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詩鑒賞集 第411章 《語言哲學與存在之思》

《我噈喺我哋大家啫》（粵語詩）

文\/樹科

我唔係佢，唔係你

我嘟唔喺我哈……

我唔單止唔係我

梗加唔喺祂……

查實話，我係我

睇到嘅，睇唔到嘅……

你哋嘟係同我咁嘅

我噈喺我哋大家嘅載體！

《樹科詩箋》2025.3.29.粵北韶城沙湖畔

《解構與重構：論樹科＜我噈喺我哋大家啫＞的語言哲學與存在之思》

文\/阿蛋

在當代詩歌的多元語境中，樹科的粵語詩《我噈喺我哋大家啫》猶如一柄鋒利的語言手術刀，精準切入存在主義命題的肌理。這首創作於2025年粵北韶城沙湖畔的作品，以極具地域特色的粵語方言為載體，在解構與重構的辯證運動中，構建起關於“自我”與“群體”的哲學迷宮。當普通話詩歌仍在傳統意象與抒情範式中徘徊時，樹科的粵語詩以其陌生化的語言策略和深邃的思辨鋒芒，為漢語詩歌開辟出一條獨特的精神小徑。

一、方言詩學：語言的陌生化與存在的突圍

詩歌開篇“我唔係佢，唔係你\/我嘟唔喺我哈……”，以否定句式構成對“自我”的連續拆解。這種否定並非簡單的邏輯判斷，而是存在主義式的自我懸置。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出“常人”（dasMan）的概念，指出個體在日常語言中往往被平均化的“常人”所吞噬。樹科通過粵語方言中“唔係”“唔喺”的反覆言說，打破了主體的確定性，使“我”從傳統語法結構中掙脫出來。粵語作為一種具有強烈在地性的語言，其口語化的“嘟”“哈”等虛詞，賦予文字鮮活的呼吸感，同時也消解了書麵語言對意義的固化。

這種語言策略與法國後結構主義者羅蘭?巴特的“作者之死”理論形成奇妙呼應。當詩歌以方言呈現時，它拒絕了標準化語言的規訓，使每個讀者必須通過自身的方言經驗重新解碼文字。正如德裡達所言“文字之外彆無他物”，樹科的粵語詩將語言本身推至前台，讓讀者在陌生的語音符號中直麵語言建構意義的過程。在“我唔單止唔係我\/梗加唔喺祂……”的表述中，“祂”字的使用不僅突破了性彆界限，更暗示著對超驗存在的否定，這種否定使“我”的存在狀態陷入更深的不確定性。

二、否定辯證法：自我的消解與群體的生成

詩歌的否定性言說在第三段發生轉向：“查實話，我係我\/睇到嘅，睇唔到嘅……”此處的肯定並非對傳統自我的迴歸，而是經過否定之否定後的辯證重構。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提出的否定辯證法，強調通過自我否定實現精神的揚棄。樹科筆下的“我”正是在不斷否定中獲得新的規定性，這種規定性不再是本質主義的自我定義，而是基於關係性的存在認知。

“你哋嘟係同我咁嘅\/我噈喺我哋大家嘅載體！”這一結論將個體存在置於群體關係的網絡之中。此處的“載體”概念頗具深意，它既暗示個體作為意義傳遞的媒介，又表明個體本身並無獨立自足的本質。這與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的論斷形成跨時空對話。樹科通過詩歌語言，將抽象的哲學命題轉化為富有韻律的口語表達，使存在主義的思考獲得了具象的情感溫度。

三、詩性存在：嶺南文化語境下的哲學言說

詩歌創作於粵北韶城，這一地域背景為文字注入了獨特的文化基因。嶺南文化向來具有開放包容、務實重商的特質，這種文化品格在詩歌中表現為對形而上學的警惕和對日常生活的關注。粵語中“噈喺”（就是）、“梗加”（更加）等詞彙的使用，使哲學思考始終保持著與生活經驗的緊密聯絡。這種將高深哲理轉化為市井語言的能力，與禪宗“擔水劈柴，無非妙道”的智慧不謀而合。

從詩歌形式來看，樹科摒棄了傳統格律詩的嚴謹結構，采用自由體的分行形式，但又通過粵語特有的韻律節奏賦予文字音樂性。粵語九聲六調的豐富性，使詩歌在朗誦時產生獨特的抑揚頓挫。這種形式與內容的統一，讓哲學思考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推演，而是可感可觸的語言實踐。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說“語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樹科的粵語詩通過拓展語言的邊界，也拓展了我們對存在的認知邊界。

四、當代啟示：在碎片化時代重建存在的意義

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當代社會，個體麵臨著前所未有的身份焦慮與意義危機。樹科的詩歌通過對“自我”的解構與重構，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應對危機的可能路徑。當“我”不再執著於本質化的自我定義，而是將自身理解為群體關係的載體時，個體與他者的對立便轉化為相互依存的共生關係。這種認知方式與馬丁?布伯的“我-你”關係哲學形成共鳴，強調在對話與互動中實現存在的完整性。

詩歌的結尾“我噈喺我哋大家嘅載體”，不僅是對存在本質的哲學論斷，更是對當代社會的詩意救贖。在這個個體主義盛行卻又充滿孤獨感的時代，樹科提醒我們：真正的自我實現不在於孤立的個性張揚，而在於融入群體、成為意義傳遞的媒介。這種觀點與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傳統形成有趣的對話，儘管兩者處於不同的文化語境，但都強調個體價值的實現與群體福祉的內在關聯。

結語：語言鍊金術的當代價值

樹科的《我噈喺我哋大家啫》以方言為藥引，以哲學為內核，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語言鍊金術。它證明粵語不僅是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更是承載深邃思想的詩性媒介。在標準化語言日益侵蝕文化多樣性的今天，這首粵語詩的價值不僅在於其文學成就，更在於它為方言寫作樹立了典範，展示了小眾語言在當代詩壇的無限可能。當我們重讀這首詩時，或許能在語言的迷宮中找到重新認識自我與世界的鑰匙，在否定與肯定的辯證運動中，觸摸到存在的本真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