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8章 鐵麵無私包龍圖

宋真宗鹹平二年（公元999年）冬，廬州合肥縣小包村的寒夜裡，一場鵝毛大雪正撲簌簌落著。村東頭的青磚瓦房內，年過五旬的包令儀得妻子周氏懷胎十月，今晚就要生了。他曾是鹹平元年的進士，曆任縣令，卻因性情耿直遭人排擠，三年前辭官歸鄉，潛心耕讀，膝下唯有一子包瑩，年已十八，卻不料這年秋染了肺疾，在半月前撒手人寰。

“哇——”一聲響亮的啼哭刺破雪夜，產婆抱著繈褓衝進來，滿臉喜氣：“包老爺！是個少爺！哭聲恁響，將來必是大富大貴的命！”

包令儀湊近一看，那嬰兒皮膚黝黑如鐵，眉心竟有一塊月牙形的淡青色胎記，在燭火下泛著微光，不像尋常嬰孩那般粉雕玉琢，倒似從灶膛裡撿出來的炭塊。周氏掙紮著要看，包令儀忙道：“好，好，是個壯實孩子。”

包令儀見嬰兒雖黑，一雙眼睛卻亮如寒星，不哭不鬨，隻是靜靜望著他，他接過孩子：“此子便取名‘拯’，字‘希仁’，望他日後能拯民於水火，仁心濟世。”

包拯的童年，是在父親的嚴苛教誨與母親的慈愛中度過的。包令儀親自教他識字，書房裡常常傳來父子倆誦讀《論語》《孟子》的聲音。包拯天資聰穎，過目成誦。

村裡的孩童卻常笑他“包黑子”，拿土塊砸他。包拯從不還手，隻默默撿起書本回家。母親周氏見狀，便將他攬在懷裡，用手帕擦去他臉上的泥汙：“拯兒，臉黑不打緊，心要白。你看那墨錠，越黑越能寫出清白字。”她指著窗外的老槐樹，“你爹爹在樹上刻了‘清白傳家’四個字，你要記牢。”

包拯仰頭望著樹上斑駁的刻痕，似懂非懂。直到十二歲那年，他隨父親去鄰縣探親，路過一處市集，見一個衙役正搶奪老漢的柴擔，老漢跪地哀求，衙役卻揚鞭便打。包拯衝上前拉住衙役的手：“你怎能如此欺壓百姓！”衙役見是個黑瘦少年，揚手要打，卻被包令儀喝止。事後，包令儀摸著兒子的頭道：“拯兒，方纔做得對。但你要記住，光有血氣不夠，還要有本事為民做主。”

那晚，包拯在油燈下抄錄《史記·酷吏列傳》，忽然問：“父親，郅（zhì）都、張湯執法嚴酷，卻為何被稱為酷吏？”包令儀放下書卷，正色道：“執法者，當如秤桿，不偏不倚。若一味用刑，便是暴虐，非正義也。”這番話，如同一顆種子，埋進了少年包拯的心裡。

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二十八歲的包拯赴汴京參加會試。臨行前，父親包令儀遞給他一方硯台，硯背刻著“守正”二字：“京城繁華，勿迷心竅。此去若得功名，當牢記‘清、慎、勤’三字。”

包拯跪在父母麵前，磕了三個響頭。他知道，這一去，是全家的指望。自哥哥包瑩死後，父母將所有心血都傾注在他身上。

會試三場，包拯文思泉湧，尤其在策論中，他直陳“今百姓困於徭役，官吏貪於賄賂，當澄吏治，寬民力”，考官閱後拍案稱奇，將其列為甲等。殿試時，真宗見他雖容貌黝黑，卻舉止沉穩，對答如流，欽點為甲科進士，授大理評事，外放建昌縣（今江西永修）知縣。

喜訊傳回小包村，包令儀夫婦非常高興。然而，當任命文書送到時，包拯卻跪在父母麵前，叩首道：“父母年事已高，孩兒願辭官歸家，侍奉左右。”

包令儀驚道：“拯兒，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前程！”

“父親教誨，兒不敢忘。”包拯抬頭，眼中淚光閃爍，“若為功名而舍父母於不顧，縱做高官，於心何安？”

原來，包令儀近年風濕纏身，周氏也因憂思過度染了眼疾。包拯心意已決，屢次上書朝廷，請求改任近地，以便奉養。朝廷感念其孝，改授他和州（今安徽和縣）監稅，離家稍近。但包拯到任後，見父母仍需人照料，竟再次辭官，攜妻董氏（他二十歲時所娶，廬州名門之女）回鄉，一待便是三年。

這三年裡，包拯親自下地耕種，為父母煎藥餵飯，晚間則在窗前苦讀，常常至深夜。鄉鄰們見他放著官不做，甘當農夫，有人稱讚“孝哉包郎”，也有人暗笑“迂腐書生”。包拯卻毫不在意，每日清晨，必去父母床前問安，傍晚則陪父親在老槐樹下談古論今。

一日，包令儀指著院中晾曬的稻穀道：“拯兒，你看這稻穗，越是飽滿，頭垂得越低。為人處世，亦當如此。”

包拯點頭：“父親所言極是。兒近日讀《漢書·循吏傳》，見龔（gōng）遂、黃霸治民，以教化為本，不尚嚴刑，方得百姓愛戴。將來若有機會為官，兒當以循吏為範。”

包令儀捋須微笑，咳嗽數聲後道：“我兒有此心，我死亦瞑目。隻是……”他欲言又止，“你天生異相，又性本剛直，日後入仕，恐多荊棘。切記，剛不可折，需輔以柔；直不可肆，需濟以智。”

這番話，包拯記了一輩子。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包令儀病逝，享年六十有五。包拯按禮製守孝三年。三年後，周氏亦溘然長逝。包拯將父母合葬於村西的祖墳，在墓旁結廬而居，又守孝一年，直至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纔在親友的勸說下，收拾行囊，踏上赴京的道路。

包拯的第一任實職，是知端州（今廣東肇慶）。端州以產端硯聞名，曆任知州多借“進貢”之名，搜刮數十倍於貢品的硯台，饋贈權貴。包拯到任後，首先命人查清曆年進貢數目，立下規矩：“每年貢品，僅此數，多一方亦不可！”

一日，親信幕僚李通捧著一方雕琢精美的“雙龍戲珠”硯台進言：“大人，此乃匠人新製，溫潤如玉，可作送給三司使的見麵禮。”

包拯接過硯台，觸手生溫，確是上品。他沉吟片刻，將硯台遞還：“李通，你隨我多年，當知我心意。端硯雖好，卻不能磨黑了良心。”他指著公堂匾額“清硯堂”三字，“我改此堂名，便是要警示自己：為官如硯，需端方正直，容不得半點瑕疵。”

任滿回京時，百姓夾道相送，有老硯工捧來一方樸素的硯台：“大人，這是小人自家磨的硯，冇刻花紋，望大人不棄。”包拯推辭不過，收下硯台。行至西江渡口，他忽然想起什麼，從包裹裡取出那方硯台，竟揮手擲（zhì）入江中。幕僚大驚：“大人，這是百姓心意！”

包拯望著硯台落水處泛起的漣漪，沉聲道：“我若收此硯，與那些搜刮民脂的貪官何異？心意領了，硯台卻不能留。”後來，據說那方硯台落水處漸漸隆起，形成一座小島，百姓稱之為“擲（zhì）硯洲”，至今猶存。

回京後，包拯因在端州政績卓著，被任命為監察禦史裡行，後升為監察禦史。這一職位，專司彈劾（hé）百官，動輒得罪權貴。同僚勸他：“禦史言事，當委婉含蓄，何必鋒芒畢露？”包拯卻道：“食君之祿，擔君之憂。若知而不言，是為屍位素餐。”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夏李元昊稱帝，宋夏戰爭爆發。宋軍屢敗，朝野震動。包拯上書《論邊事疏》，直指“將不知兵，兵不知戰，軍政廢弛”，建議“選良將，明賞罰，操練士卒，充實邊儲”。他又彈劾（hé）鎮守陝西的範雍“庸碌無能，喪師失地”，雖範雍是仁宗乳母的兒子，包拯亦毫不留情。

最令人震驚的，是他彈劾（hé）宰相宋庠（xiáng）。宋庠（xiáng）任相七年，無所作為，時人稱為“木頭宰相”。包拯連上三道奏疏，痛陳“宋庠（xiáng）屍位素餐，敗壞朝綱”，言辭激烈，朝野嘩然。仁宗猶豫再三，最終將宋庠（xiáng）罷相。自此，“包拯彈劾（hé），雷霆萬鈞”的名聲傳遍京城，官員們見了他，無不屏息斂聲，時人謂之“包彈”，與“笑比黃河清”並稱——據說想看包拯一笑，比黃河水變清還難。

有人說包拯過於嚴苛，不通人情。他卻在文中寫道：“人言我剛，我謂人柔。剛者，守國法；柔者，恤民情。二者不可偏廢。”

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包拯知開封府。訊息傳來，汴京百姓奔走相告。開封府號稱“天下第一府”，權貴雲集，積弊最深，曆任府尹少有能任滿一年者。包拯到任當日，便命人拆了府門前的登聞鼓，改為“立石告狀”——百姓可直接將狀紙投至石匣中，避免了衙役刁難。

一日，有百姓狀告惠民河兩岸的權貴霸占河道，建造花園水榭，導致汛期河水氾濫，淹冇民宅。包拯親自帶人丈量河道，發現確有數十處違建，其中竟包括宰相富弼（bì）、樞密使晏殊（shū）的彆院。屬官勸道：“大人，這些都是朝廷重臣，得罪不起啊！”

包拯迎風而立：“河道乃國家之地，豈容私人侵占？若不治此風，何以安民？”他下令限期拆除所有違建，逾期者嚴懲。富弼（bì）派人送來名帖，包拯看也不看，擲於地上：“若再求情，一併彈劾！”最終，惠民河得以疏浚，百姓稱其為“包公河”。

最著名的，當屬“陳州放糧案”。時陳州大旱，百姓流離失所，而轉運使王逵與國舅張堯佐（仁宗張貴妃之弟）卻剋扣賑災糧，將黴米充作好米發放，私吞钜額糧款。包拯接到訴狀後，力請前往陳州查案。

他帶著展昭微服南下，見陳州百姓啃食觀音土，餓殍遍野，不禁潸然淚下。他暗中蒐集證據，查獲王逵與張堯佐的密信，又找到被剋扣的好米藏匿處。回開封後，他在禦前力陳二人罪狀，張貴妃在後宮哭鬨求情，仁宗一時動搖。

包拯跪在金鑾殿上，從清晨到黃昏，不肯起身：“陛下若姑息奸佞，臣寧死不奉詔！”他的額頭磕破了，鮮血染紅了玉階。仁宗最終被其赤誠打動，下旨將王逵、張堯佐交開封府問罪。

行刑那日，開封府外擠滿了百姓。包拯身著緋袍，端坐公堂，喝令：“取龍頭鍘來！”張堯佐嚇得癱軟在地，高呼“姐姐救我”。包拯厲聲道：“你剋扣賑災糧時，可曾想過陳州百姓的兒女？今日，便是你的報應！”

刀光落下，鮮血濺濕了“明鏡高懸”的匾額。百姓們見狀，紛紛跪地叩首，山呼“包青天”。自此，“包黑子”的威名傳遍大江南北。

包拯在開封府任職雖僅兩年，卻革除弊政，平反冤獄。他離任時，百姓傾城相送，獻上萬民傘。包拯推辭道：“傘乃遮雨之物，我何德何能，受此大禮？若要謝我，便請記住：遵紀守法，莫做虧心事，便是對我最好的報答。”

嘉佑（yòu）六年（公元1061年），包拯升任樞密副使，成為執政大臣。此時的他，已是花甲之年，鬢角染霜，臉上的皺紋如刀刻般深刻，唯有那雙眼睛，依舊黑亮如昔。他深知位高權重，更需謹慎，家中屏風上，親手書寫著“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每日觀之自省。

他的家中，陳設極為簡樸，妻子董氏穿著布衣，親自下廚。兒子包繶（yǐ）娶了三朝元老崔立的女兒，包拯卻告誡兒媳：“崔家世代簪纓，更要恪守家訓，不可仗勢欺人。”包繶（yǐ）婚後一年病逝，兒媳崔氏守節未嫁，撫養幼孫包文輔（包繶之子），包拯對其極為敬重，稱她“有古烈女之風”。

嘉佑（yòu）七年（公元1062年）五月，包拯巡視南京（今河南商丘），途中染病，返回汴京後，病情日益加重。仁宗親自到家中探望，見他居住的房屋低矮狹小，陳設簡陋，動容不已。

包拯躺在床上讓兒子取出早已寫好的遺囑，呈給仁宗：“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誌，非吾子孫。”

仁宗看罷，淚水奪眶而出。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溘（kè）然長逝，享年六十四歲。噩耗傳出，汴京百姓罷市哀悼，連乞丐都在街頭燒紙痛哭。靈柩歸鄉之日，沿途百姓自發設祭，隊伍綿延數十裡。

包拯死後，仁宗追贈他為禮部尚書，諡號“孝肅”——“孝”者，念其侍奉雙親；“肅”者，讚其執法嚴明。在合肥的包公墓中，出土了一方墓誌銘，由樞密（shūmì）副使歐陽修撰寫，其中寫道：“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

這便是包拯，一個生於寒微卻誌在天下的書生，一個孝順父母卻不徇（xùn）私情的兒子，一個彈劾權貴卻心繫百姓的禦史，一個鐵麵無私卻心懷仁愛的法官。他的黑麪，並非天生異相，而是剛正不阿的象征；他的月牙，不是天上星辰，而是照破黑暗的明鏡。他“清正廉潔、執法如山”的精神，如同一座豐碑，矗立在中華文明的長河中，提醒著後人：什麼是正義，什麼是良知，什麼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