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與稅製的改革,如同為帝國軀體疏通了血脈與經絡,但陳遠深知,一個真正強盛的王朝,絕不能僅靠權術與兵威,更需有格物致知的智慧與開拓創新的活力。
自穿越以來,他始終對東西方在科學技術上的差距抱有深刻的憂患意識。
前明雖有《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瑰寶,徐光啟、李之藻等先賢也曾致力於引進西學,然終究囿於傳統觀念、科舉製度與動盪時局,未能形成體係,更未能上升為國策。偽清更是倒行逆施,扼殺思想。
如今,海內初定,正是破除愚昧、倡導實學、獎掖發明的絕佳時機。
啟明二年夏,在經過與徐光啟、柳如是、以及一些有識之士的反覆商討後,陳遠力排眾議,頒佈了一道石破天驚的詔書——設立“大陳格致院”(後通稱科學院),並倡導“百家爭鳴,實學為用”。
詔書言道:“朕觀三代以降,治道之隆,未有不本於學術之明;國家之強,未有不資於器械之利。
今泰西諸國,帆船炮利,遠涉重洋,窺我海疆;其天文曆算、機械製造,亦有可采。
我華夏雖有《考工》、《天工》之遺編,然多散佚不傳,或視為奇技淫巧,此實文明之大憾!”
“茲特設立‘大陳格致院’,於北京西山擇地建院。其宗旨在於:講求實學,探究物理,改良工藝,富強國家。
凡天文、曆法、算學、地理、水利、農學、醫學、營造、機械、火藥、礦冶等一切有裨國計民生之學問技藝,皆在研習之列!”
格致院設院長一人,由皇帝特簡(首任院長為徐光啟),下設各“學館”。
詔令明確:
廣募人才:不分出身,隻要通曉一技之長,經考覈,均可入院,授予“待詔”、“博士”、“學士”等銜,享受優厚俸祿,專心研究。
翻譯西書:設“譯書館”,係統翻譯泰西數學、幾何、天文、地理、物理、醫學等著作,如《幾何原本》、《泰西水法》、《坤輿萬國全圖》等,“熔鑄中西,以求實用”。
實驗驗證:強調“實證”,設立觀星台、實驗室、試驗田、工坊,不尚空談,注重觀察、實驗與數據。
鼓勵發明:頒佈《專利鼓勵法》,凡有能造利國利民之新式器械、改進工藝、培育良種者,經格致院驗證有效,由朝廷授予“專利憑照”,許其專營獲利若乾年,或給予重獎、授予官職。
刊行學報:創辦《格致彙編》(學術期刊),發表研究成果,促進交流。
與成立格致院相呼應,陳遠在文化政策上,明確倡導“百家爭鳴,實學為用”的風氣。
他下詔改革科舉內容,增加策論、算學、律法、農政等實用科目的比重。
在官學體係外,鼓勵民間興辦書院、義學,講授實學。
甚至默許一些有爭議的學術討論,隻要不涉及顛覆政權、不傷風化,允許在一定範圍內爭鳴。
詔令一出,天下嘩然。
守舊士大夫痛心疾首,斥為“以夷變夏”、“敗壞人心”、“工匠之術,豈登大雅之堂?”但更多被科舉壓抑、有實學之才的寒門士子、能工巧匠、乃至不得誌的學者,則如久旱逢甘霖,歡欣鼓舞。
許多人帶著自己的著作、圖紙、器物,從四麵八方趕往北京西山,參加格致院的選拔考覈。
徐光啟以年邁之軀,欣然領命,將畢生蒐集的西學書籍、自己與利瑪竇等人合譯的手稿,以及農學、水利心得,悉數貢獻出來。
在他的主持下,格致院迅速聚集了一批奇才:
精於曆算的李天經,
擅長火器與機械的孫元化,
從澳門聘請的精通數學、測量的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
民間巧匠薄玨,
甚至還有幾位對種植番薯、玉米頗有心得的老農……
格致院內,很快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景象:觀星台上,望遠鏡對準星空,修訂曆法;實驗室內,進行著金屬冶煉、火藥配比的測試;工坊裡,匠人們按照新式圖紙,敲打著改良的農具、水車零件;譯書館內,燭光常明,中西學者爭論著某個數學定理的譯法;試驗田裡,來自南美洲的土豆、番薯與本地作物進行著對比種植……
儘管阻力重重,嘲諷不斷,但“格致”之風,已如星星之火,開始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點燃。
一些務實的地方官員,也開始嘗試將格致院的一些初步成果,如新式犁、水車、施肥法,在本地推廣。
科學院成立,百家爭鳴現。
陳遠以超越時代的眼光,試圖為帝國植入科學與理性的基因。
格致院的設立,不僅僅是一個研究機構,更是一種象征,象征著這個新王朝對知識、對技術、對創新前所未有的重視。
它打破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單一價值取向,為“啟明盛世”注入了探索未知、改進世界的強勁動力。
然而,新思想的傳播、新技術的應用、新政策的推行,離不開高效的資訊傳遞與輿論引導。
陳遠深知,在變革的時代,必須掌握“喉舌”,於是,一項全新的宣傳工具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