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大：我的水滸我的國 第106章

趙復與蕭嘉穗迴轉府衙，未過多久，便有親衛匆匆來報：“啟稟寨主，城外忽來一夥大軍，打的梁山旗號！”趙復聞聽此言，心中已然明白，定是梁山後續人馬趕到了。當下，毫不猶豫，即刻傳令大開城門，迎那大軍入城。

而後，趙復轉頭對蕭嘉穗叮囑道：“如今大軍既已抵達，需儘早做出安排。先生可即刻點齊人手，著令搬運府庫與糧倉之物，重中之重，先搬錢財。咱們此番在青州耽擱的時日太久，須得速速返回梁山。那糧食沉重，搬運不便，便著水軍負責此事，能搬多少，就搬多少。步兵與馬軍，則專司錢財押運。三日後，公審一完，咱們便打道回梁山。”

蕭嘉穗神情肅穆，拱手領命道：“寨主但請放心，我這便去調集人手，必定不會耽誤行程。隻是，那安民處的準備情況，不知究竟如何？青州乃是大州，貪官汙吏之多，比起鄆州，有過之而無不及。要將他們一一抓獲，恐怕得多費些時日。還有那賠償受害百姓之事，不知安民處在這三日之內，能否辦妥？”

“先生盡可寬心。”趙復說著，遞與蕭嘉穗一杯熱茶，繼續言道，“安民處的兄弟們，此前便有相關經驗，此番行事，更是輕車熟路，花不了多少時間。再者，那喬道長心思玲瓏，行事剔透。這幾日，我看他在安民處的安排，條理分明得緊。從登記百姓訴求，到覈查官吏罪證，每一步都井然有序。他梳理那些陳年舊賬，尤為細緻入微，就連十年前某縣丞剋扣賑災糧的卷宗，都被他翻了出來，可見其用心之深。況且，咱們此次帶來的人手充足，又有青州本地百姓熱情相助，三日之內，必定不會出岔子。”

蕭嘉穗聽趙復如此一說，高懸著的心，稍稍放下幾分。當下接過茶杯，仰頭一飲而盡，隨即起身道：“既然寨主已有周全安排，那我這就去排程搬運事宜，一定要讓府庫和糧倉的財物，以最快速度裝車，絕不讓回程之事有所耽擱。”

如今諸事皆已安排妥當，唯獨差那慕容彥達尚未落網。趙復心中暗自思忖：也不知林教頭他們，是否已將慕容彥達拿下？此番青州之事，若不能對慕容彥達進行公審，那青州百姓心中積壓的怨氣，便無處宣洩。那些被他魚肉的百姓，更是難以得到真正的慰藉。如此，青州百姓又怎會真心認可我梁山？所謂替天行道，無非就是懲惡揚善。光揚善還遠遠不夠，必須讓作惡者付出應有的代價，方能讓百姓看到希望，感受到公道的存在，如此，他們才會真心歸附我梁山。

隨著後續人馬陸續入城，此時的青州，才真正有了改天換地的氣象。街道之上，滿是梁山軍忙碌的身影，卻又井然有序。搬運物資的士兵們，腳步輕快而不失穩重。那銀錢、綢緞等貴重物品，被小心翼翼地裝箱，而後貼上封條，由親衛嚴密護衛著，向城外碼頭集結。

再看那糧倉之處，水軍的兄弟們正用特製的麻袋，分裝糧食。隻見他們肩扛手推，將一袋袋沉甸甸的穀物，運上早已等候在岸邊的船隻。碼頭邊，船帆林立，人聲鼎沸，卻忙而不亂。

一些百姓見此情景，紛紛驚訝說道：“這些好漢搬東西，怎地這般規矩？往日裏官兵過境，莫說搬府庫糧倉，便是尋常百姓家的雞犬，都要被順手牽走幾隻。可你們瞧瞧他們，搬運財物時輕手輕腳，連封條都貼得整整齊齊，竟無一人私藏夾帶，當真是奇了！”

旁邊一位鬚髮皆白的老者，捋著鬍鬚，眯眼望著那些穿梭往來的士兵，緩緩接話道：“這你們就有所不知了。前些日子，安民處的人來登記我家被強佔的祖宅，不僅細細詢問了前因後果，還當即就封存了縣衙的地契卷宗，說是三日後公審時，便要當著全城百姓的麵歸還。我活了這把年紀，見過的官差多如牛毛，卻從未見過這般做事公道、不欺負咱們百姓的人。依我看吶，這些梁山好漢，怕是真如他們所言，是來替天行道、為咱們百姓做主的。”

這時，一個滿臉絡腮鬍的壯漢，看著那堆積成山的糧食，忍不住狠狠拍了下大腿，甕聲甕氣地罵道：“他奶奶的，慕容彥達這個狗官，居然讓糧倉堆積了這麼多糧食。前幾年咱們遭了災，俺們這些窮苦百姓顆粒無收，連草根樹皮都快啃光了，他倒好，這麼多糧食，也不曾開倉放糧賑濟咱們一次！當真是個狗官！”

這時，一位年輕書生上前解釋道：“你這糙漢懂什麼？這青州乃是京東路轉運使治所，整個京東路的錢財和糧食，都要先彙集於此，再轉運至汴京，糧倉充盈本是常事。雖是遭了災，但是沒有朝廷旨意，地方官員怎敢擅自開倉放糧？”

這書生顯然是個明白大宋地方行政運作規則的人。想那大宋，為防唐朝節度使擁兵自重的局麵重現，對地方官員的權力限製極嚴。自趙光義登基後，便將地方權力一分為三，其中掌管財權的是轉運使，掌管軍權的是安撫使，掌管司法監察權的是提點刑獄司。如此一來，地方官員雖各有職掌，卻相互牽製，凡事皆需層層上報，待朝廷批複之後，方可施行。

這種分割地方權力的辦法，雖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地方權力過大的問題，且一直延續到後代，但其弊端也逐漸顯現。其中最為嚴重的，便是權力分散導致效率低下。遇有緊急事務，往往因各部門權責交叉、互相推諉，而延誤時機。就如這開倉放糧之事，即便百姓已瀕臨餓死，地方官也需先具文上報轉運使，轉運使再層層轉呈中樞，待聖旨下達，早已是餓殍遍野。且各部門為保自身無虞，多以“程式合規”為準則，鮮少有人敢因民生疾苦而承擔“擅權”之罪。長此以往，地方治理如同一盤散沙，看似各守其職，實則對民間疾苦視而不見，對突發危機應對遲緩。

其次，便是冗官問題。權力越是分散，官員數量必然激增。大宋自建國之初，便廣開科舉，取士規模遠超隋唐。至仁宗朝，更是形成“恩蔭”與“科舉”雙軌並進的選官製度。一個正七品官員，便可蔭庇子孫親友數十人入仕。這些憑藉家世背景獲得官職者，多是不學無術之輩，卻佔據著大量資源。不僅導致官僚體係臃腫不堪，更使得真正有才幹者難以施展抱負。

地方州縣，往往出現“一官三職、十羊九牧”的怪象。主官之下，佐貳官、巡檢、縣尉等名目繁多。各官署之間公文往來，繁雜如麻。一件小事，需經十餘道程式方能決斷。百姓辦事，往往要輾轉多個衙門，耗費數月甚至半年光陰，最終卻可能因某官員一句“不合規製”而不了了之。

更為致命的是，這種權力分割與冗官體係，催生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官員們將仕途晉陞視為唯一追求，為求政績不惜虛報浮誇，為避罪責則遇事推諉。朝堂之上，台諫官與執政大臣互相攻訐，地方官員則忙於鑽營結納，鮮有人真正關心民生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