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17章 唐宋八大家的的史墨留香

公元1057年的春天，汴梁城的柳絲剛染上嫩黃，禮部貢院的圍牆上卻已爬滿了窺探的目光。這一年的科舉主考官是歐陽修，一個留著八字鬍、笑起來眼睛會眯成月牙的中年人。但此刻，他手裡捏著一份答卷，眉頭卻擰成了疙瘩——不是因為文章不好，而是好得太離譜。

文章開篇寫道：“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寥寥數語，如老吏斷案般清晰，又似山間清泉般流暢，全然冇有時下流行的駢（pián）四儷六、堆砌典故的酸腐氣。歐陽修拍案而起，對同考官梅堯臣說：“此等文字，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他以為這必是自己門生曾鞏的手筆，為避嫌，硬是把這份答卷判了個第二名。

後來揭榜，眾人方纔驚覺，那篇震碎考官眼鏡的文章，出自一個名叫蘇軾的四川青年之手。而這場科舉，不僅讓蘇軾、蘇轍兄弟名動天下，更悄悄改寫了宋代文學的走向——因為它標誌著“古文運動”的全麵勝利，也讓“唐宋八大家”的星光，開始照亮曆史的天空。

要講唐宋八大家，得先說說他們共同的“敵人”——駢文。這玩意兒可不是省油的燈，從南北朝時期就霸占文壇C位，講究對仗工整、辭藻華麗，一句話能說清楚的事，非得拆成兩句，再塞進一堆典故。比如寫春天，得說“春陽布澤，萬物昭蘇”，寫下雨，得說“玄雲垂幕，甘澤流滋”，看著挺美，讀著費勁，實用性基本為零。

到了唐代中期，有兩個文人率先看不下去了。一個是韓愈，人稱“韓昌黎”，長得五大三粗，脾氣也火爆，冇事就喜歡跟人抬杠。他覺得文章就該像說話一樣直白，能講道理、辦實事，乾嘛非要穿金戴銀裝大款？另一個是柳宗元，字子厚，人稱“柳河東”，雖然性格比韓愈溫和，但筆頭一樣厲害。兩人一拍即合，發起了“古文運動”，口號是“文以載道”，意思是文章得承載道理，不能光搞形式主義。

韓愈這人特能折騰，不僅寫文章批判駢文，還身體力行寫“古文”。他的《師說》裡那句“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到現在都是老師們的口頭禪。他還寫過一篇《送窮文》，把“窮鬼”罵得狗血淋頭，實則自嘲懷纔不遇，語言幽默得像說單口相聲。柳宗元則擅長寫寓言和山水遊記，《捕蛇者說》裡“苛政猛於虎”的呐喊，《小石潭記》裡“淒神寒骨，悄愴幽邃”的意境，至今讀來仍讓人拍案叫絕。

可惜，唐代的古文運動就像一陣風，吹過之後，駢文又捲土重來。直到北宋初年，文壇還是被一種叫“西昆體”的駢文變種統治著，代表人物楊億、劉筠，寫文章專愛掉書袋，一句詩裡恨不得嵌三個典故，老百姓根本看不懂。這時候，另一個關鍵人物出場了——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一萬卷書、一千卷金石遺文、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再加他一個老頭）。這人不僅文章寫得好，還是個“伯樂”級彆的存在。他當考官時，專門打壓西昆體，提拔寫古文的考生，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全是他一手發掘的。有人不服，在考場外罵街，歐陽修也不生氣，隻是淡淡一笑：“等著瞧，再過十年，看誰還寫那些酸文假醋。”

歐陽修的文章，風格跟韓愈不一樣，韓愈像烈酒，辛辣直白；他像清茶，溫潤平和。《醉翁亭記》裡“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把被貶的苦悶寫成了山水雅趣；《秋聲賦》裡“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把秋聲寫得如臨其境。他不僅自己寫，還帶著學生們一起寫，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三蘇”和曾鞏、王安石。

說起“三蘇”，得先從一個“老憤青”說起——蘇洵。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四川眉山人。他年輕時不愛讀書，直到27歲才突然開竅，把自己關在家裡苦讀。有一次，他把自己早年寫的文章拿出來看，越看越覺得丟人，一怒之下全燒了，重新提筆，這才寫出了《六國論》那樣的雄文。

《六國論》開頭就霸氣側漏：“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接著層層遞進，把六國滅亡的原因分析得透透徹徹，最後落到“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明著說六國，暗著罵北宋朝廷向遼國、西夏割地賠款的窩囊事。這種借古諷今的寫法，成了蘇洵文章的招牌。

蘇洵有兩個兒子，蘇軾和蘇轍，哥倆從小就跟著老爹讀書。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這人是個全才，文章、詩詞、書法、繪畫樣樣精通，性格還特彆樂觀，不管被貶到哪裡，都能苦中作樂。蘇轍字子由，號潁濱遺老，性格比哥哥沉穩，文章也以嚴謹著稱，後來官至宰相。

哥倆一起參加科舉，一起中進士，本來前途一片光明，冇想到捲入了“烏台詩案”。這事得怪蘇軾那張嘴，他看不慣王安石變法中的一些弊端，寫了幾首詩諷刺，結果被新黨抓住把柄，說他“謗訕朝政”，把他關在禦史台（因為官署裡有烏鴉，所以叫“烏台”）審訊。

審訊期間，蘇軾以為自己必死無疑，還跟兒子蘇邁約定，送飯時如果送魚，就表示要處斬。有一次，蘇邁有事外出，托朋友送飯，那朋友不知道規矩，燉了條魚送去。蘇軾一看魚，嚇得魂飛魄散，趕緊寫了兩首絕命詩，其中一句“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看得獄卒都掉眼淚。後來多虧太後和歐陽修的門生們求情，蘇軾才保住性命，被貶到黃州。

在黃州，蘇軾成了“蘇東坡”，開荒種地，寫下了《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篇。《前赤壁賦》裡“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把人生的渺小和宇宙的浩渺寫得蕩氣迴腸；《後赤壁賦》裡“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個字就畫出了一幅清冷的秋江夜景。他的文章像他的人一樣，灑脫不羈，既有哲思又有情趣。

蘇轍的文章則更像“議論文”，邏輯嚴密，論據充分。他的《上樞密韓太尉書》，以“文者氣之所形”為論點，層層推進，最後落到求見韓琦以開闊胸襟，既表達了求仕之意，又不失文人風骨。後來他跟著哥哥被貶，文章裡也多了幾分沉鬱，但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和理性的思考。

王安石和曾鞏，是歐陽修門下的另外兩位大佬，但性格和文風卻截然不同。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這人脾氣執拗，認準的事九頭牛都拉不回來，所以人稱“拗相公”。他的文章跟他的性格一樣，鋒芒畢露，充滿了改革精神。

最能體現王安石文風的，是他的《答司馬諫議書》。當時司馬光反對他變法，寫了封信罵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諫”，王安石回信，隻有短短幾百字，卻把四個罪名駁得體無完膚。開頭“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先給足麵子，接著“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直接點出對方論點，然後“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四個“不為”，斬釘截鐵，最後“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懟得司馬光啞口無言。

曾鞏字子固，跟王安石正好相反，是個老實巴交的“學霸”。他從小就聰明，據說能“脫口成誦”，寫文章以“古雅、平正”著稱。歐陽修誇他“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曾鞏的文章，不像蘇軾那樣靈動，也不像王安石那樣犀利，而是像老黃牛拉犁，一步一個腳印，紮實穩重。

他的《墨池記》，從王羲之臨池學書的傳說寫起，引出“非天成也，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學者乎”的道理，層層深入，最後落到“學者其可忽哉”，語重心長，像個老教授在諄諄教誨。曾鞏做官也跟他寫文章一樣，踏實肯乾，在齊州（今濟南）任上，把當地的黑惡勢力收拾得服服帖帖，老百姓稱他“曾青天”。

唐宋八大家，雖然橫跨唐宋兩代，但他們的精神是相通的——都主張文章要“明道”“致用”，反對形式主義。但每個人的性格和經曆不同，又讓他們的文章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就像八種不同的調料，放在宋代文學的大鍋裡，熬出了一鍋滋味複雜的濃湯。

韓愈像辣椒，火辣辣的，充滿批判精神；柳宗元像花椒，麻中帶澀，暗含憂思；歐陽修像糖，溫潤回甘，包容萬象；蘇洵像薑，老而彌辣，一針見血；蘇軾像醋，酸中帶爽，變化多端；蘇轍像鹽，看似平淡，卻能提味；王安石像芥末，衝勁十足，直擊要害；曾鞏像醬油，色澤沉穩，味道醇厚。

他們的故事，也跟宋代的曆史緊緊捆綁在一起。韓愈、柳宗元身處唐代由盛轉衰之際，想用文章喚醒世道人心；歐陽修、三蘇、王安石、曾鞏則生在北宋中期，既有承平時代的文化繁榮，又麵臨著內憂外患的社會危機。他們的文章，既是個人心性的寫照，也是時代精神的折射。

比如蘇軾，一生被貶三次，從黃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貶越遠，但他總能在困境中找到樂趣。在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顆”；在黃州，他“報道先生春睡美”；在儋州，他跟黎族百姓學說話，還寫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詩句。這種樂觀豁達，全寫進了他的文章裡，讓後人讀來，總能在失意時找到一絲慰藉。

王安石則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文章裡充滿了“致君堯舜上”的抱負。雖然變法失敗，被後世罵了近千年，但他“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氣，至今仍讓人佩服。他的《遊褒禪山記》，從一次爬山的經曆引出“儘吾誌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的哲理，正是他一生的寫照。

唐宋八大家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文學範疇。他們確立的“古文”傳統，成為後世散文的正宗，直到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文章還以他們為範本。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創了一種“文以載道”的精神，讓文章不再是文字遊戲，而成為表達思想、乾預現實的工具。

比如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他們的政論文章，明顯能看到韓愈、王安石的影子；近代的梁啟超，寫“新文體”，汪洋恣肆，也深受蘇軾（這裡不是筆誤，梁啟超確實推崇唐宋八大家）的影響。甚至我們現在寫議論文，講究“論點、論據、論證”，其實也脫胎於八大家的文章結構。

八大家的文章裡，還藏著中國人的精氣神。韓愈的“業精於勤荒於嬉”，蘇軾的“一蓑煙雨任平生”，王安石的“不畏浮雲遮望眼”，曾鞏的“窮者獨善其身，達者兼濟天下”，這些句子早已融入我們的文化基因，成為我們麵對人生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