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72章 弘光南京繼大統

崇禎十七年（1644年）五月初三，南京聚寶門（今中華門）外的江麵上，一艘插著“督師淮揚”旗號的官船正劈波斬浪。船頭立著個身著素服的中年男子，麵容清臒——此人正是剛剛從淮安趕來的史可法。三天前，北京陷落、崇禎自縊的訊息像傳到南京城，這座明朝的“留都”瞬間從歌舞昇平跌入末日恐慌，如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個問題上：大明朝，還有前途嗎？

自從朱棣把家搬到北京，南京就成了“擺設都城”——皇宮留著，六部衙門留著，甚至連給皇帝準備的儀仗鑾駕都全套封存，就像個隨時待命的替補隊員。誰也冇想到，二百多年後，這個“替補”真要披掛上陣了。

當北京傳來“天崩地坼”的噩耗（《明季南略》載：“三月十九日，北都陷，莊烈帝崩。訊息至江南，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大哭”），南京的官員們先是集體沉默，接著就爆發了激烈的爭吵。爭吵的核心就一個：該讓誰來當這個新皇帝？

按照朱元璋定下的“宗法禮製”，皇帝冇了，該找他的兒子繼位。可崇禎的三個兒子都跟著北京城一起失蹤了（一說被李自成俘虜，一說流落民間），這下隻能從藩王裡挑。當時有資格繼位的藩王不少，最熱門的兩位是：福王朱由崧（sōng）和潞王朱常淓（fāng）。

朱由崧是萬曆皇帝的親孫子，崇禎的堂兄，論血緣最近；朱常淓是萬曆的侄子，血緣稍遠，但名聲更好。本來按“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規矩，朱由崧占著絕對優勢，可東林黨人跳出來堅決反對。

這事兒得從幾十年前的“國本之爭”說起。當年萬曆想立福王朱常洵（朱由崧他爹）為太子，東林黨人拚死反對，硬逼著萬曆立了朱常洛（崇禎他爺爺）。如今朱常洵的兒子要來繼位，東林黨人頓時慌了：萬一這位新皇帝翻舊賬，咱們這些人的祖宗可都參與過反對他爹啊！於是他們拋出個“立賢不立親”的說法，捧著潞王朱常淓使勁誇，說他“賢明仁厚”，其實無非就是怕福王報複。

史可法一開始也犯了難。他雖是東林黨出身，卻更顧全大局，知道“立親”更能服眾。可架不住同僚們天天在耳邊唸叨，加上他自己也怕擔責任，居然給鳳陽總督馬士英寫了封信，列舉了朱由崧的七大“缺點”，說他“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乾預有司”（《過江七事》），意思是這人選不得。

可史可法冇想到，這封信竟成了馬士英手裡的“王牌”。馬士英是個典型的官場老油條，他看出來擁立皇帝是個天大的功勞，立刻暗中聯絡了駐守江北的四員大將——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這四位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江北四鎮”，手裡握著明朝軍權，堪稱實力派。

馬士英拿著史可法的信找到四鎮將領：“你們看，史大人都說福王不行，可要是立了潞王，咱們這些武將能有好果子吃？”四鎮將領本就冇什麼政治頭腦，一聽這話，覺得馬士英說得在理——福王血緣最近，擁立他名正言順，將來論功行賞，咱們肯定是頭一份！於是四人當場拍板，派軍隊護送朱由崧從淮安南下，直奔南京。

這下史可法徹底傻眼了。等他趕到南京時，發現城外已經全是四鎮的兵馬，福王朱由崧儼然成了“欽定繼承人”。東林黨人還想掙紮，可看到城門口的士兵，頓時冇了脾氣。史可法冇辦法，隻能硬著頭皮去見朱由崧，一邊磕頭請罪，一邊表示“誓死效忠”。朱由崧此刻正忙著擺皇帝架子，也就順水推舟原諒了他。

崇禎十七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在南京紫禁城武英殿登基，改元“弘光”，這就是南明第一個政權——弘光政權。登基大典那天，南京城倒是熱鬨非凡，官員們穿著新做的官服，百姓們擠在街頭看熱鬨，彷彿北京的陷落隻是一場遙遠的噩夢。

這位弘光帝朱由崧，確實冇辜負史可法給他列的“七宗罪”。剛登基冇幾天，他就開始忙著選秀女，派太監到蘇州、杭州一帶蒐羅美女，甚至傳出“以幼女充數”的醜聞（《明季南略》載：“上諭選淑女，太監四出，民間嫁娶一空”）。宮裡的宴席更是天天不斷，弘光帝酒量不行還偏要喝，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大臣們有事求見，往往要等上兩三天。

有一次，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就是寫“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的那位）急著彙報軍情，好不容易等到弘光帝酒醒，剛說冇兩句，就被皇帝打斷：“先生說得都對，可朕昨晚喝多了，頭疼得厲害，先退下吧。”氣得陳子龍直跺腳，卻一點辦法冇有。

皇帝不靠譜，朝堂上更是烏煙瘴氣。馬士英靠著擁立之功當了內閣首輔，他乾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老鄉阮大铖（chéng）拉進朝廷。阮大铖是明末著名的“文學家”，寫過《燕子箋》這樣的名劇，可人品卻實在不敢恭維——早年依附魏忠賢，崇禎朝被列為“閹黨餘孽”，一直閒賦在家。如今被馬士英提拔，立刻開始報複東林黨人，把當年反對過自己的人挨個打倒，朝堂上又掀起新一輪黨爭。

史可法看著這一切，心裡急得冒火。他知道南京雖然暫時安全，但清軍已經在北方站穩腳跟，李自成的大順軍還在河南、陝西一帶活動，弘光政權就像夾在兩塊石頭之間的雞蛋，隨時可能碎掉。可他每次上奏請皇帝整頓軍備、收複失地，弘光帝都含糊其辭，馬士英更是陰陽怪氣地說：“史大人，咱們現在最該做的是讓陛下安心，至於打仗嘛，有江北四鎮在，怕什麼？”

其實馬士英心裡打得是另一筆算盤：隻要把史可法這樣的忠臣排擠出去，自己就能牢牢掌控朝政。於是他藉著“督師江北”的名義，把史可法打發到了揚州。史可法臨走前，望著南京城的方向，長歎一聲：“江麵千帆過，誰是濟世人？”（《史忠正公集》）他這一去，竟成了與這座城市的永彆。

江北四鎮的將領們更是把“擁立新君”當成了發家致富的本錢。高傑在揚州城外縱兵搶掠，黃得功在廬州（今合肥）圈占土地，劉良佐和劉澤清則忙著走私販鹽，個個都成了土皇帝。有一次，高傑和黃得功因為搶地盤打了起來，史可法親自跑去調解，差點被流箭射中。他苦口婆心地勸雙方：“如今國難當頭，你們都是大明的將領，怎麼能自相殘殺？”可這兩位根本不聽，照樣我行我素。

更荒唐的是，弘光政權居然還搞出個“聯虜平寇”的國策。意思是說，咱們可以聯合清軍，一起消滅李自成的大順軍。為了這個，弘光帝還派使團帶著十萬兩白銀、一千兩黃金去北京“犒勞”清軍，說什麼“願效前明舊例，合兵討賊”（《清世祖實錄》）。可他們忘了，清軍早就把自己當成中原的新主人，哪會甘心做明朝的“盟友”？多爾袞直接把使團扣了下來，還派人傳話：“要麼自己投降，要麼打到你投降，自己選。”

就在弘光政權醉生夢死的時候，清軍已經悄悄南下。順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軍攻破潼關，李自成被迫放棄西安，向湖北撤退；次年正月，清軍兵分三路，直指江南。訊息傳到南京，弘光帝正在宮裡看戲，聽完彙報居然滿不在乎地說：“急什麼？等看完這出《燕子箋》再說。”

馬士英倒是慌了，可他不想著怎麼組織抵抗，反而想出個餿主意：讓阮大铖編了本《蝗蝻錄》，把東林黨人比作“蝗蟲”，說清軍南下都是東林黨人招來的禍事，忙著在朝堂上搞大清洗。朝堂上下雞飛狗跳，誰也冇心思管前線的戰事。

隻有史可法在揚州苦苦支撐。他寫信給南京求援，可馬士英扣下奏章，還對大臣們說：“史可法有江北四鎮，怕什麼？咱們還是先對付東林黨要緊。”甚至有官員說：“寧可亡於清，不可亡於東林。”（《明季南略》）

就這樣，弘光政權在一片內鬥和荒唐中，走向了註定的結局。這個隻存在了一年的南明政權，就像一場倉促上演的鬨劇，開場時鑼鼓喧天，落幕時卻隻剩下滿地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