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手覆明 第255章 憲法初訂立

“限製君權”的暗流在帝國最高層的密議與私人信劄中悄然湧動，而“貴族議院”影響力的日漸彰顯，使得一種將現有權力格局、運行規則“成文化”、“固定化”的需求，在部分有遠見的政治精英心中滋生。

他們既希望約束可能出現的後世昏君暴主，也欲防範權臣、宦官、外戚等勢力對朝綱的破壞，更渴望為龐大帝國的長治久安確立一套超越個人意誌的根本性規則。

這種思想，與陳遠本人“奠萬世基業”的雄心不謀而合，儘管其出發點與最終目標不儘相同。

啟明二十年，陳遠已年過五旬，統治帝國二十載，文治武功達於鼎盛，然鬢髮亦染秋霜。

他深感有必要對二十年的統治經驗、推行的一係列新政、以及與貴族議院磨合形成的“慣例”，進行一次係統性的總結、提煉與昇華，將其核心原則以最高法律形式確立下來，傳諸後世。

同時，他也想藉此機會，對“限製君權”的呼聲給予一個有限度、可控的製度性迴應，將可能威脅皇權的因素納入預設的軌道加以規範。

這一宏大工程的發起，極為審慎。

陳遠並未大張旗鼓，而是在一次僅有文淵閣全體大學士、六部尚書、左右都禦史、通政使、大理寺卿

及貴族議院正副議長參加的禦前最高會議上，首次提出了“製憲”的構想。

“諸卿，”陳遠開門見山，“朕禦極二十載，賴諸卿輔弼，天下粗安，新政略行。

然治國之道，貴在有常。

朕觀曆代興衰，其初皆有善政，然法無定章，人亡政息；或主少國疑，權臣竊命；或閹宦弄權，朝綱紊亂。

皆因國家根本**未立，權責界限不明之故。”

他環視眾人，見皆凝神傾聽，繼續道：“泰西諸國，近聞亦有‘憲法’之說，雖與我國情迥異，然其以明文定國體、明權責、限專斷之意，未必無可參酌。

朕意，欲集合朝野之智慧，博采曆代之良規，損益當今之政要，製定一部《大陳會典》……不，或可稱為《大陳憲綱》，以為我朝根本**，垂範後世，永為準則。”

此言一出，舉座皆驚。

製定“根本**”，且隱約有參考西法之意，這是開天辟地頭一遭。

徐光啟、李邦華

等支援新政、瞭解西學的官員眼中放光；趙勝、秦玉鳳

等武將出身的議長則略顯茫然，但知是皇帝之意，且涉及“永固江山”，亦表示支援；一些較為保守的官員則麵露憂色，擔心動搖“祖宗成法”。

陳遠明確了幾條基本原則：

1.

“憲綱”之製定，由朕親自主持，文淵閣總其成，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及貴族議院協同參與。

組成一個龐大的“憲綱起草會議”，下設若乾分委員會，負責具體條款的擬定。

2.

“憲綱”之內容，需明確：

國體與政體（“大陳為君主之國，皇帝為天子，奉天承運，統禦萬方”）；皇位繼承製度（明確嫡長子繼承製，及在特殊情況下的議定程式，貴族議院有谘議權）；中央政府之組織與職權（皇帝、文淵閣、六部、都察院等）；地方行政製度（省府州縣）；軍事指揮體係；司法原則（《大陳律》為基本法，皇帝有最高司法權，但需依程式）；貴族議院之地位與職權（明確其谘議、審議、監督之權，但強調其決議需經皇帝“裁可”方為有效）；臣民之基本權利與義務（在“忠君愛國、遵紀守法”前提下，提及保護財產、申冤等權利，但非常簡略）。

3.

“憲綱”須體現“

君為臣綱，法為君用，君臣共治，以法治國”

之精神。

即皇權至高無上，但皇帝行使權力需遵循“憲綱”規定的程式和範圍（任命高官需經一定廷推程式，重大決策需谘詢貴族議院等）；法律（尤其是“憲綱”和《大陳律》）具有崇高地位，君臣皆需遵守。

4.

“憲綱”之解釋權與最終裁決權，歸於皇帝。

這是陳遠堅決維護的底線。

起草工作曆時近兩年，過程充滿辯論與妥協。爭議焦點集中於：

皇權邊界：保守派要求明確“皇帝乾綱獨斷，無所不統”；改革派（以徐光啟、部分議院議員為代表）則希望將皇帝的部分權力（如不經審判處置大臣、隨意加稅、發動戰爭）納入需經“廷議”或“議院谘議”的程式。

最終條文采取模糊處理，既申明皇帝至高權力，又規定某些事項“宜付廷議”、“可谘議院”，但加上“最終裁斷，出自上心”的但書。

貴族議院權限：議院一方力爭擴大其職權，希望獲得對國家預算的審議權、對高級官員任命的同意權。

這遭到文淵閣和部分朝臣的強烈反對。

最終妥協為：議院有對“國家歲入歲出總綱”的“審議建言權”，皇帝需“詳加斟酌”；對“尚書、侍郎、總督、巡撫”等要員的任命，皇帝在決定前“可征詢議院意見”。

司法獨立：大理寺、刑部官員希望明確司法機構的相對獨立性，減少行政（尤其是地方官員）乾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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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條文規定“刑名之事，專由法司按律審理”，但“重大案件，需奏請聖裁”，且皇帝有“特赦”之權。

啟明二十二年秋，經過數十次大小會議、數百份草案修改，《大陳憲綱》最終定稿。

全文共分七章（總綱、皇權、中央政府、地方製度、軍事、司法、臣民權利與義務），一百二十條。

文字古雅，力求周延，但許多關鍵處留下了可供解釋的彈性空間。

定稿後，陳遠並未立即下詔頒行。

他先命將《憲綱》文字秘密抄送各位起草核心成員及少數致仕元老，征詢最後意見。

同時，安排徐光啟

在《格致彙編》上發表係列文章，以“論古今治國根本之道”為名，闡釋“明定憲章，永固邦本”的重要性，進行輿論預熱。

最終，在啟明二十二年冬至日，祭天大典之後，陳遠於天壇圜丘之前，在文武百官、宗室貴族、外國使節觀禮下，舉行了莊重的“憲綱告天”儀式。

他親自宣讀《頒佈〈大陳憲綱〉詔書》，聲稱此乃“上應天命，下順民心，中和古今，外鑒西法，為我大陳立萬世不易之基”。

隨後，將鐫刻有《憲綱》全文的玉版

供奉於太廟，並詔令將《憲綱》刊印成冊，頒發全國各州縣學宮、官署，命官員學習，士子誦習，並“曉諭百姓，鹹使聞知”。

憲法初訂立，萬世開太平。

《大陳憲綱》的誕生，是帝國政治史上劃時代的事件。

它首次嘗試以成文根本法的形式，對國家的根本製度、權力架構、運行規則進行係統性規定，儘管其核心仍是維護皇權，且充滿了妥協與模糊之處，但它畢竟引入了“限權”、“程式”、“法治”等現代政治理唸的微弱萌芽，並將“貴族議院”這一新興政治力量的地位予以正式確認。

它為“啟明”體製向一個更具穩定性、可預期性的方向演進，提供了最初的法律框架。然而，這部“憲綱”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真正遵守，其預留的彈性空間會被如何利用，是成為一紙空文，還是能真正約束後世君主與權貴，一切都將取決於未來的政治實踐與力量博弈。

而“憲綱”中關於“君臣共治”的模糊表述，與皇帝“最終裁斷”的但書之間的張力，恰恰為下一步更具體的製度設計——“君主立憲雛形”

的探討，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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