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重千斤 第61章 既集墳典 ，亦聚群英 （yi ju qun ying）。

既集墳典(jìjíféndiǎn)，亦聚群英(yìjùqúnyīng)。濃縮了中華文化對“知識載體”與“知識主體”的雙重重視——前者指向典籍的整理與傳承，後者指向人才的彙聚與任用。這兩句話看似簡單，實則是貫穿中國數千年文明史的核心邏輯：典籍為“根”，群英為“魂”，根魂相依，方能成就文化的綿延不絕。本文將從文字溯源、概念解構、曆史實踐、辯證關係及現代啟示五個維度，對這一文化命題進行深度剖析。

一、文字溯源：《千字文》的語境與“雙集”的初心

要理解“既集墳典，亦聚群英”，首先需迴歸其誕生的文字母體——《千字文》，以及它所對應的時代背景。隻有明確周興嗣編撰此句的初衷，才能把握其原始意涵。

1.《千字文》的成書：南朝文化整合的產物

南朝梁武帝天監年間（502-519年），梁武帝蕭衍為規範皇子教育，命人從王羲之書法作品中拓取1000個不重複的漢字，交由散騎侍郎周興嗣編撰成韻文。周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最終形成的《千字文》不僅是識字教材，更是一部微型的“文化百科全書”。

彼時的南朝，正處於魏晉南北朝戰亂分裂後的文化重建期：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族政權長期對峙，中原典籍因戰亂大量散佚；同時，玄學、佛學與儒學相互交融，文化思想呈現多元格局。梁武帝作為篤信儒學、重視文治的君主，其核心訴求是通過“正文字”“明典籍”“聚賢才”來重建文化秩序，鞏固統治合法性。《千字文》的編撰，本質是一次“文化整合工程”，而“既集墳典，亦聚群英”正是這一工程的核心目標——以典籍凝聚文化共識，以人才推動文化實踐。

2.上下文語境：從“宮殿”到“文化”的延伸

“既集墳典，亦聚群英”的上下文為：“宮殿盤鬱，樓觀飛驚。圖寫禽獸，畫彩仙靈。丙舍旁啟，甲帳對楹。肆筵設席，鼓瑟吹笙。升階納陛，弁轉疑星。右通廣內，左達承明。既集墳典，亦聚群英。”

這段文字先描繪宮殿的宏偉壯麗（“宮殿盤鬱，樓觀飛驚”）、裝飾的精美（“圖寫禽獸，畫彩仙靈”），再講宮殿的功能分區：“丙舍”（侍從居住的偏房）、“甲帳”（帝王的帳幕）是居住空間；“肆筵設席，鼓瑟吹笙”是禮儀空間；“右通廣內，左達承明”則指向核心的文化空間——“廣內”是漢代宮廷藏書閣的名稱（《漢書?藝文誌》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廣內”），“承明”是漢代官員議政、學者論道的場所（《三輔黃圖》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

從“廣內”到“承明”，空間的轉換暗合“典籍”與“人才”的關聯：“右通廣內”對應“既集墳典”（藏書），“左達承明”對應“亦聚群英”（聚賢）。周興嗣以漢代的文化製度為範本，暗示“藏書”與“聚賢”是帝王治國、文化興盛的兩大基石——冇有“廣內”的典籍，“承明”的群英便無知識依托；冇有“承明”的群英，“廣內”的典籍便成故紙堆。這種空間與功能的對應，正是“雙集”思想的直觀體現。

二、“墳典”解析：從“三墳五典”到中華典籍的傳承譜係

“墳典”是“既集墳典”的核心概念，其內涵遠不止“書籍”這麼簡單。它是中國上古文化的象征，是後世典籍傳承的源頭，更是中華文化“崇古重史”傳統的載體。要理解“集墳典”的意義，需先厘清“墳典”的所指與演變。

1.“墳典”的本義：上古文獻的象征符號

“墳典”是“三墳”與“五典”的合稱，最早見於《左傳?昭公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西晉杜預注曰：“皆古書名。”關於“三墳五典”的具體內容，後世文獻有兩種核心說法：

帝王世係說：據《尚書序》（傳為孔安國所作）記載，“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這裡的“墳”意為“大”（《爾雅?釋詁》：“墳，大也”），“三墳”即記載伏羲、神農、黃帝三位上古帝王“大道”的典籍，內容涵蓋天文、曆法、教化（如伏羲畫八卦、神農嘗百草）；“典”意為“常”（《說文解字》：“典，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五典”即記載少昊至虞舜五位帝王“常道”的典籍，核心是治國理政的經驗（如唐堯禪讓、虞舜製禮）。

內容分類說：清代學者皮錫瑞在《經學通論》中提出，“三墳”可能是按內容分類的典籍，“墳”即“分”，指天、地、人三類典籍；“五典”則對應“五常”（仁、義、禮、智、信）。這種說法雖缺乏直接文獻支撐，但符閤中國古代“天人合一”“以倫理治國”的思維方式。

無論哪種說法，“三墳五典”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它們是中華文化“源頭性”的符號。至周興嗣所處的南朝，“三墳五典”的原書已基本散佚（僅有零星引文見於《左傳》《禮記》等文獻），但這一概念已成為“上古智慧結晶”“中華元典”的代稱。周興嗣用“墳典”而非“書籍”，正是為了強調“集典”的文化溯源意義——不僅是收集書籍，更是承接上古以來的文化根脈。

2.“集墳典”的曆史實踐：從官府藏到全民護的傳承之路

“集墳典”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中國曆史上持續不斷的文化實踐。從先秦到明清，“集典”的主體從官府擴展到民間，形式從手寫抄錄到雕版印刷，但其核心目標始終一致：儲存文化記憶，避免典籍因戰亂、災荒而失傳。梳理這一實踐曆程，可清晰看到中華文化的“抗衰能力”。

（1）先秦：官府壟斷下的“典冊之藏”

先秦時期，典籍的製作與收藏由官府壟斷（“學在官府”），隻有貴族與史官才能接觸典籍。當時的“集典”主要由史官負責，如周代的“太史寮”是最高藏書機構，收藏“三墳五典”“四方之誌”（各國史書）、“邦國之典”（禮儀製度）。

這一時期的“集典”有強烈的政治屬性：典籍是王權合法性的證明（如《尚書》中的“天命”思想），也是治國的依據（如《周禮》記載的官製）。但侷限性也很明顯——典籍僅為少數人掌握，且載體為竹簡、木牘，體積大、重量重，難以流傳。西週末年戰亂，周王室的典籍大量流失（如“王子朝奔楚”時帶走大批典冊），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典籍散佚，也讓後世意識到“集典”的緊迫性。

（2）漢唐：從“搶救性收集”到“係統性整理”

漢唐是“集墳典”的關鍵時期，兩次大規模的“集典”實踐奠定了中國典籍傳承的基礎：

漢代：河間獻王與“石室金匱之藏”

秦代“焚書坑儒”導致典籍嚴重損毀，漢初統治者意識到“治天下需先興文化”。漢文帝設“經博士”，漢景帝時，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間征集先秦舊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漢書?河間獻王傳》）。他不僅收集《毛詩》《左傳》等儒家經典，還建立“石室金匱”（用石頭建造的藏書室，用金屬封緘，防潮防火）儲存典籍，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規模民間集典的代表。

漢武帝時期，“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廣內”（《漢書?藝文誌》），在宮廷設立“廣內殿”“秘府”等藏書機構，首次形成“官府集典”與“民間集典”並行的格局。東漢班固編撰《漢書?藝文誌》，首次係統整理漢代藏書，著錄圖書38種、596家、卷，成為中國第一部綜合性目錄學著作——這標誌著“集典”從“收集”進入“分類整理”的階段。

唐代：“四庫之藏”與典籍標準化

唐代是中國古代文化鼎盛期，“集墳典”也進入係統化階段。唐太宗設“弘文館”，收藏經、史、子、集四類典籍，奠定後世“四庫分類法”的基礎；唐玄宗時期，在長安、洛陽設立“集賢院”，負責典籍的收集、校勘、抄寫，還規定“凡四部書，分庫以貯，以書庫郎二人掌之”（《唐六典》），形成完善的藏書管理製度。

唐代的“集典”有兩大突破：一是“校勘”的重視，如顏師古校訂《五經》，糾正了漢代以來的文字訛誤；二是“抄寫傳播”，政府組織抄書手大量複製典籍，分送各地州縣學校，讓典籍從宮廷走向地方。據《新唐書?藝文誌》記載，唐代藏書最多時達卷，是漢代的4倍，為宋代文化繁榮奠定了基礎。

（3）宋元明清：雕版印刷與“全民集典”時代

宋元以後，雕版印刷術的普及徹底改變了“集典”的形式——典籍從“手寫本”變為“印刷本”，成本降低，流傳範圍擴大，“集典”的主體也從官府擴展到文人、商人甚至平民。

宋代：書院藏書與“崇文抑武”的文化政策

宋代統治者推行“崇文抑武”政策，宋太宗組織編撰《太平禦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合稱“宋四大書”），聚集李昉、徐鉉等學者，從全國征集典籍，僅《太平禦覽》就引用書籍1690種，其中大部分是唐代及以前的散佚文獻，堪稱“集墳典”的巔峰之作。

同時，宋代書院興起（如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書院不僅是教學機構，也是藏書機構，“書院藏書”與“官府藏書”“私人藏書”形成三足鼎立。據統計，宋代私人藏書家超過300人，其中晁公武的《郡齋讀書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是私人藏書目錄的典範，體現了“集典”的民間力量。

明清：《四庫全書》與典籍的“雙刃劍”整理

清代的“集墳典”以《四庫全書》為代表。乾隆皇帝從1772年開始，曆時10年，征集全國書籍，組織紀昀、陸錫熊等360位學者、3800多位抄寫員，編撰成《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共收錄書籍3461種、卷，抄寫7部，分藏於北京紫禁城文淵閣、瀋陽文溯閣、承德文津閣等“七閣”，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叢書。

但《四庫全書》的編撰也帶有“文化篩選”的性質——乾隆皇帝藉機銷燬“反清”“異端”書籍（據統計，銷燬書籍達3000餘種、6萬卷），成為“集典”史上的爭議事件。這也提醒我們：“集墳典”不僅是“儲存”，更涉及“選擇”，而選擇的標準往往與時代的政治、思想緊密相關。

3.“集墳典”的文化功能：中華文化的“保鮮劑”與“導航儀”

為何中國古人如此重視“集墳典”？從文化功能的角度看，“集典”本質是為中華文化提供“雙重保障”：

文化記憶的“保鮮劑”：典籍是跨越時空的“記憶載體”。通過“集典”，先秦的“民為邦本”思想（《尚書》）、漢代的“天人感應”理論（《春秋繁露》）、唐代的“開放包容”精神（《大唐西域記》）得以儲存，即使經曆戰亂、朝代更迭，文化記憶也不會中斷。例如，秦始皇焚書後，《尚書》因伏生藏於牆壁而得以留存，成為後世儒學複興的重要依據——這正是“集墳典”的價值所在。

文化發展的“導航儀”：典籍不僅是“過去的記錄”，更是“未來的指引”。中國古代的學者、政治家往往通過研讀典籍來尋找治國、治學的方法：孔子“韋編三絕”研讀《周易》，形成儒家思想；朱熹註解《四書》，構建理學體係；朱元璋建國後“命儒臣修《禮書》”，以典籍為依據製定禮儀製度。可以說，“集墳典”為中華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曆史座標”，避免了文化發展的盲目性。

三、“群英”解構：中國文化中的“尚賢”傳統與人才觀

如果說“墳典”是中華文化的“硬體”，那麼“群英”就是“軟件”——冇有“群英”的解讀、實踐與創新，“墳典”隻是一堆無生命的文字。“亦聚群英”背後，是中國數千年的“尚賢”傳統，是對“人才”價值的深刻認知。

1.“群英”的內涵：從“賢才”到“多元人才”的演變

“群英”的核心是“賢”，但“賢”的標準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內涵，這也決定了“群英”的範圍不斷擴展：

先秦：“德才兼備”的貴族賢才

先秦時期，“賢”主要指“貴族中的有德者”。孔子提出“舉賢才”（《論語?子路》），但這裡的“賢才”仍侷限於士階層（如顏回、子貢）；墨子提出“尚賢”，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墨子?尚賢上》），將“賢”的範圍擴展到平民，但仍以“道德”“能力”為核心標準（如“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這一時期的“群英”，主要是“政治賢才”與“學術賢才”，如管仲（治國）、老子（治學）。

漢唐：“經世致用”的多元人才

漢唐時期，隨著國家規模擴大、文化繁榮，“賢”的標準更加多元，“群英”的範圍也擴展到軍事、文學、科技等領域：

政治領域：漢代的蕭何（治國）、唐代的房玄齡（謀略）；

軍事領域：漢代的衛青（抗擊匈奴）、唐代的李靖（平定突厥）；

文學領域：漢代的司馬相如（辭賦）、唐代的李白（詩歌）；

科技領域：漢代的張衡（發明地動儀）、唐代的僧一行（編製《大衍曆》）。

這一時期，“科舉製”（始於隋，完善於唐）的出現，讓平民有機會通過考試成為“群英”的一員，打破了貴族對“賢才”的壟斷，“聚群英”從“貴族推薦”轉向“製度選拔”。

宋元明清：“專精深耕”的專業人才

宋元以後，學術分工細化，“賢”的標準從“全能型”轉向“專精型”，“群英”也更加專業化：

宋代：程顥、程頤（理學）、沈括（科技，《夢溪筆談》）；

明代：李時珍（醫學，《本草綱目》）、徐霞客（地理，《徐霞客遊記》）；

清代：紀昀（目錄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戴震（考據學，《孟子字義疏證》）。

這些“群英”雖未必身居高位，但在各自領域深耕細作，成為典籍傳承與文化創新的核心力量——例如，清代乾嘉學派的學者，通過考據典籍，糾正了漢唐以來的諸多學術謬誤，推動了中國文獻學的發展。

2.“聚群英”的曆史機製：從“薦舉”到“科舉”的製度創新

“聚群英”不是偶然的“人才彙聚”，而是中國古代通過製度設計形成的“人才吸納機製”。從先秦到明清，這一機製不斷完善，核心是“如何讓真正的賢才脫穎而出”。

（1）先秦：“世卿世祿製”與“薦舉製”的並存

先秦時期，主流的人才選拔製度是“世卿世祿製”（貴族子弟世襲官職），但也出現了“薦舉製”的萌芽：

周代：“鄉舉裡選”，由鄉裡推薦“德行兼備”的人才，如孔子的弟子冉雍，因“仁而不佞”被推薦為官；

戰國：各國變法後，“薦舉製”更加普遍，如魏國的“李克薦相”、秦國的“商鞅變法”中規定“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打破了貴族世襲。

這一時期的“聚群英”仍帶有“人情色彩”（薦舉者往往推薦親信），但已開始突破“血緣”限製，為後世製度奠定基礎。

（2）漢唐：“察舉製”到“科舉製”的跨越

漢代的“察舉製”是“薦舉製”的係統化：漢武帝規定，各州郡每年推薦“孝廉”（孝子、廉吏）、“秀才”（優秀人才）各一人，經考覈後任命官職。這一製度讓平民有機會進入仕途，如董仲舒就是通過“舉賢良對策”得到漢武帝重用，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

但“察舉製”也存在弊端：推薦權掌握在地方官員手中，容易形成“門閥勢力”（如東漢的“四世三公”袁家）。隋代統一後，為打破門閥壟斷，開始推行“科舉製”——通過考試選拔人才，不論出身、門第。唐代完善科舉製，設立“進士科”“明經科”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體現了科舉製對人才的吸引力。

科舉製的出現，是“聚群英”機製的革命性突破：它以“考試”為標準，讓“賢才”的選拔更加公平；以“儒家典籍”為考試內容，讓“群英”與“墳典”形成綁定（隻有研讀典籍，才能通過考試），實現了“集典”與“聚賢”的製度性融合。

（3）宋元明清：科舉製的完善與“民間聚賢”的興起

宋代以後，科舉製更加完善：

宋代：確立“糊名製”（密封考生姓名）、“謄錄製”（專人抄寫試卷，防止考官認出筆跡），進一步保證公平；擴大錄取名額，唐代每次錄取進士不過數十人，宋代最多時達數百人。

明代：實行“八股取士”，雖有束縛思想的弊端，但也讓考試標準更加統一，“聚群英”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基層（如王陽明、張居正都是通過科舉進入仕途）。

同時，“民間聚賢”也成為重要補充：宋代的書院不僅藏書，還聚集了大批學者（如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弟子達數千人）；明代的“東林書院”，“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成為文人議政、聚賢的中心；清代的“揚州八怪”，雖多為布衣文人，但通過藝術創作，成為文化領域的“群英”代表。

3.“聚群英”的文化價值：文化創新的“發動機”與社會穩定的“平衡器”

“聚群英”的價值，不僅在於“選拔人才”，更在於它為中華文化提供了“創新動力”和“穩定基礎”：

文化創新的“發動機”：“群英”是典籍的“解讀者”和“創新者”。冇有孔子對《六經》的整理與解讀，就冇有儒家思想的形成；冇有朱熹對《四書》的註解，就冇有理學體係的建立；冇有李時珍對《本草》的修訂，就冇有《本草綱目》的誕生。可以說，“群英”通過對典籍的再詮釋、再創造，讓中華文化不斷煥發生機——這正是“聚群英”的核心價值。

社會穩定的“平衡器”：“聚群英”的製度（尤其是科舉製）為平民提供了“向上流動”的通道，避免了“階層固化”。在古代中國，一個農民的兒子，隻要研讀典籍、通過科舉，就能成為官員，進入社會上層（如範仲淹“斷齏畫粥”苦讀，最終成為宰相）。這種“流動機製”緩解了社會矛盾，讓中華文化在朝代更迭中保持穩定——正如曆史學家錢穆所說：“科舉製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安全閥’。”

四、典與賢的辯證：中華文化傳承的“雙軸模型”

“既集墳典，亦聚群英”不是兩個孤立的行為，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辯證關係。從曆史實踐來看，“典”與“賢”構成了中華文化傳承的“雙軸”——典為賢之基，賢為典之魂；典因賢而活，賢因典而傳。這種辯證關係，是中華文化能夠綿延五千年而不絕的關鍵。

1.典為賢之基：典籍是群英成長的“土壤”

冇有典籍，“群英”就失去了知識來源和成長基礎。中國古代的“群英”，幾乎都是通過研讀典籍成長起來的：

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讚《周易》，修《春秋》”，其思想的核心來源是上古典籍；

司馬遷撰寫《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依據是“石室金匱之書”（宮廷藏書）；

朱熹構建理學體係，其核心是對《四書》的註解，而《四書》正是儒家典籍的精華。

即使是科技領域的“群英”，也離不開典籍的支撐：張衡發明地動儀，參考了《春秋》《國語》中關於地震的記載；李時珍編撰《本草綱目》，“蒐羅百氏，訪采四方”，引用典籍800餘種。可以說，典籍是“群英”的“知識寶庫”，冇有典籍的滋養，“群英”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2.賢為典之魂：群英是典籍傳承的“橋梁”

典籍本身是“死”的文字，隻有通過“群英”的解讀、抄寫、傳播，才能成為“活”的文化：

解讀讓典籍“易懂”：上古典籍（如《周易》《尚書》）文字晦澀，若無“群英”的解讀，普通人難以理解。例如，王弼註解《周易》，用“玄學”思想解讀卦象，讓《周易》從“占卜之書”變為“哲學著作”；孔穎達編撰《五經正義》，統一了儒家經典的解讀，讓典籍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

抄寫讓典籍“流傳”：在印刷術發明前，典籍的流傳全靠手工抄寫。漢代的“抄書郎”、唐代的“集賢院抄寫員”、宋代的“書院抄書生”，都是“群英”的一部分，他們的勞動讓典籍得以儲存和傳播。例如，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儲存了大量唐代抄本典籍，這些抄本多出自僧人、文人之手，是“賢為典之魂”的實物證明。

傳播讓典籍“影響”：典籍隻有傳播到更多人手中，才能發揮文化作用。宋代的“書坊”（民間出版社）、明代的“汲古閣”（私人藏書兼出版機構），都是“群英”推動典籍傳播的代表。例如，明代毛晉的“汲古閣”，刻印書籍600餘種，包括《十三經註疏》《十七史》等，讓典籍從宮廷走向民間，影響了無數文人學者。

3.典賢互動：文化傳承的“良性循環”

“典”與“賢”的互動，形成了中華文化傳承的“良性循環”：

集典→聚賢→解典→創新→新典→再集典→再聚賢

以宋代為例：

宋太宗“集典”（編撰“宋四大書”），聚集了李昉等“群英”；

李昉等“群英”解讀典籍，編撰出“宋四大書”，這是對原有典籍的“創新”；

“宋四大書”成為新的典籍，推動了宋代文化的繁榮，吸引了更多“群英”（如朱熹、陸九淵）；

朱熹等“群英”進一步解讀典籍，形成理學體係，編寫《四書章句集註》，成為新的典籍；

這些新典籍又被“集典”（如元代編撰《宋史?藝文誌》收錄），為後世“聚賢”提供基礎。

這種循環，讓中華文化在傳承中不斷創新，在創新中不斷傳承——既保持了文化的連續性（典的傳承），又保證了文化的活力（賢的創新）。

五、現代啟示：“集墳典”與“聚群英”的當代實踐

在數字化、全球化的今天，“既集墳典，亦聚群英”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麵對中華文化傳承的新挑戰（如古籍散佚、人才短缺、文化認同弱化），我們需要繼承“典賢雙軸”的傳統，探索新時代的“集典”與“聚賢”之路。

1.新時代的“集墳典”：從“物理儲存”到“數字活化”

傳統的“集典”以“物理儲存”（藏書樓、博物館）為主，而新時代的“集典”則應轉向“數字活化”——利用數字技術，讓典籍從“庫房”走向“雲端”，從“學者專屬”走向“全民共享”。

（1）古籍數字化：讓典籍“永不失傳”

近年來，中國啟動了“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國家古籍數字化工程”等項目，推動古籍的數字化儲存：

國家圖書館的“中華古籍資源庫”，已上線古籍影像10萬部、300萬葉，包括《四庫全書》《永樂大典》殘卷等珍貴典籍，用戶可免費在線查閱；

上海圖書館的“上圖數字古籍”平台，收錄了大量明清時期的地方文獻、家譜等，為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提供支援；

民間力量也參與其中，如“愛如生”數字圖書館，收錄古籍10萬種、170萬卷，成為全球最大的中文古籍數字資源庫之一。

古籍數字化的意義，不僅在於“儲存”（避免物理損壞導致的失傳），更在於“傳播”——任何人隻要有網絡，就能接觸到千年古籍，這是古代“集典”無法實現的目標。

（2）典籍通俗化：讓典籍“走進生活”

新時代的“集典”，不僅要“儲存”典籍，還要讓典籍“被理解”“被使用”。近年來，一批典籍通俗化作品的出現，成為“集典”的新形式：

《典籍裡的中國》（央視節目）：通過戲劇、影視等形式，解讀《尚書》《論語》《史記》等典籍，讓觀眾感受典籍的魅力，首播收視率達0.8%，成為文化類節目的標杆；

《中國典籍通解》（叢書）：由北京大學、複旦大學等高校學者編寫，用通俗的語言解讀古籍，如《＜論語＞通解》《＜道德經＞通解》，累計銷量超過100萬冊；

短視頻平台的“古籍科普”：如抖音博主“河森堡”，用短視頻解讀《史記》中的曆史故事，單條視頻播放量超過1000萬次，讓古籍走進年輕人的生活。

這些實踐，讓“集墳典”從“學術行為”變為“大眾行為”，真正實現了典籍的“活化傳承”。

2.新時代的“聚群英”：從“單一人才”到“跨界人才”

傳統的“聚賢”以“學術人才”（如文人、學者）為主，而新時代的“聚賢”則需要“跨界人才”——既懂傳統文化，又懂現代技術（如數字技術、傳播技術）的複合型人才。

（1）培養“古籍修複人才”：守護典籍的“工匠”

古籍修複是“集典”的基礎工作，但目前全國古籍修複人纔不足1000人，麵臨“青黃不接”的困境。為此，國家采取了一係列措施：

高校設立相關專業：北京大學、複旦大學、南京藝術學院等高校，開設“古典文獻學”“古籍修複”專業，培養專業人才；

舉辦修複培訓班：國家圖書館每年舉辦“古籍修複培訓班”，邀請資深修複師授課，截至2023年，已培訓學員5000餘人；

設立“修複基金”：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設立“古籍修複專項基金”，支援修複師開展工作，如修複敦煌遺書、西夏文文獻等珍貴古籍。

這些措施，為“聚群英”提供了製度保障，讓古籍修複這一“冷門”領域逐漸吸引年輕人。

（2）吸引“跨界文化人才”：創新傳承的“先鋒”

新時代的“群英”，不僅要懂古籍，還要懂數字技術、傳播技術。近年來，一批“跨界人才”的出現，推動了中華文化的創新傳承：

數字技術人才：如團隊“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用3D掃描技術還原故宮文物，製作“數字故宮”小程式，用戶可在線“觸摸”文物，感受傳統文化；

傳播人才：如“六神磊磊”，用“解讀金庸武俠”的方式傳播唐詩，出版《六神磊磊讀唐詩》，銷量超過200萬冊，讓唐詩成為“網紅”；

設計人才：如“故宮文創”團隊，將古籍中的圖案、文字轉化為文創產品（如“千裡江山圖”絲巾、“清明上河圖”手賬），年銷售額超過15億元，讓傳統文化“看得見、摸得著、用得上”。

這些“跨界人才”，是新時代的“群英”，他們用現代技術和創意，讓中華文化在全球化時代煥發出新的活力。

3.構建“典賢新生態”：文化強國的“雙輪驅動”

新時代的中華文化傳承，需要構建“典賢新生態”——以“數字集典”為基礎，以“跨界聚賢”為動力，實現“典”與“賢”的新時代互動：

以典聚賢：通過“中華古籍資源庫”“數字故宮”等平台，吸引全球範圍內的文化人才參與典籍研究、解讀、傳播；

以賢活典：鼓勵“跨界人才”用數字技術、創意設計活化典籍，如製作古籍動畫、開發古籍遊戲，讓典籍成為年輕人喜愛的文化產品；

以典賢促認同：通過“集典”與“聚賢”，讓更多人瞭解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增強文化自信，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如“中國國家典籍博物館”的海外巡展，讓《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典籍成為國際文化交流的名片）。

結語：從“雙集”到“雙興”，中華文化的生生不息

“既集墳典，亦聚群英”，這兩句看似簡單的蒙學句子，濃縮了中華文化傳承的核心智慧。從先秦的“學在官府”到漢代的“河間集典”，從唐代的“科舉聚賢”到宋代的“書院興學”，從清代的“四庫全書”到今天的“古籍數字化”，“典”與“賢”始終是中華文化的兩大支柱。

在今天，我們傳承中華文化，既要像古人一樣重視“集墳典”——守護好我們的文化根脈，讓千年典籍在數字時代“永不失傳”；也要像古人一樣重視“聚群英”——培養好我們的文化傳人，讓跨界人纔在創新時代“活化文化”。隻有做到“典賢雙興”，才能讓中華文化在全球化時代生生不息，為人類文明貢獻中國智慧。

正如《千字文》最後所言：“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既集墳典，亦聚群英”不是文化傳承的終點，而是起點——它提醒我們：文化的傳承，永遠需要“典籍”的支撐和“人才”的努力，這是中華文化綿延五千年的密碼，也是我們麵向未來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