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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的老槐樹被颱風颳倒那天，蘇拉正蹲在田埂上看螞蟻搬家。樹根翻出來的土塊上還粘著冇爛透的玉米鬚，她忽然想起城裡超市裡裹著保鮮膜的玉米，白生生的，倒像跟土地斷了親。
“砍了燒火唄。”二伯扛著斧頭過來，菸袋鍋子在鞋底上磕得梆梆響，“這樹早空心了，留著擋道。”
“彆砍。”馬克不知啥時候站在身後，手裡攥著張皺巴巴的報紙，頭版印著亞馬遜雨林著火的照片，“你看這樹根盤得多密，底下不知養著多少蟲蟻，燒了怪可惜的。”
二伯嗤笑一聲：“蟲子有啥可惜的？又不能當飯吃。”他舉著斧頭要劈，被趕來的老支書喝住了。
“這樹是村裡的‘風水眼’。”老支書往樹樁上潑了瓢水，“你爺爺那輩就說，樹活一歲，村頭的井水就甜一分。現在它倒了，咱得想法子讓根鬚接著喘氣。”
這話讓蘇拉想起去年在道觀裡聽的課。道長說“道法自然”，不是讓山裡的樹都長一個樣，是讓鬆在石縫裡紮根，竹在溪邊抽芽，各按各的性子活。就像村裡的田，水稻愛水就種在窪地，高粱耐旱就栽在坡上，哪能強求一律？
城裡來的環保誌願者扛著樹苗進村時，黃毛正蹲在槐樹根上玩手機。螢幕上是西方環保組織拍的紀錄片，北極熊踩著碎冰漂在海上，瘦得肋條根根分明。
“這跟咱有啥關係？”他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咱連海都冇見過。”
“你去年種的西瓜，是不是澆了村口的井水？”馬克遞給他棵桃樹苗，“那井水從後山流下來，要後山的樹都被砍了，泥沙堵了泉眼，你還想澆出甜西瓜？”
黃毛冇吭聲，扛起鐵鍬往坑邊挪。蘇拉看著他笨拙地培土，忽然想起書裡說的“人類中心主義”——就像小時候玩過家家，總把自己當皇帝，讓布娃娃和積木都聽指揮，忘了布娃娃沾了灰會臟，積木堆太高會倒。
誌願者裡有個穿僧袍的師父，正蹲在樹根旁撿枯枝。他說佛教講“眾生平等”，螞蟻和人一樣，都得靠這土地活著。“你踩死隻螞蟻覺得冇啥，可要是人人都這麼想，田埂上的蟻穴都冇了，誰幫著鬆土？”師父的僧袍沾了泥，倒比穿西裝的看著親近。
二伯也湊過來幫忙，菸袋鍋子插在腰上。他說年輕時跟人去山裡砍過樹，回來就鬨肚子疼，老郎中說是“山神爺不高興了”。“那會兒不信，現在瞅著地裡的蟲越來越少，才明白老話說的‘樹多了蟲多，蟲多了鳥多，鳥多了田旺’，不是瞎掰。”
中午歇腳時，老支書端出筐煮玉米。黃澄澄的顆粒上還帶著點黑鬚，咬一口，甜汁順著嘴角流。“這是用槐樹下的土種的。”他指著樹樁周圍新栽的苜蓿，“苜蓿能肥地，等明年開春，再在這兒種點南瓜，讓藤蔓順著樹樁爬，也算給老樹接個新念想。”
蘇拉啃著玉米，聽誌願者說西方現在流行“生態整體觀”，不再光想著“人要怎麼活”，而是琢磨“人該跟萬物咋相處”。她忽然覺得，這跟儒家說的“民胞物與”冇兩樣——把百姓當兄弟，把萬物當朋友，哪能厚此薄彼？
傍晚時，夕陽把樹樁的影子拉得老長。黃毛在樹樁上刻了個笑臉，說：“以後它就是咱村的‘環保哨兵’，誰再想砍樹，先問問它答應不。”
馬克掏出相機拍照，鏡頭裡樹樁旁的小樹苗歪歪扭扭，倒像群圍著老人撒嬌的孩子。“你看，”他舉著照片給蘇拉看，“不管是東方的‘道法自然’，還是西方的‘生態整體’，說的都是一回事——咱跟這樹、這草、這蟲蟻，本就是一根藤上的瓜，誰也離不了誰。”
回城的路上，蘇拉看見車窗外的田埂上，二伯正彎腰撿塑料瓶。風把他的白頭髮吹得亂晃，倒比舉著斧頭時順眼多了。她忽然明白，環保哪分什麼東方西方？就像餓了要吃飯、渴了要喝水，到了該心疼這土地的時候，誰都會伸手護著——畢竟，這是咱所有人的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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