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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義熙元年的秋風，裹著潯陽郡的稻花香，捲進了彭澤縣衙的青瓦縫裡。四十一歲的陶淵明正坐在案前，就著窗欞漏進來的碎光，翻看縣裡的戶籍冊。他指尖劃過“陶潛”兩個字——這是他在官牒上的名字，可私下裡，總愛自號“五柳先生”。案頭擺著一碗剛沏好的菊花茶，水汽氤氳中，他想起三個月前，朋友王弘騎著毛驢來柴桑老家勸他出山時說的話：“潛兄，如今亂世，你空有一身才學，總躲在鄉下種菊花，難道就甘心？”
那時他正蹲在園子裡侍弄新栽的五柳樹，聞言直起腰，指了指枝頭掛著的露珠：“不甘心的事多了，可若為了混口飯吃，就得對著那些歪脖子樹彎腰，倒不如守著這幾棵柳樹自在。”王弘卻拽著他的袖子不放：“彭澤縣令空缺，離你家近，官階雖小，卻能實實在在為百姓辦點事。再說，五鬥米的俸祿，也夠你養活老母親和孩子們了。”
這話戳中了陶淵明的軟肋。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名將，官至大司馬，可到了他這一輩，家道早已中落。年輕時他滿心想“大濟於蒼生”，揹著行囊遊歷四方，親眼見慣了永嘉之亂後，中原大地餓殍遍野，權貴們卻在江南的溫柔鄉裡醉生夢死。他曾在荊州刺史桓玄幕下做過事，可看著桓玄私藏兵器、圖謀篡位，他連夜捲了鋪蓋就走，臨走前在賬本上寫下“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八個字，氣得桓玄摔了茶碗。後來又在劉裕手下做過鎮軍參軍，可那位後來的宋武帝，眼裡隻有地盤和兵權，哪裡聽得進他“輕徭薄賦”的建議？冇半年，他又辭了官。
這一次，王弘說的“為百姓辦事”，像顆石子投進了他心裡。他想起老家那些佃戶，去年遭了水災，交不上租子被地主趕出門，哭著來求他寫狀紙，他卻隻能握著筆，半天寫不出一個字——冇有官職在身，空有一身筆墨，頂個屁用？思來想去，他終究還是點頭了：“好，那我就去彭澤縣走一遭。”
到任那天，陶淵明冇坐官府的馬車，自己挑著一擔行李，一頭是幾件打了補丁的布衣，一頭是《左傳》《離騷》和他常彈的那張無絃琴，沿著贛江大堤慢慢走。彭澤縣的百姓早聽說新縣令要來，都擠在城門口看，見來的是個穿著粗布長衫、腳蹬麻鞋的漢子，身後連個隨從都冇有，都愣了：“這就是縣令大人？”有人趕緊跑去告訴縣丞，縣丞慌慌張張地帶著衙役們捧著官服官帽來接，陶淵明卻擺了擺手：“先不急著換裝，帶我去看看縣裡的糧倉和農田。”
接下來的八十多天，彭澤縣的百姓漸漸摸清了這位新縣令的脾氣。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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