淵博，處事公允”著稱。在福建學政任上，他整頓科場積弊，“革除請托，嚴防舞弊”，所取士子多為寒門才俊，當地百姓稱頌“紀公持文衡，閩地文風振”（《福建通誌·名宦傳》）。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紀昀因父親去世丁憂返鄉，卻意外捲入一場官場風波。其姻親、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因“虧空鹽引”獲罪，紀昀事先得知訊息，用“鹽案虧空，查抄在即”的暗語通風報信，事發後被革職流放烏魯木齊。這段流放生涯雖艱苦，卻讓他眼界大開，“遍曆天山南北，訪西域風情，觀邊塞軍民疾苦”，寫下《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其中“戍樓西北望天山，九月霜風草樹斑”等句，展現出與此前不同的沉雄氣象（《紀文達公遺集》卷一）。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紀昀被召回京師，複任翰林院編修。此時恰逢清廷醞釀纂修《四庫全書》，大學士劉統勳深知其才，力薦“紀昀博通典籍，尤長目錄之學，可當總纂之任”。乾隆帝召見時，紀昀對答如流，談及曆代典籍源流，“援據精當，條理清晰”，龍顏大悅，當即任命其為《四庫全書》總纂官，從此開啟了他“以文伴君”的政治生涯。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館開館後，紀昀成為實際主持者。麵對“古今圖書，浩如煙海”的局麵，他製定了一套精密的編纂流程：先分類校勘，再撰寫提要，最後統一潤色，“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體例之異同，子集支派之原委，莫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清史稿·紀昀傳》）。

他的工作之繁重超乎想象。據館中檔案記載，紀昀每日“卯時入館，酉時方歸”，平均審閱書籍二十餘種，撰寫提要數千字，往往“夜漏三下，猶篝燈改訂”。對於有爭議的典籍，他必“博考眾說，折中至當”，如對《孟子》一書，既肯定其“仁義之道，為萬世準則”，又指出“宋儒附會之說，非孟子本意”，體現出嚴謹的考據精神。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撰寫是紀昀最傑出的貢獻。這部二百卷的巨著，為三千四百餘種書籍撰寫了提要，“每書先列作者爵裡，次考書之內容，再論其得失，終定其存廢”，不僅是目錄學的巔峰之作，更蘊含著豐富的學術思想。他在《總目提要·凡例》中強調：“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徒為甲乙之次，實欲明聖學之旨。”這種將學術與思想引導相結合的編纂理念，深得乾隆帝讚賞。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部《四庫全書》告成，紀昀因功升侍讀學士，賞戴花翎。乾隆帝在乾清宮設宴嘉獎，親賜紀昀“敏而好學”匾額，稱讚其“綜覽古今，博辨洽聞，實為一代儒宗”（《清高宗實錄》卷一千一百五十七）。

紀昀能在乾隆朝長期得寵，不僅因其學識，更因其獨特的“詼諧侍君”之道。乾隆帝雖崇尚文治，卻性情嚴苛，大臣稍有不慎便可能獲罪，而紀昀總能以幽默化解危機，既不失君臣之禮，又儘顯才思敏捷。

據《嘯亭雜錄》記載，一次乾隆帝在熱河行宮看書，見“朕”字被誤寫為“予”，勃然大怒，質問紀昀：“此書乃你校勘，為何錯字未改？”紀昀從容答道：“聖上明鑒，此字非錯。書中所言乃‘匹夫之誌’，故用‘予’字；若論天子之誌，則必用‘朕’字。臣見聖上近日以匹夫之心憂天下，故未敢擅改。”一番話既解了錯字之過，又頌揚了皇帝勤政，乾隆帝轉怒為喜，笑道：“朕知你善辯，今日又被你繞過去了。”

他的詼諧並非油滑，而是暗含諷喻。乾隆晚年好大喜功，多次南巡耗資钜萬，紀昀借編書之機，在《南巡盛典》提要中寫道：“巡狩之舉，本為察民情、觀吏治，若過於奢靡，則失本意。”乾隆帝看後雖未明言，卻在後續南巡中有所收斂。這種“以文進諫”的方式，比直言抗爭更易被接受。

一次乾隆帝命他為和珅新落成的府第題字，和珅想藉機炫耀，紀昀卻題“竹苞”二字。和珅以為是“竹林繁茂”之意，欣然懸掛。後乾隆帝見之，笑道：“此乃紀昀罵你‘個個草包’也！”和珅雖惱，卻因紀昀題字巧妙而無法發作（《清稗類鈔·詼諧類》）。這種不卑不亢的態度，讓他在複雜的官場中始終保持清名。

作為學者，紀昀恪守“實事求是”的考據傳統。他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雖有政治審查的侷限，但在學術校勘上堪稱典範。對《說文解字》的整理，他“博考鐘鼎銘文，參校唐宋類書”，糾正了曆來傳抄的數百處錯誤；對《水經注》，則“以酈道元原文為綱，刪汰後世附會之說”，使這部古籍恢複原貌。其私人著作《閱微草堂筆記》，雖多記狐鬼故事，實則“借鬼狐喻人事，以因果勸世風”，體現出儒者的社會關懷。

作為官員，他始終堅守“清廉奉公”的原則。任都察院左都禦史時，他彈劾貪官汙吏毫不留情，曾參倒陝甘總督勒爾謹等多名高官，有“紀青天”之稱。晚年任禮部尚書，主管科舉，“杜絕請托，唯纔是舉”，嘉慶帝曾回憶：“朕幼年就讀，聞紀公典試，所取多寒士，士林皆服其公。”（《清仁宗實錄》卷三十五）

他的處世哲學集中體現在《紀氏家訓》中：“事君者，當忠而不諛；為學者，當博而不雜；待人者，當誠而不欺。”這種平衡之道，讓他在乾隆朝曆經風波而不倒，最終官至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成為“文章、功業、聲名”三不朽的典範。

嘉慶十年（1805年）二月，八十二歲的紀昀病逝於京師。嘉慶帝聞訊震悼，親賜祭葬，諡號“文達”，取“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施而有政，行而有節，是以謂之達”之意（《清史稿·禮誌》）。

紀昀的一生，與《四庫全書》緊密相連。這部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因他的主持而條理分明；而他也因這部書，成為“通儒”的代名詞。清代學者洪亮吉評價：“先生於學無所不通，自經史子集至醫卜星算，皆能言之成理，其《四庫提要》一書，萃千古之文獻，定百家之是非，可謂集目錄學之大成。”

更深遠的影響在於他展現的文人風骨。在文字獄盛行的乾隆朝，紀昀既未像呂留良那樣以死抗爭，也未像和珅那樣同流合汙，而是以“詼諧為外衣，堅守為內核”，在文化傳承與政治壓力間找到平衡。他的《閱微草堂筆記》中曾寫道：“天下之事，唯其有瑕，方顯其真；唯其有節，方顯其重。”這或許正是他一生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