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14章 編纂大典聚鴻儒

永樂五年（1407年）深秋，南京文淵閣，翰林院編修王洪抱著一摞從民間征集來的孤本，踩著枯葉匆匆穿過長廊，忽聞閣內傳來一陣爭執聲。他停住腳步，隱約聽見有人拍著案幾喊道：“此等俚俗醫方也配入典？辱冇聖賢！”另一人則冷笑迴應：“《大典》要收天下書，豈能因閣下偏見斷了民間智慧？”

這正是《永樂大典》編纂時的尋常一幕。這場始於永樂元年（1403年）的浩大文化工程，在解縉、姚廣孝先後主持下，以驚人的規模鋪展。據《明太宗實錄》記載，參與編修的學者多達三千餘人，他們從全國征集的圖書“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采，彙聚群分”（上自遠古時期，下至當代，廣泛蒐集，大量采集，將各種書籍彙聚起來分門彆類），最終要編成一部“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包含宇宙般廣闊的內容，彙總貫通古往今來的異同之處）的超級典籍。

據翰林院典籍李至剛記載，永樂二年解縉領編修之職，立即召集了百餘名學者。某日朱元璋忌辰，朱棣臨時要求查閱曆代帝王祭祀禮儀，解縉帶著三名助手，從已蒐集的文獻中摘編出五十卷書稿，連夜謄清呈上。《明史·解縉傳》載“帝覽甚喜，賜名《文獻大成》”，但朱棣很快發現這部初稿“尚多未備”（還有很多內容冇有收錄完備），這才決意擴大規模，讓姚廣孝這位“黑衣宰相”牽頭重修。

南京聚寶門內的編修總部，成了當時天下最熱鬨的文化集市。各地送來的書籍堆積如山，有世家大族祖傳的宋刻本，有寺觀珍藏的手抄經卷，甚至有走方郎中秘不示人的藥方。負責校勘的陳濟是個出了名的書癡，據說他能“目覽千言，過目不忘”（一眼能看上千字，看過之後就不會忘記），某次發現兩部《論語》注本對“仁”字的釋義相左，竟抱著書在庫房裡鑽研三天，直到從東漢鄭玄的殘卷中找到佐證才肯罷休。

蘇州府學教授陳繼曾在回憶錄中寫道，永樂四年春天，他奉命整理宋代方誌，在一堆蟲蛀的卷宗裡翻出蘇軾親筆批註的《吳郡誌》。訊息傳到宮中，朱棣當夜就派內侍來借閱，三天後歸還時，扉頁上多了一行禦筆：“此等真跡，當與典冊同傳。”後來這部手稿果然被完整錄入《大典》，可惜如今已無蹤跡。

編修們來自天南海北，脾氣學問各異。浙江學者王偁（chēng）專精天文曆法，卻總在膳食上挑剔，說南京的水“硬如寒鐵，煮茶煞風景”。福建籍的林環便每日從秦淮河挑水給他，兩人常因“月食成因”爭得麵紅耳赤，轉頭又一起校訂《授時曆》。

最轟動的是“佛道辯論”。永樂五年端午，負責釋藏（佛教典籍）的一如法師與主持道藏（道教典籍）的冷謙在宴席上爭執起來，一如說道教“煉丹求仙，純屬虛妄”，冷謙當即取來丹砂（shā）、硫磺演示，說“此非虛妄，是未得真傳”。最後還是姚廣孝出麵調和：“大典納百家言，何必爭高下？”這段趣事被寫入《翰林記》，爭論歸爭論，兩人後來合作校訂了《抱樸子》。

民間流傳最廣的，是藥學家樓英的故事。這位浙江名醫被征召時，帶了一箱子草藥標本，說要“讓典籍認得百草”。某次編修《本草》部分，有人質疑他收錄的“斷腸草解毒方”太過險僻，樓英當場找來斷腸草（實為鉤吻），說“我親身試過”——原來他年輕時曾用此方救活過誤服毒藥的樵夫。這段經曆後來被詳細記入《大典》“醫術”門，可惜原卷已佚。

朱棣對《大典》的進度異常上心，每月都要召見姚廣孝詢問。據《明實錄》記載，永樂六年夏日，他翻閱剛編成的“禮”字部，發現遺漏了元朝郊祀（sì）製度，當即把解縉叫來訓斥：“元人雖為胡虜，禮俗亦有可取者，為何不錄？”解縉辯解稱“恐汙聖目”，朱棣卻拍著案幾說：“朕要的是全史，不是粉飾太平的小冊子！”

為了蒐集珍本，朝廷下了血本。江西臨江府有位藏書家，藏有孤本《太平寰宇記》，地方官多次索要都被拒絕。朱棣聽說後，竟派鄭和船隊從蘇州運去兩船絲綢交換，還親筆題寫“書香世家”匾額。這件事被寫入《菽園雜記》，說那家人後來主動獻書三百餘卷，“皆宋刻善本”。

編纂過程中，最棘手的是處理“違礙”內容。明初對元人著作多有忌諱，有人建議刪去《元史》中“貶明”的段落，姚廣孝卻堅持“如實收錄”。他對編修們說：“是非功過，自有後人評說，我們隻需儲存原樣。”這種態度讓《大典》得以保留許多珍貴史料，比如南宋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原本多有散佚，全靠《大典》收錄才得以傳世。

永樂六年（1408年）冬，這部巨著終於定稿。據《明史》記載，全書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光謄抄就用了兩千名書手，耗費墨汁三十多萬斤。成書那日，姚廣孝率全體編修在文淵閣前焚香告天，朱棣親自撰寫序言，說此書“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上自遠古，下至近代，經史子集，諸子百家的著作，乃至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等方麵的言論，都完備地輯錄成一書，不嫌繁多）。

翰林院編修梁潛在給友人的信中描述了定稿夜的盛況：“燈籠如星，燭淚成河，諸公校對至雞鳴，忽有老吏哭出聲——此人隨編修三年，家中來信說幼子夭折，竟未敢告假。”姚廣孝當即奏請朝廷厚恤，朱棣聽說後，特賜“忠孝兩全”匾額。

這部空前絕後的典籍，原本藏在南京文淵閣，遷都北京後移至紫禁城文樓。可惜歲月無情，嘉靖年間宮中失火，幸虧朱厚熜（cōng）命人連夜搶救，才免予焚燬。但到了清代，《大典》屢遭厄運，如今存世的不足原書百分之四。每當學者們在海外圖書館見到那些泛黃的殘卷，應該會想起永樂年間那群寒夜校書的儒士。

就像編修王洪在《大典》序跋中寫的：“紙墨有儘，文脈無窮。”那些在南京聚寶門內爭論過、歡笑過、歎息過的身影，早已化作曆史塵埃，但他們守護的知識火種，終究冇有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