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重千斤 第53章 都邑華夏 （du yi huá xià），東西二京 。

都邑華夏(dūyìhuáxià)，東西二京(dōngxīèrjīng)。承《千字文》“修身”篇章之後，將視角從個人心性轉向天下格局，開啟了對華夏文明“空間載體”與“文化認同”的闡述。作為南朝周興嗣凝練先秦至漢魏地理與曆史的經典之筆，這八字不僅是古代蒙童的地理啟蒙，更以“都邑”為錨點，串聯起華夏文明的“正統性”“連續性”與“空間秩序”，成為理解中國古代都城文化與文明脈絡的關鍵密鑰。

本文從“文字語境錨定”“漢字語義溯源”“曆史維度解構（東西二京的興衰與格局）”“文化內涵深挖（都城與華夏認同）”“現代價值轉化（古都保護與傳承）”“實踐路徑探索”六大維度，深度解析這一古訓，探尋“都邑”背後承載的華夏文明基因，及其對當代文化傳承的啟示。

第一章文字語境：《千字文》中“修身-天下”的邏輯躍遷

要理解“都邑華夏，東西二京”，需先迴歸《千字文》的整體敘事框架。這部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開篇的經典，遵循“天道-地道-人道-天下”的遞進邏輯：從天文地理（“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到自然物產（“金生麗水，玉出昆岡”），再到個人修身（“性靜情逸，守真誌滿”），最終落腳於“天下治理”與“文明傳承”——而“都邑華夏，東西二京”正是這一邏輯的“轉折點”：它標誌著文字從“個人修養”轉向“群體秩序”，從“抽象道德”轉向“具象文明載體”。

其上下文為：“堅持雅操，好爵自縻。都邑華夏，東西二京。背邙麵洛，浮渭據涇。”這四句構成了完整的“修身-都邑-地理”關聯鏈：

修身築基（前提）：“堅持雅操，好爵自縻”是個人層麵的“內聖”，強調通過堅守操守實現自我價值；而“都邑華夏”則是群體層麵的“外王”——華夏文明的存續，需要“都邑”作為政治、文化、經濟的核心載體。

都邑定位（核心）：“都邑華夏”點明“都邑”與“華夏”的共生關係——“華夏”不僅是族群稱謂，更是以“都邑”為中心的文明體係；“東西二京”則具體指向這一體係的“雙核心”（西漢長安、東漢洛陽），證明華夏文明的“正統性”可通過都城傳承。

地理支撐（基礎）：“背邙麵洛，浮渭據涇”進一步解釋“二京”的地理優勢——洛陽背靠邙山、麵向洛水，長安瀕臨渭水、依托涇水，這種“依山傍水”的選址，既是古代都城“天人合一”思想的體現，也為“都邑”的繁榮提供了自然保障。

從文字功能看，“都邑華夏，東西二京”對南朝皇子的教育意義有二：一是地理認知，讓皇子瞭解華夏文明的核心疆域與都城分佈；二是文明認同，通過“二京”的曆史，強化對“華夏正統”的認知——即便朝代更迭，“都邑”作為文明載體的意義不變，“華夏”的血脈也隨之延續。這種“以都邑定正統”的思想，深刻影響了後世中國的政治文化。

第二章語義溯源：一字一文明的“空間密碼”

“都邑華夏，東西二京”的深度，藏在每個漢字的語義積澱中。唯有拆解“都、邑、華、夏、東、西、二、京”的本義與引申義，方能跳出“地理名詞”的表層認知，觸及其承載的文明內涵。

2.1都邑華夏：華夏文明的“空間載體”與“族群認同”

都（dū）：甲骨文“都”字，像“邑”（城邑）中有“者”（本義為“煮食器具”，象征“聚集”），本義為“人口聚集、規模較大的城邑”，後特指“都城”——即國家政治中心。《說文解字》釋“都”為“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點明“都”的核心功能：不僅是居住空間，更是“祭祀祖先、傳承禮製”的文化中心。與“邑”相比，“都”的規模更大、等級更高，是華夏文明“政治秩序”的空間體現（如西周的鎬京、東周的洛邑）。

邑（yì）：甲骨文“邑”字，像“人”（卩）居於“城”（囗）中，本義為“城邑、居民聚居地”，是古代最小的城市單位。《爾雅?釋地》載“邑外謂之郊”，說明“邑”是“城鄉體係”的核心——“邑”的存在，標誌著華夏文明從“遊牧”向“農耕定居”的轉變。“邑”可大可小，小者為“村落”，大者為“都城”，但共同功能是“聚集人口、形成秩序”，是華夏文明“定居文化”的基礎。

華（huá）：甲骨文“華”字，像“花朵”（艸+化，象征“開花結果”），本義為“草木開花”，後引申為“美麗、光彩”，再發展為“華夏族群”的稱謂之一。“華”的文化內涵，源於上古“華胥氏”的傳說（伏羲、女媧的母親部族），後與“夏”並稱，成為華夏文明的“美稱”——如《左傳?定公十年》“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強調華夏文明的“禮儀之美”與“文化先進性”。

夏（xià）：甲骨文“夏”字，像“正麵站立的人”（頭部、軀乾、四肢完整），本義為“中原地區的族群”，因夏朝（中國首個王朝）而得名，後成為華夏族群的核心稱謂。《說文解字》釋“夏”為“中國之人也”，這裡的“中國”指“中原地區”——“夏”不僅是族群符號，更代表華夏文明的“正統性”與“地域核心”（中原為“天下之中”）。

綜上，“都邑華夏”的完整語義是：以“都”（都城）和“邑”（城邑）為空間載體，承載“華”（禮儀之美）與“夏”（中原正統）所代表的族群認同與文明體係。它揭示了一個核心邏輯：華夏文明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依托“城邑”形成的、有空間邊界、有文化內核的實體文明。

2.2東西二京：華夏正統的“雙核心”與“曆史傳承”

東（dōng）\/西（xī）：甲骨文“東”字，像“裝滿物品的行囊”（象征“太陽升起的方向，人們出發的方位”）；“西”字像“鳥巢”（象征“太陽落下的方向，鳥兒歸巢的方位”）。二者本為方位詞，但在“東西二京”中，被賦予“曆史時序”與“地理格局”的意義：“西”指西漢都城長安（位於關中西部），“東”指東漢都城洛陽（位於中原東部），二者的並列，體現華夏文明“東西呼應、正統延續”的格局。

二（èr）：甲骨文“二”字，為“兩橫”（上短下長，象征“天地”），本義為“數量二”。在“東西二京”中，“二”並非簡單的數量詞，而是暗含“二元互補”的思想：長安的“險固”（關中四塞）與洛陽的“居中”（中原腹地），形成“軍事防禦”與“文化輻射”的互補；西漢的“開拓”（絲綢之路）與東漢的“守成”（文化整合），構成華夏文明“擴張-穩定”的二元發展模式。這種“二元互補”，讓華夏文明在朝代更迭中保持韌性。

京（jīng）：金文“京”字，像“高台之上的建築”（囗象征“城垣”，丨象征“高台”），本義為“高大的建築”，後特指“都城”——比“都”更具“尊崇感”，是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征。《公羊傳?桓公九年》載“京者，大也”，點明“京”的核心特質：不僅是政治中心，更是“規模宏大、禮儀完備”的文明標杆。與“都”相比，“京”的稱謂更強調都城的“正統性”與“權威性”（如後世的“汴京”“北京”）。

綜上，“東西二京”的完整語義是：位於華夏大地東部與西部的兩座正統都城（洛陽與長安），它們在地理功能與曆史作用上二元互補，共同承載華夏文明的正統傳承。這一稱謂，既體現了對西漢、東漢曆史的認可，也強化了“都城即正統”的政治文化認知。

第三章曆史維度：東西二京的興衰與華夏文明的空間格局

“東西二京”並非抽象的地理概念，而是西漢長安與東漢洛陽兩座都城的曆史縮影。要理解其內涵，需深入梳理二京的“選址邏輯、都城規劃、功能定位與曆史變遷”，看清它們如何塑造華夏文明的空間格局。

3.1西京長安：“險固之地”的開拓與輝煌

西京長安（今陝西西安）的崛起，始於西漢劉邦定都的戰略選擇。其背後是對“地理險固”與“戰略開拓”的考量：

選址邏輯：關中四塞，易守難攻：長安位於關中平原，東有函穀關、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故稱“四塞之地”。劉邦稱帝後，大臣婁敬勸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裡，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這種“阻三麵而守，一麵東出”的地理優勢，讓長安成為西漢“穩定內部、開拓外部”的理想都城——對內可壓製諸侯，對外可連接西域（絲綢之路起點）。

都城規劃：禮製與實用的結合：西漢長安的規劃，既遵循《周禮?考工記》“麵朝後市，左祖右社”的禮製思想，又兼顧實用需求：

政治核心：未央宮與長樂宮：未央宮為皇帝理政之所，長樂宮為太後居所，二者占據都城南部，體現“南向為尊”的禮製；宮殿佈局對稱，象征皇權的“秩序性”。

經濟核心：長安九市：位於都城北部（“後市”），分為東市（商業繁華）與西市（國際貿易，接待西域商人），是西漢經濟繁榮的縮影——《史記?貨殖列傳》載“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可見長安的商業活力。

文化核心：太學與石渠閣：太學是中國古代第一所官辦大學，設於長安城南，培養儒家人才；石渠閣是皇家圖書館，收藏儒家經典，為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供文化支撐。

曆史地位：開拓型都城的典範：西漢長安的輝煌，與“開拓精神”緊密相連：

漢武帝時期，張騫從長安出發，開辟絲綢之路，讓長安成為“東西方文明交彙的中心”——西域的葡萄、苜蓿、良種馬傳入中原，中原的絲綢、瓷器、冶鐵技術傳入西域，形成文明互鑒。

西漢以長安為中心，確立“郡縣製與分封製並存”的政治體係，鞏固了“大一統”格局；同時，儒家思想在長安成為正統，為華夏文明注入“大一統”的文化基因。

然而，西漢末年，王莽篡漢，長安遭受戰亂破壞；東漢建立後，劉秀因“關中殘破、中原富庶”，選擇定都洛陽，長安逐漸從“政治中心”轉變為“西京”（陪都），但仍保留“華夏正統”的象征意義。

3.2東京洛陽：“天下之中”的守成與整合

東京洛陽（今河南洛陽）的興盛，始於東漢劉秀的定都選擇，其核心是“居中輻射”與“文化整合”：

選址邏輯：中原腹地，天下之中：洛陽位於黃河中下遊平原（中原腹地），北靠邙山、南臨洛水，東接齊魯、西連關中、南達荊楚、北通燕趙，故稱“天下之中”。《史記?周本紀》載周公旦營建洛邑時言：“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裡均。”這種“居中”的地理優勢，讓洛陽成為東漢“輻射全國、整合文化”的理想都城——對內可方便各地朝貢，對外可控製中原核心區，避免關中“偏西”的侷限。

都城規劃：禮製的完善與文化強化：東漢洛陽的規劃，在西漢長安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禮製”與“文化功能”：

政治核心：南宮與北宮：南宮為皇帝理政之所，北宮為後宮居所，二者以“複道”（空中走廊）連接，佈局更趨對稱；宮殿建築規模雖不及未央宮，但更注重“禮儀細節”（如朝堂禮製、祭祀場所的設置）。

文化核心：太學與靈台：東漢太學規模遠超西漢，最多時容納學生三萬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大學”；靈台是天文觀測機構（張衡曾在此發明渾天儀、候風地動儀），體現東漢對“科學與禮製”的重視——天文觀測不僅是科技活動，更是“溝通天人、證明正統”的政治行為（如通過觀測星象預測吉凶）。

禮製核心：明堂與辟雍：明堂是皇帝祭祀天地、朝會諸侯的場所，辟雍是太學的核心建築（象征“教化四方”），二者的修建，標誌著儒家“禮製思想”在都城規劃中的完全落地，強化了“皇權天授”的正統性。

曆史地位：守成型都城的典範：東漢洛陽的價值，在於“文化整合”與“正統延續”：

東漢以洛陽為中心，修複西漢末年的文化斷層：班固在洛陽編撰《漢書》，係統梳理西漢曆史；許慎在洛陽著《說文解字》，規範漢字體係；儒家經典在洛陽被進一步整理（如“熹平石經”的刻立），成為後世科舉的範本。

洛陽雖未像長安那樣開拓絲綢之路，但通過“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從洛陽經南陽、襄陽至廣州）的銜接，繼續扮演“東西方文明交彙點”的角色——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後，首先在洛陽傳播（如白馬寺的建立），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見證。

東漢末年，洛陽因“董卓之亂”遭受嚴重破壞（“焚燒宮室，發掘陵墓，寇掠百姓”），曹魏時期雖有修複，但都城地位逐漸被鄴城、許昌取代；不過，洛陽作為“華夏正統”的象征，在後世（如西晉、北魏、隋唐）多次被定為都城，與長安共同構成華夏文明的“雙核心”。

3.3東西二京的異同：華夏文明的韌性密碼

長安與洛陽作為“東西二京”，既有差異，也有共性，共同塑造了華夏文明的韌性。

這種“差異互補”的格局，讓華夏文明在麵臨危機時（如戰亂、自然災害），可通過“都城遷移”實現文明的“轉移與延續”——西漢末年長安殘破，東漢以洛陽為中心延續文明；東漢末年洛陽殘破，西晉又短暫定都洛陽，後雖南遷，但“二京”的正統意義仍被認可。這種“以都城為核心的文明延續性”，是華夏文明區彆於其他古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倫，都城毀滅後文明中斷）的關鍵特質。

第四章文化內涵：都邑與華夏文明的“正統性”建構

“都邑華夏，東西二京”的深層價值，不在於地理知識的傳遞，而在於通過“都邑”這一載體，建構華夏文明的“正統性”——即“什麼是華夏？如何證明華夏正統？”。這種建構，主要通過三個維度實現：

4.1空間正統：“居中”與“對稱”的都城秩序

華夏文明對“正統性”的認知，首先體現在“空間秩序”上——都城必須符合“居中”“對稱”的原則，以象征“皇權天授”“天下有序”。

居中思想：洛陽被稱為“天下之中”，是這一思想的極致體現。《尚書?禹貢》將天下分為“九州”，洛陽所在的“豫州”為九州中心，故稱“中州”；周公旦營建洛邑時，通過“測影定中”（在洛陽測量日影，確定“天地之中”），證明洛邑的“正統性”。這種“居中”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居中者為正統”，偏離中心則為“偏安”（如東晉定都建康，被視為“偏安江南”，仍以洛陽為“正統都城”）。

對稱思想：長安與洛陽的規劃，均遵循“對稱佈局”——宮殿位於中軸線上，左祖右社、麵朝後市，象征“皇權對稱、天下公平”。這種“對稱”源於《周易》“陰陽平衡”的思想，認為隻有“秩序對稱”，才能實現“天人和諧”。如西漢長安的未央宮位於都城南部中軸線上，東漢洛陽的南宮、北宮沿中軸線排列，均體現“對稱即正統”的認知。

這種“空間正統”思想，深刻影響了後世都城規劃——如隋唐長安（仿西漢長安，對稱佈局）、北宋汴京（仿洛陽，居中選址）、明清北京（中軸線貫穿南北，左祖右社），均以“二京”為範本，延續“居中對稱”的秩序，強化“華夏正統”的空間認同。

4.2曆史正統：“以都邑承繼曆史”的文明延續

華夏文明對“正統性”的認知，其次體現在“曆史延續”上——都城必須與“前代正統都城”有傳承關係，以證明“政權的合法性”。

長安的曆史傳承：西漢定都長安，是對“周秦”曆史的繼承——西周定都鎬京（今西安附近），秦朝定都鹹陽（今西安附近），西漢長安選址關中，既是對“周秦正統”的認可，也通過“繼承前代都城區域”證明自身正統。如蕭何建未央宮時，故意“規模宏大”，言“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史記?高祖本紀》），其本質是通過“超越前代都城的規模”，強化西漢的“曆史正統性”。

洛陽的曆史傳承：東漢定都洛陽，是對“西周洛邑”曆史的繼承——西周雖定都鎬京，但洛邑為“東都”，是周天子朝會諸侯、祭祀天地的場所；東漢定都洛陽，宣稱“恢複西周洛邑的正統”，並通過修複洛邑的明堂、辟雍，證明自身“接續周製”的正統性。如劉秀定都洛陽後，立即“起明堂、靈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後漢書?光武帝紀》），其目的就是通過“恢複前代禮製建築”，連接曆史，獲得正統認同。

這種“以都邑承繼曆史”的思想，讓華夏文明形成“曆史-都城-正統”的閉環——即便改朝換代，隻要新王朝定都“前代正統都城”（或仿建其規製），就能獲得“正統性”認可。如隋唐定都長安與洛陽，宋太祖趙匡胤曾計劃遷都洛陽（因大臣反對而作罷），均體現這一思想。

4.3文化正統：“以都邑承載禮製”的文明內核

華夏文明對“正統性”的認知，最終體現在“文化內核”上——都城必須是“禮製的載體”，以傳遞儒家思想、維繫社會秩序。

禮製建築的象征意義：長安與洛陽的“明堂、辟雍、太學”，是禮製文化的核心載體：

明堂：皇帝祭祀天地、朝會諸侯的場所，象征“皇權與天道的連接”——隻有正統王朝，纔有資格在明堂祭祀天地，如漢武帝在長安明堂舉行封禪大典，劉秀在洛陽明堂祭祀光武帝，均是“文化正統”的儀式化表達。

辟雍：太學的核心建築，象征“教化四方”——《禮記?王製》載“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辟雍的存在，證明王朝“以儒治國、教化萬民”，是文化正統的標誌。東漢太學的興盛，讓洛陽成為“儒家文化中心”，吸引天下學者前來求學，進一步強化“文化正統”。

生活禮製的滲透：都城的規劃不僅是“建築佈局”，更是“生活秩序”的規範——如長安的“九市”有嚴格的營業時間（“日中而市，日落而閉”），洛陽的“裡坊”有嚴格的居住製度（“坊門晝開夜閉，禁止夜行”），這些製度均源於儒家“秩序”思想，通過“都城生活”的規範化，讓百姓認同“華夏禮製”，進而認同王朝正統。

這種“以都邑承載禮製”的思想，讓華夏文明的“文化內核”（儒家思想、禮製秩序）通過“都城空間”傳遞到全國——百姓即便從未到過都城，也能通過“仿都城的地方建築”（如地方官署、文廟），感知華夏文明的“文化正統”，形成“大一統”的文化認同。

第五章現代價值：古都保護與華夏文明的當代傳承

“都邑華夏，東西二京”的古訓，在當代仍有重要價值——長安（今西安）與洛陽作為“世界文化遺產”，是華夏文明的“活化石”；而如何保護古都、傳承其文化內涵，成為當代麵臨的重要課題。

5.1當代困境：城市化與古都保護的矛盾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西安與洛陽麵臨“保護”與“發展”的雙重挑戰：

空間擠壓：西安的城牆內區域（明清西安城，疊壓在西漢長安、隋唐長安遺址之上），因人口密集、建築老化，麵臨“拆遷改造”與“遺址保護”的矛盾——如20世紀90年代，西安曾計劃拆除部分城牆修建公路，後因文物保護人士反對而作罷；洛陽的“漢魏洛陽城遺址”位於城市東部，周邊被現代建築包圍，遺址保護麵臨“資金不足、關注度低”的問題。

過度商業化：為發展旅遊業，西安與洛陽的部分古都元素被“商業化包裝”，失去文化本真——如西安的“大唐不夜城”雖以“唐文化”為主題，但過度依賴燈光秀、網紅打卡，忽視對“唐代禮製、生活細節”的深度呈現；洛陽的“龍門石窟”周邊，曾因過度修建商鋪、停車場，影響石窟的“曆史氛圍”，後經整治纔有所改善。

文化斷層：年輕一代對古都文化的認知，多停留在“旅遊景點”層麵（如西安兵馬俑、洛陽龍門石窟），對“都邑與華夏正統”的深層內涵缺乏瞭解——如多數人知道西安是“古都”，但不知道其“西漢開拓精神”；知道洛陽是“古都”，但不知道其“東漢文化整合作用”，導致古都文化的“傳承斷層”。

5.2破局路徑：從“文物保護”到“文化傳承”

要實現古都文化的當代傳承，需跳出“單純保護文物”的思維，轉向“文化內涵的活化與傳遞”：

考古先行：還原古都的曆史真相：通過考古發掘，讓古都“活”起來——如西安的“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考古，還原了未央宮的佈局、宮殿結構，為“數字複原”提供依據；洛陽的“二裡頭遺址”（夏朝都城）考古，證明瞭“夏代文明”的存在，強化了“華夏五千年文明”的曆史認同。考古成果的公開（如博物館展覽、考古直播），可讓公眾更直觀地瞭解古都的曆史。

數字活化：用科技傳承文化內涵：利用VR、AR、數字建模等技術，複原古都的“曆史場景”——如西安推出“數字漢長安城”項目，通過VR技術讓遊客“穿越”到西漢長安，體驗未央宮朝會、長安九市的繁華；洛陽推出“數字龍門石窟”項目，通過AR技術讓遊客看到石窟“未風化前的原貌”，瞭解佛教藝術的演變。這種“數字活化”，既保護了文物，又讓年輕一代通過“沉浸式體驗”感受古都文化。

教育普及：讓古都文化走進課堂：將“東西二京”的曆史與文化納入中小學教育——如在曆史課中講解“西漢長安與絲綢之路”“東漢洛陽與儒家文化”；在地理課中分析“二京的選址邏輯”；在語文課中解讀《千字文》“都邑華夏”的內涵。同時，學校可組織“古都研學”活動（如參觀西安城牆、洛陽太學遺址），讓學生“親身感受”古都文化，培養文化認同。

文旅融合：在發展中傳承本真：避免“過度商業化”，推動“文旅融合”向“深度文化體驗”轉型——如西安可推出“唐代禮製體驗”項目（如穿唐裝、學唐禮、參加仿唐祭祀），而非單純的“網紅打卡”；洛陽可推出“東漢太學研學”項目（如仿東漢太學生讀書、寫隸書、參與學術討論），讓遊客感受“文化正統”的內涵。這種“深度體驗”，既能帶動旅遊經濟，又能傳承古都文化的本真。

第六章結語：都邑作為華夏文明的“精神座標”

“都邑華夏，東西二京”這八字古訓，看似是簡單的地理陳述，實則是華夏文明的“精神座標”——它以“都邑”為錨點，串聯起華夏文明的“空間秩序”“曆史延續”與“文化內核”，回答了“華夏是誰？華夏從何而來？華夏向何而去？”的根本問題。

從西漢長安的“開拓”到東漢洛陽的“守成”，從“居中對稱”的空間秩序到“禮製承載”的文化內核，“東西二京”不僅是兩座都城的曆史，更是華夏文明“韌性”與“正統性”的見證——即便王朝更迭、都城殘破，華夏文明的“核心基因”（大一統、禮製、文化認同）仍通過“都邑”的傳承得以延續。

在當代，西安與洛陽作為“古都”，其價值不僅在於“文物古蹟”，更在於它們是華夏文明“活的傳承”——保護古都，就是保護華夏文明的“根”；傳承古都文化，就是傳承華夏文明的“魂”。當我們漫步在西安城牆之上，觸摸的是西漢開拓的血脈；當我們駐足在洛陽龍門石窟之前，感受的是東漢整合的智慧——這便是“都邑華夏，東西二京”留給我們的最珍貴遺產。

正如《千字文》以“蓋此身發，四大五常”開篇強調“人的根本”，以“都邑華夏，東西二京”強調“文明的根本”——個人的修身與文明的傳承，從來都是一體兩麵。唯有理解“都邑”承載的華夏文明內涵，才能真正理解“修身”的終極意義：不僅是成就自我，更是為了延續華夏文明的血脈，讓“華夏”這一文明符號，在曆史的長河中永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