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手覆明 第294章 國雖大忘戰必危，好戰必亡訓

“太子主戰”的傾向與“陳遠慎兵”的告誡，在帝國最高層形成了一種動態的平衡與持續的對話。

這種對話並非公開的朝堂爭吵，更多是通過禦前奏對、西苑問安、手諭批答等渠道，在父子君臣間悄然進行。

陳遠深知，自己不能、也不應完全壓製兒子的進取心和國家對武備的正當需求，但他必須確保這種進取心被約束在理性的軌道上，不被虛驕之氣和短期利益所矇蔽。

於是，在幾次關鍵的談話和書麵訓示中，陳遠向仁宗係統闡述了他對“戰”與“和”、“強”與“亡”的終極思考，其核心可概括為兩句古訓的深刻詮釋：“國雖大，忘戰必危；國雖強，好戰必亡。”

“忘戰必危”：常備不懈的國防觀

陳遠首先肯定了仁宗重視武備、建設強大海陸軍的方向。

“你主張強兵，這冇有錯。”

他對仁宗說，“朕當年若冇有一支能戰的兵馬，何來這萬裡江山？國無強兵，如人無筋骨，任人欺淩。

西洋諸國，之所以橫行四海，所恃者無非船炮之利。

我朝如今也有了鐵甲艦、新式火炮，這是保境安民的根基，斷不可廢弛。”

他強調，“忘戰必危”，不是要天天想著打仗，而是要始終保持一種清醒的危機感和強大的防衛能力。

1.軍事現代化的不可逆：必須持續投入，跟蹤甚至引領世界軍事技術變革，保持軍隊的訓練水平和戰鬥精神。

不能因為承平日久而馬放南山，武備鬆弛。

2.情報與預警：要建立靈敏的對外情報網絡，及時掌握周邊國家和列強的動態，預判潛在威脅，做到“知彼”。

3.戰略要地經營：讚同仁宗加強台灣、澎湖、瓊州及呂宋等前沿基地的建設，認為這是“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必要舉措。

對朝鮮、越南等藩屬，也要保持一定的軍事存在和影響力，作為緩衝。

4.國民尚武精神：在學堂教育中保留“騎射”或軍事訓練內容，在社會上提倡健康的尚武精神，培養國民的國防意識。

“好戰必亡”：剋製審慎的戰爭觀

在肯定了“不忘戰”之後，陳遠話鋒一轉，以更凝重的語氣闡述了“好戰必亡”的深層邏輯，這構成了他對仁宗“主戰”傾向的核心規誡。

“然而，弘緒，你要切記，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陳遠目光深邃，“‘好戰必亡’，此非虛言。何為‘好戰’？非僅指喜好打仗，更指濫用武力，迷信武力，為戰而戰，或將戰爭作為解決爭端的首要甚至唯一手段。”

他詳細分析了“好戰”的幾大危害：

1.財政的無底洞：“一場大戰，耗費何止千萬？戰艦一響，黃金萬兩。

鐵甲艦要錢，炮彈要錢，軍餉要錢，撫卹要錢。

戶部的銀子，是百姓汗滴禾下土，是商人厘毫積攢而來。

若頻年用兵，國庫空虛，必然加賦於民，屆時民怨沸騰，內變將生。

前明何以亡？遼東戰事，加征‘三餉’，是重要緣由。此乃竭澤而漁，自毀根基。”

2.民力的過度榨取：“打仗不止要錢，更要人。

青壯從軍，田地荒蕪；工匠造械，民用匱乏。

一旦戰事遷延，兵連禍結，民生凋敝，盜賊蜂起。到那時，外患未平，內亂已熾，國家危矣。”

3.外交的孤立與樹敵：“強國可以威懾，不可欺淩。

若仗著兵強，四處征伐，必使四鄰恐懼，列強疑忌。

他們會聯手製我，使我陷入孤立。

西洋諸國，相互牽製，我朝當利用其矛盾，以夷製夷，而非四處樹敵。

為一些小利或虛名，與強國悍然開戰，智者不為。”

4.戰略的迷失與透支：“‘好戰’者，往往被初期勝利衝昏頭腦，貪功冒進，陷入其最初並未預料到的長期戰爭泥潭。

如漢武帝征大宛、伐匈奴，雖拓地千裡，然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晚年下《輪台罪己詔》。

戰爭應有明確的、有限的政治目標，達成即止，見好就收。

最忌貪得無厭，追求‘畢其功於一役’的不切實際幻想，最終導致戰略透支**，國力衰敗。”

5.對國內改革的衝擊：“你正在推行的新政——鐵路、電報、學堂、工廠、清理財政、整頓吏治——這些纔是強國的根本，需要穩定的環境和持續的投入。

若國家陷入大規模或長期戰爭，所有這些內政建設都可能被迫停滯甚至倒退，人心惶惶，改革成果毀於一旦。”

平衡之道：“備戰、慎戰、善戰”

陳遠最後總結道：“故為君之道，在於把握‘戰’與‘和’的尺度。要備戰以止戰，慎戰以全勝，善戰而不嗜戰。具體而言：

備戰要充分：武備不懈，常懷憂患。

開戰要極慎：非關乎社稷存亡、核心利益、或遭受無端侵略，不可輕言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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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般性爭端，應優先運用外交、經濟、法律手段解決。

用兵要善巧：若不得已而戰，則應力求速決，目標有限，代價可控。

要善於運用軍事威懾配合外交談判，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或“小戰而收大效”。

戰後要善處：戰勝之後，更需謹慎。

是占領、是賠償、是締約、是扶持代理人？需通盤考慮，避免背上沉重包袱，或留下長期仇恨的種子。

國雖大忘戰必危，好戰必亡訓。

陳遠的這番長篇訓誡，是他畢生政治軍事經驗的結晶，也是他對兒子和帝國未來最深沉的政治囑托。

他並非要仁宗變成一個怯懦的君主，而是希望他成為一個理智、節製、富有遠見的戰略家，懂得武力的力量與侷限，能在複雜的國際棋局中，為國家謀取最大、最長遠的利益，同時避免陷入“國強必霸、霸極必亡”的曆史陷阱。

仁宗聆聽了父親的教誨，表麵恭敬應諾，內心想必也深受觸動。

然而，理唸的認同與現實的抉擇之間，總有距離。

當具體的危機——越南衝突爆發，且朝中“主戰”聲浪高漲時，仁宗是會更傾向於運用父親教誨的“慎戰”智慧，還是會順應自己內心的“進取”衝動，選擇一條更具風險的“強硬”道路？

帝國對外戰略的第一次重大考驗，已然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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