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33章 鐵血剛戾程仲德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十七歲的程昱（yù）獨坐東阿老宅，望著庭院中枯敗的槐樹枝椏。三十年前那場以“人脯充糧”的慘劇突然湧入腦海，他顫抖著將案頭的酒盞摔得粉碎，喃喃道：“亂世之中，豈有完人？”這位被曹操讚為“程昱之膽，過於賁育（bēnyù，孟賁、夏育，古代勇士）”的謀臣，一生都在權謀與人性的夾縫中掙紮。

一、東阿孤城：亂世初顯的鐵血手腕

初平三年（192年），黃巾軍餘部三十萬圍攻東阿。時任壽張令的程昱登城遠望，見城外流民裹挾著黃巾軍如黑雲壓城。城中百姓惶惶不安，有人提議開城投降，程昱按劍怒喝：“黃巾無綱紀，降之必為所屠！吾觀其雖眾，然烏合之眾耳！”（《魏略》）

他一麵組織老弱守城，一麵派人暗通钜野縣令靳允，設計斬殺黃巾軍內應。當援軍趕到時，東阿城頭的旌旗已染滿血汙。此役後，程昱“膽勇”之名傳遍兗州，曹操親至東阿，執其手道：“若非仲德（程昱字），吾無兗州矣！”（《三國誌》）

二、“人脯充糧”：道德爭議的血色烙印

興平元年（194年），曹操征討徐州，張邈、陳宮趁機引呂布襲取兗州。戰亂導致饑荒，曹操軍隊斷糧，向袁紹求援。袁紹提出條件：程昱必須將家人送往鄴城為人質。

程昱連夜召集東阿豪強，坦言：“袁紹有並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今若往，必為所吞。”（《三國誌》）為解決糧荒，他下令收集民間存糧，甚至默許士兵“雜以人脯”（《魏晉世語》）。這個決定讓程昱揹負了千古罵名，清代學者王夫之痛斥：“程昱之惡，浮於李傕、郭汜矣！”

但曹操卻始終視程昱為心腹。官渡之戰前，袁紹十萬大軍壓境，程昱僅率七百兵守鄄城，曹操欲增兵，他卻說：“袁紹若知昱兵少，必輕之不來；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三國誌》）這種近乎賭命的謀略，恰恰契合曹操“兵行險著”的風格。

三、功成身退：激流勇退的政治智慧

建安五年（200年），程昱與郭嘉、董昭等力勸曹操稱魏公。但當曹操進位後，他卻主動交出兵權，閉門謝客。有人問其故，他歎道：“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魏略》）

這種清醒在亂世中極為罕見。相比荀彧因反對稱魏公而死，程昱早已看透：“吾本‘粗猛’（曹操對程昱的評價）之人，能封侯食邑，豈可不滿足？”（《三國誌》）曹丕稱帝後，欲封程昱為三公，他以“老邁多病”推辭，臨終前留下遺言：“吾一生多殺戮，死後勿行厚葬，以免觸怒鬼神。”

四、性格爭議：剛戾背後的生存哲學

《三國誌》稱程昱“性剛戾，與人多迕”，最典型的衝突發生在曹操征荊州時。劉備攜百姓南逃，程昱勸曹操“急追之，備必敗”，但曹操未采納，結果劉備據江陵，成日後大患。此事被裴鬆之批註：“程昱之謀未行，惜哉！”

但程昱的“剛”，實則源於亂世生存的極端理性。他曾對親信說：“亂世之中，婦人之仁乃取死之道。昔者田橫烹酈食其（lìyìjī），吾豈不知殺降不祥？然不殺之，必為後患！”（《魏略》）這種“寧負罵名，不負主公”的作風，讓他在曹操陣營中既受重用，也遭忌憚。

五、身後餘波：從“罪人”到“功臣”的曆史重評

程昱死後，曹魏君臣對其評價呈現兩極：

-官方褒獎：曹睿追封其為“車騎將軍”，配享曹操廟庭，讚其“折衝左右，助成霸業”；

-民間貶斥：東阿百姓私下稱其為“食人惡魔”，野史《世說新語》更添油加醋，說程昱府中常有冤魂夜啼。

這種矛盾在後世愈演愈烈。明代學者李贄為其辯護：“程昱非殘忍，乃亂世求生之術耳。”而清代考據學家趙翼則反駁：“無論亂世治世，食人者終為罪人！”

六、曆史鏡鑒：極端時代的人性抉擇

程昱的一生，是亂世中“實用主義者”的縮影。他既無荀彧匡扶漢室的理想，也不像郭嘉般追求智謀傳奇，而是將“生存”與“忠誠”視為最高準則。在“人脯充糧”的爭議背後，折射的是戰亂年代的殘酷真相——當道德與生存衝突時，多數人被迫做出違揹人性的選擇。

但程昱的智慧在於，他始終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定位。交出兵權、拒絕高位，這些舉動讓他在曹操、曹丕兩朝都得以善終。正如他臨終前所說：“吾一生如走鋼絲，今終能平安落地矣。”

結語：

程昱的故事，是理解三國亂世的一把鑰匙。他的鐵血與剛戾，既是亂世的產物，也是生存的手段。在“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的權謀邏輯下，他選擇揹負罵名，為曹操霸業掃清障礙。這種“以罪身換功勳”的人生軌跡，至今仍引發後人深思：在極端環境中，道德的底線究竟該劃在哪裡？而那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功臣”，又該如何被曆史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