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6章 砸缸少年司馬光

北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在陝州夏縣（今屬山西）涑水鄉的一處宅院裡，一聲嬰兒的啼哭劃破了清晨的寧靜。這家的主人叫司馬池，時任光州光山令，此刻他正焦急地在屋外踱步，聽到屋內穩婆報喜“生了個公子”，這位年近不惑的官員長舒一口氣，臉上露出了難得的笑容。他給這個兒子取名為“光”，字君實，這便是後來名震天下的司馬光。

要說起這司馬家，那可是頗有淵源。其先祖本是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曆經數百年滄桑，家族雖不複當年宗室之盛，卻也世代為官，書香傳家。司馬池本人更是以清正廉潔著稱，《宋史》中說他“性仁厚，篤於宗族，樂善好施”，後來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製，算是躋身北宋中層官僚行列。這樣的家庭背景，為司馬光的成長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司馬池對這個兒子寄予厚望，從小便請了名師教導。司馬光也確實聰慧，《宋史·司馬光傳》載其“自幼聰敏，書過目輒成誦”，這話可不是誇張。在他五六歲的時候，就已經能背誦《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偶爾還能說出幾句讓先生都稱讚的見解。不過，再聰明的孩子也有貪玩的天性，司馬光的童年，並非隻有之乎者也，也充滿了那個時代孩童特有的樂趣。

當時的夏縣，雖非繁華都市，卻也山水秀麗，民風淳樸。司馬家的宅院後麵有個小花園，園子裡種著幾棵果樹，還有一個小小的池塘，池塘邊擺著幾口用來蓄水的大缸。每到夏日，司馬光便會和一群小夥伴在花園裡追逐嬉戲，爬樹掏鳥窩，捉蟬捕蝴蝶，玩得不亦樂乎。這幾口大缸，便成了他們遊戲時的大道具。

故事發生在司馬光七歲那年，也就是北宋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的一個夏日午後。那時的夏縣正值酷暑，知了在樹上聲嘶力竭地叫著，陽光火辣辣地曬在地上，連風都是熱的。司馬家的孩子們被大人勒令待在花園裡玩耍，不許跑到外麵。

司馬光和幾個堂兄弟、表兄弟正在花園裡玩“捉迷藏”。其中一個叫司馬尚的堂兄年紀稍大，性子也最頑皮，他為了找個隱蔽的地方，竟然爬上了水缸旁邊的一棵老槐樹。正當他得意洋洋地躲在樹葉後麵，以為冇人能找到時，腳下一個不穩，“哎呀”一聲驚呼，整個人從樹上摔了下來。

好巧不巧，他摔下來的地方，正是一口盛滿了水的大缸旁邊。隻聽“撲通”一聲巨響，司馬尚竟然掉進了水缸裡！這口缸是用來蓄雨水的，足有五尺多高，缸口直徑也有三尺有餘，裡麵的水差不多灌滿了，對於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來說，這簡直就是一個“大水坑”。

司馬尚掉進缸裡後，頓時慌了神，手腳亂揮，拚命掙紮。可他畢竟是個孩子，水性也不好，很快就嗆了幾口水，身子開始往下沉，隻有腦袋還偶爾露出水麵，發出“嗚嗚”的求救聲。其他孩子見狀，都嚇得呆立在原地，有的已經開始哭鼻子，卻不知道該怎麼辦。

“救命啊！有人掉缸裡了！”不知是誰先反應過來，喊了一嗓子，可當時家裡的大人大多在屋裡休息，花園離正房又有一段距離，喊聲根本傳不過去。幾個孩子圍著水缸團團轉，有的想去拉司馬尚，可缸太高，他們根本夠不著；有的想去找大人，又怕耽誤時間，司馬尚會被淹死。一時間，花園裡哭聲、喊聲亂作一團。

司馬光看著在水中掙紮的堂兄，又看了看周圍驚慌失措的小夥伴，腦子裡飛速地運轉著。找大人？來不及了。把人拉上來？夠不著。有冇有彆的辦法？

他的目光落在了水缸旁邊那塊半埋在土裡的大石頭上。這塊石頭是當初砌花園時留下的，有麵盆那麼大，棱角分明。司馬光心裡一動：如果把水缸砸破，水不就流出來了嗎？人自然就能得救了！

這個念頭一出現，他立刻付諸行動。也顧不上石頭重不重，他快步跑到石頭邊，使出全身力氣去搬。石頭很重，他試了幾次都冇搬動，但他冇有放棄，憋足了勁，雙手抱住石頭底部，猛地一掀，石頭終於被掀了起來。

他抱著石頭，踉踉蹌蹌地跑到水缸邊，用儘全身力氣，將石頭狠狠地砸向水缸！隻聽“砰”的一聲巨響，水缸上出現了一道裂痕，緊接著，“嘩啦”一聲水缸破了個窟窿，清澈的水從裂縫中噴湧而出。

隨著水不斷流出，水缸裡的水位迅速下降，司馬尚的身體也慢慢露了出來。司馬光趕緊上前，和幾個稍微回過神來的孩子一起，把渾身濕透、嗆得直咳嗽的司馬尚從缸裡拉了出來。

這時，聽到動靜的大人終於從屋裡跑了出來，看到眼前的情景，先是大吃一驚，待問明緣由後，紛紛對司馬光讚不絕口。尤其是司馬池，他看著兒子雖然滿臉是汗，小手也因為搬石頭磨紅了，卻眼神堅定，不由得捋著鬍鬚，連聲說道：“好！好！光兒有勇有謀，真是吾家之幸！”

司馬光砸缸救人的事情，很快就在夏縣傳開了。起初隻是鄰裡之間口耳相傳，說司馬家的小公子如何聰明果敢，關鍵時刻救了人。後來，隨著司馬池官職的調動，這件事也被帶到了他任職的地方。

當時司馬池正在杭州任職，江南之地文風鼎盛，這件充滿智慧的少年軼事自然引起了文人墨客的興趣。有人將此事寫成了短文，收錄在筆記小說中；有人則以此為題材，創作了詩歌、戲曲。漸漸地，“司馬光砸缸”便成了一個廣為人知的典故，流傳至今。

這個事件對司馬光本人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它不僅讓他從小就有了“神童”的名聲，更重要的是，這件事體現出的冷靜、果斷和創新思維，成為了他日後為人處世的一個縮影。在後來的人生中，無論麵對何種困境，司馬光總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尋求解決之道。

當然，也有人對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提出過質疑。比如，有人覺得一個七歲的孩子，是否真的有那麼大的力氣搬起石頭砸破水缸？還有人認為，古代的水缸是否真的那麼容易被砸破？對於這些質疑，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麵來分析。

首先，關於力氣的問題。北宋時期的水缸，多為陶土燒製，雖然堅固，但並非現代鋼筋水泥般難以撼動。而且，司馬光砸的是水缸的側麵，並非底部，根據物理學原理，側麵受力更容易產生裂痕。再者，“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之所以流傳，重點在於其體現的智慧，而非單純的力氣大小，這更像是一個象征意義大於實際細節的典故。

其次，從史料記載來看，《宋史·司馬光傳》中明確提到：“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冇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這裡的“甕”和“缸”雖有區彆，但大體意思一致，說明這個事件在正史中是有依據的，並非完全虛構。

砸缸事件之後，司馬光並冇有因此而驕傲自滿，反而更加勤奮好學。司馬池對他的教育也更加重視，不僅請了更好的先生，還常常親自教導他經史子集。司馬光也不負期望，讀書非常刻苦，常常是“晝則誦書，夜則複讀，至不知寢食”。

這裡還有一個小故事，說司馬光為了防止自己讀書時打瞌睡，特意做了一個圓木枕頭，取名為“警枕”。每當他犯困低頭睡覺時，枕頭就會滾動，他便會被驚醒，然後繼續讀書。這種勤奮的精神，為他日後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他十五歲那年，父親司馬池調任虢（guó）州知州，司馬光隨父前往。虢州位於今河南靈寶一帶，是當時的軍事要地。在這裡，司馬光不僅增長了見聞，還接觸到了更多的曆史典籍和官場實務，這對他後來關注朝政、研究曆史產生了重要影響。

宋仁宗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二十歲的司馬光參加了科舉考試，一舉考中進士甲科，從此踏入仕途。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北宋的科舉考試難度極大，能在弱冠之年考中進士，足以證明司馬光的才華。

步入官場後，司馬光先後擔任過華州判官、蘇州判官等職，雖然都是地方官，但他始終保持著務實的作風，關心百姓疾苦，處理政務也井井有條。不過，真正讓他名垂青史的，並非他的政績，而是他晚年主持編纂的鴻篇钜製——《資治通鑒》。

說起《資治通鑒》，就不得不提司馬光的政治理想和曆史觀念。他認為，曆史是一麵鏡子，可以“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這也是書名“資治通鑒”的由來。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花費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嘔心瀝血，終於完成了這部編年體通史巨著。

編纂《資治通鑒》的過程是極其艱辛的。司馬光首先選取了劉恕、範祖禹等幾位誌同道合的學者作為助手，然後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篩選、整理、考證。他們以《左傳》為藍本，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涵蓋了十六個王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曆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約三百萬字。

司馬光對史料的考證是極為嚴格的，常常是“抉摘幽隱，校計毫厘”。對於同一事件的不同記載，他會反覆比對，去偽存真，力求還原曆史的真相。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使得《資治通鑒》成為了後世研究古代曆史的重要典籍，與《史記》並稱為“史學雙璧”。

值得一提的是，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的動機，也與他的政治立場有關。當時北宋王朝正麵臨著內憂外患，王安石變法引發了激烈的政治鬥爭。司馬光作為保守派的代表，雖然在政治上失意，但他希望通過編纂曆史典籍，為統治者提供借鑒，從而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宋神宗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年僅十歲的哲宗即位，高太後垂簾聽政。高太後一向反對王安石變法，於是召回了被貶謫的司馬光，任命他為門下侍郎，後又升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相當於宰相。

此時的司馬光已經六十八歲，身體也不太好，但他依然以天下為己任，上任後立即著手廢除新法。在他看來，王安石的新法雖然初衷是好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弊端，導致民不聊生。他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主張恢複舊製，與民休息。

司馬光的這一做法，雖然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援，但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尤其是他不分青紅皂白，幾乎廢除了所有新法，包括一些確實對國家有利的政策，這種過於保守的態度，也受到了後世的一些批評。

不過，平心而論，司馬光的出發點是好的，他隻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國家回到他所認為的正軌上來。在擔任宰相的一年多時間裡，他夙興夜寐，勤奮工作，以至於積勞成疾，最終在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九月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八歲。

司馬光去世後，宋哲宗親自為他撰寫碑文，賜諡號“文正”。“文正”是古代文臣最高的諡號，可見朝廷對他的評價之高。而他的遺體被安葬在夏縣的祖墳，也就是現在的司馬光墓，成為了後人憑弔的場所。

回顧司馬光的一生，他既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偉大的史學家。他的政治主張雖然帶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他的忠誠、正直和責任感，卻是值得肯定的。而他主持編纂的《資治通鑒》，更是為中國史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