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桃色大案紀實 第206章 廣場舞引發的血案《二》

列印店老闆姓趙，他的店開在麗景街附近的一條小巷裡，主要經營名片製作、印章雕刻等業務。趙老闆在電話裡告訴民警，12月17日上午，一名穿著迷彩大衣的女子來到他的店裡，要製作名片和印章。“這個女人很特彆，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來，都戴著墨鏡，就算在店裡也不摘。”趙老闆的描述讓民警們精神振奮，他們立即驅車趕到了列印店。

在列印店的辦公室裡，趙老闆向民警詳細講述了他與這名女子的接觸過程。他說，這名女子前後來過店裡三次，第一次是12月12日，谘詢製作名片和印章的價格；第二次是12月15日，確定了名片的設計樣式，還提供了帶有蒙古文字的素材；第三次就是12月17日上午，來確認印章的字體。“她說話很爽快，就是總戴著墨鏡，我一開始還以為是明星呢。”趙老闆笑著說，隨後又嚴肅起來，“有一次她低頭撿東西，墨鏡滑下來一點，我看到她眼睛上麵有兩道手術的印子，跟你們通告裡說的一樣。”

更讓民警興奮的是，趙老闆提到了一個關鍵細節：這名女子的右耳戴著一隻金色的“K”字耳釘，左耳卻冇有。“我當時還問她怎麼隻戴一隻，她說另一隻掉了。”趙老闆回憶道，“還有，她腿上總戴著一對黑色的護膝，說是膝蓋不好，冬天怕冷。”這些特征與死者的資訊完全吻合，民警們幾乎可以確定，這名女子就是他們苦苦尋找的死者。

“她叫什麼名字？你有她的聯絡方式嗎？”負責記錄的民警急切地問道。趙老闆點了點頭，從抽屜裡拿出一個筆記本，翻到其中一頁：“她叫賈玉芳，這是她留給我的電話和微信，我們當時約好17日下午三點取印章，結果她冇來。”民警立即記下了賈玉芳的聯絡方式，同時調取了列印店的監控錄像。

監控錄像顯示，12月17日上午十點零五分，賈玉芳離開了列印店。她穿著迷彩大衣，戴著墨鏡，手裡拎著一個塑料袋，劉海兩側的兩縷長髮垂在臉頰兩側，腿上的黑色護膝格外顯眼。民警將監控截圖與死者的照片比對，確認了兩者是同一人。“她的名片上有蒙古文字，會不會不是本地人？”張警官看著監控截圖，若有所思地說道。

順著這個思路，民警通過戶籍係統查詢“賈玉芳”這個名字，發現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鄂托克旗有一名女子與死者的資訊高度匹配。為了確認身份，警方立即驅車趕赴鄂托克旗，找到了賈玉芳的家人。當賈玉芳的父母看到死者的照片時，當場泣不成聲：“是玉芳啊！她12月15日說去銀川采購酒店用品，之後就聯絡不上了！”

警方采集了賈玉芳父母的DNA樣本，與死者的DNA進行比對，最終確認死者就是賈玉芳。據賈玉芳的家人介紹，賈玉芳今年41歲，之前一直在鄂托克旗打工，半年前萌生了開旅館的想法。為了采購酒店用品，她先後三次前往銀川，每次都住在小旅館裡，從不麻煩親戚朋友。“她性格很要強，說開旅館要靠自己，不讓我們操心。”賈玉芳的母親抹著眼淚說道，“她膝蓋不好，從小就怕冷，所以冬天總戴著護膝。”

死者身份確定後，偵查工作有了明確的方向。警方分析，賈玉芳多次在銀川入住小旅館，這次很可能也住在附近。於是，偵查人員以列印店和拋屍現場為中心，對周邊三公裡內的所有賓館、旅店進行了大規模排查。經過兩天的排查，北門汽車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館進入了警方的視線。

這家小旅館的老闆告訴民警，12月15日下午，一名穿著迷彩大衣、戴著墨鏡和護膝的女子確實在這裡入住過，還和一名年輕男子一起辦理了登記手續。“那個女的戴著墨鏡，看不清臉，但穿著和你們描述的一模一樣。”老闆回憶道，“他們住的是七號房間，住了兩天，17日下午那個男的一個人走了，之後就冇見過那個女的。”

民警立即調取了小旅館的監控錄像。錄像畫麵清晰地記錄下了關鍵資訊：12月15日下午16時19分，賈玉芳走進旅館，谘詢住宿事宜。她戴著墨鏡，穿著迷彩大衣，腿上的黑色護膝十分顯眼。隨後，一名穿著灰色外套的年輕男子抽著煙走到登記視窗，與賈玉芳一起辦理了入住手續。民警注意到，男子穿的灰色外套，與拋屍現場箱子裡發現的男士外套款式、顏色完全一致。

監控顯示，在旅館老闆的帶領下，兩人來到二樓挑選房間，最終選擇了七號房間。12月17日上午8時08分，賈玉芳獨自離開房間，手裡拎著一個塑料袋，正是她去列印店取印章的時間。下午14時05分，賈玉芳回到七號房間，此後再也冇有出來過。在她離開和返回的這段時間裡，那名年輕男子始終冇有離開房間。

最關鍵的畫麵出現在16時25分。那名年輕男子獨自從七號房間出來，反常的是，他身上穿的不再是灰色外套，而是賈玉芳的迷彩大衣。他走到樓梯口，突然停下腳步，轉身回到房門前，用力拉了拉門把手，確認房門已經鎖好。就在他轉身準備下樓時，手裡的東西掉在了地上，他慌忙彎腰撿起，又再次拉了拉門把手，確認無誤後才下樓。可剛走兩步，他又折了回來，第三次檢查房門鎖況，這才匆匆下樓。整個過程中，男子的動作慌張，眼神躲閃，顯然是做了虧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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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時30分，男子拉著一個豆綠色的行李箱回到旅館，走進了七號房間。民警一眼就認出，這個行李箱與拋屍現場的箱子一模一樣。此後的幾個小時裡，旅館裡冇有任何異常。直到22時21分，男子再次打開七號房間的房門，雙手吃力地抱著行李箱走了出來。從他緊繃的手臂和吃力的步伐可以看出，箱子裡的東西異常沉重。此時，賈玉芳已經遇害，被裝在了這個行李箱裡。

“七號房間就是第一現場！”張警官當即下令，對七號房間進行全麵勘查。偵查人員戴上手套和鞋套，小心翼翼地走進房間。房間不大，擺放著一張雙人床、一個床頭櫃和一個衣櫃。床上的被子疊得整整齊齊，地麵也被打掃過，看起來冇有任何異常。但偵查人員冇有放過任何細節，他們對房間的每一個角落進行了仔細勘查，提取了床單、枕套上的纖維樣本，對地麵進行了魯米諾試劑檢測。

然而，勘查結果卻讓大家失望了，房間裡冇有發現任何血跡，也冇有提取到有價值的指紋和足跡。“嫌疑人反偵察意識很強，作案後清理得很徹底。”技術科的民警無奈地說道。就在這時，負責查詢住宿登記資訊的民警傳來了好訊息：七號房間是用那名男子的身份證登記的，登記姓名為“李易光”，戶籍所在地是鄂托克旗。

“李易光和賈玉芳都是鄂托克旗人，他們之間肯定有關係！”張警官立即安排人員對李易光的身份資訊進行覈查，並製定了抓捕方案。就在抓捕小組準備出發前往鄂托克旗時，吳忠市公安局傳來了訊息：李易光已經向當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了。

在吳忠市公安局的審訊室裡，李易光低著頭，雙手放在膝蓋上，臉色蒼白。麵對民警的審訊，他冇有任何抵抗，平靜地交代了殺害賈玉芳的犯罪事實。這個看似平靜的年輕男子，背後藏著一段扭曲的感情和一場失控的怒火。

據李易光交代，他和賈玉芳是半年前在鄂托克旗的廣場上認識的。當時他在廣場上跳廣場舞，看到賈玉芳一個人站在旁邊，就主動上前邀請她一起跳。兩人聊得很投機，發現彼此住得不遠，之後就經常聯絡。隨著交往的深入，兩人互生好感，很快發展成了戀人關係。“我很喜歡她，覺得她很能乾，有想法。”李易光的聲音帶著一絲哽咽，“她跟我說想開旅館，我特彆支援她。”

可賈玉芳開旅館的想法，卻遭到了家人的強烈反對。她給遠在老家的父母打電話時，母親在電話裡哭著勸她：“玉芳啊，你都四十出頭了，安穩找個人嫁了纔是正事，開旅館要投那麼多錢，賠了咋辦？”哥哥也在一旁幫腔，說她“不安分”“淨想些不切實際的事”，不僅冇答應借錢，還把她數落了一頓。

她跟李易光提起，自己還差七萬多塊錢的啟動資金。李易光聽後，當即表示願意幫忙。

其實李易光這些年也不容易，在煤礦做檢修工雖然工資不算低，但他要給老家的父母寄生活費，自己省吃儉用才攢下九萬六千元，這幾乎是他全部的積蓄，是他原本打算用來付首付買套小房子的錢。

但看著賈玉芳眼裡的期盼，他冇絲毫猶豫。第二天，他就去銀行取了錢，用一個紅色的信封包著，鄭重地交給了賈玉芳：“這裡有九萬六，你先拿著用，不夠咱再湊。我跟你說，錢不用著急還，等旅館開起來，生意好了再說。”賈玉芳接過信封時，手都在發抖，眼淚唰地就流了下來，哽嚥著說：“易光，我這輩子都忘不了你對我的好。”李易光當時心裡甜滋滋的，他原本以為這筆錢能讓兩人的感情更加穩固，能早日實現兩人共同的小目標，可他萬萬冇想到，這筆飽含心意的錢，最終卻成了點燃悲劇的導火索。

2014年12月15日，賈玉芳告訴李易光，她要去銀川采購酒店用品，讓他一起去幫忙。李易光欣然同意，兩人一起乘坐大巴來到銀川，在北門汽車站附近的小旅館住了下來。12月17日早上，賈玉芳去列印店確認印章的事情，李易光一個人留在房間裡，覺得無聊就喝了幾瓶啤酒。

下午兩點左右，賈玉芳回到旅館，看到李易光喝得醉醺醺的，頓時有些生氣，開始嘮叨起來：“我忙著辦正事，你卻在這裡喝酒，一點都不上心！”李易光本來就喝了酒，被賈玉芳一罵，火氣也上來了，兩人當即吵了起來。爭吵中，賈玉芳說自己不想開旅館了，要當天就回鄂托克旗。

“我當時很生氣，就跟她說，既然這樣，咱們好聚好散，錢我暫時不用她還。”李易光回憶道，“結果她跟我說，我要是敢找她要錢，她就告我強姦她。”這句話徹底激怒了李易光，他藉著酒勁，上前一把抓住賈玉芳的胳膊，將她按在床上。賈玉芳拚命反抗，大喊大叫。李易光情急之下，用雙手死死扼住了賈玉芳的脖子，直到她不再動彈。

殺死賈玉芳後，李易光才意識到自己闖了大禍。他嚇得渾身發抖，冷靜下來後，開始清理現場。他發現自己的灰色外套上沾了血跡，就換上了賈玉芳的迷彩大衣，然後將賈玉芳的屍體拖到地上，用被子蓋好。之後，他走出旅館，在附近的超市買了一個豆綠色的行李箱，回到房間後將賈玉芳的屍體裝了進去，還把自己的外套和賈玉芳的護膝等物品一起放進了箱子。

當天晚上十點多，李易光抱著行李箱離開了旅館，開車四處尋找拋屍地點。當他來到麗景街附近的樹林時，發現這裡人跡罕至，就將行李箱丟在了溝渠邊，然後駕車逃離了銀川。之後的幾天裡，他一直躲在吳忠市的一個親戚家，每天都活在恐懼和自責中。“我每天晚上都做噩夢，夢見她來找我。”李易光抬起頭，眼裡滿是悔恨，“我對不起她，也對不起她的家人。”

警方通過調查發現，李易光所說的借錢給賈玉芳的事情，由於冇有借條和第三方證人，無法得到證實。但無論兩人之間是否存在經濟糾紛，李易光的行為都已經構成了故意殺人罪。隨著李易光的落網，這起轟動銀川的拋屍案終於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