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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傳 4. 天津教案爆發

作者:梅寒 分類:曆史 更新時間:2026-09-07 08:07:55

【4. 天津教案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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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來,困擾曾國藩的除了身上的皮膚頑疾之外,還有他的肝病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係列併發症,他視力越來越模糊,經常頭暈目眩。尤其是剿撚失敗被劾,回兩江擔任總督以來,更是悶悶不樂。

諸事多有不順,身體也每況愈下。自同治八年(1869)冬以來,他的視力急劇下降,看字如隔雲霧。到同治九年(1870)三月,曾國藩的肝病越發嚴重,左目視線模糊,右目已完全失明。

同治九年(1870)春天,直隸遭大旱之災,連續幾十天不見滴雨,麥田焦枯一片,眼看著夏收無望。民以食為天,那場大旱不但讓老百姓人心惶惶,也讓全省的官員如履薄冰。曾國藩原本想請假休養,看到這種情形,也隻得咬牙堅持。

可他的身體實在已近崩潰的邊緣,四月間的一天,曾國藩像往常一樣坐在書案前辦公,一陣猛烈的暈眩突然襲來,曾國藩竟癱在椅子上再不能起身。他這才具疏請假,在家調養。

久病成醫,對於自己的病,曾國藩甚至比醫生還清楚。常年的思慮糾結、操勞過度,導致肝病越來越嚴重,繼而引起右目失明和眩暈之症。最好的調養之法,除了用一些滋補肝腎的藥物之外,就是息心靜養。

曾國藩再不敢視自己的身體健康為兒戲,他謹遵醫囑,每日裡按時服藥,讀一點閒書,練一點閒字,儘力不去想那些讓人煩心的事。如此堅持一個月下來,暈眩之症竟大有好轉,十分病去了**分。

隻是這暈眩之病才見好轉,曾國藩又添胃寒症。脾胃不和,食慾不振,人也萎靡睏倦,整日裡神思昏昏,全然不能做事。

曾國藩隻得再續假一月,繼續在家調養。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此時的曾國藩,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隻求平平穩穩度過自己在直隸的任期,然後告老還鄉。

曾國藩做夢都冇有想到,他的續假奏疏遞交上去兩天之後,也就是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爆發了。

五月二十六日,曾國藩接到上諭,讓他火速赴天津查辦教案。

第一次鴉片戰爭,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堅船炮艦和鴉片打開了中國大門。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在對中國進行大肆的經濟侵略之時,又開始了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大批的傳教士湧入中國。利用《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中規定的特權,他們把侵略勢力由沿江、沿海擴張到邊疆、內地,甚至是窮鄉僻壤,在那裡開辦教會、醫院、學校、仁慈堂、育嬰堂等,打著慈善的幌子向中國人民灌輸奴化思想。

不但如此,洋教士所到之處,還常常挾製當地長官包攬詞訟,使教民成為編外之民,變教堂為國中之國,慫恿教民欺淩平民、侵奪田產、欺男霸女。這些行徑嚴重破壞了中國主權,也引起中國士紳與民眾的強烈不滿。

自19世紀60年代起,各地中國民眾反抗教士教會的活動就層出不窮,也就是所謂的教案。進入70年代後,群眾反洋教鬥爭的規模越來越大,先後發生了貴州教案、四川教案、江西教案和揚州教案。

但那些教案的影響都遠冇有這次天津教案的影響大。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天津被劃爲對外通商口岸。作為清朝的京師門戶,這裡隨即成為西方列強在中國北方的侵略基地。他們在此劃定租界,建立領事館、教會等,利用這些機構實行對中國人民的壓迫與統治,犯下重重罪行,早已讓中國民眾忍無可忍。

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一日,一件偶然的事件就成了這次教案的導火索,迅速燃爆了中國民眾積蓄心中已久的怒火。

原來,自這年五月以來,法國天主教育嬰堂的嬰兒開始不明原因死亡,竟達三四十人。與此同時,天津附近州縣也不斷髮生迷拐幼兒案件。人們將這些可疑的事件聯絡在一起,懷疑教堂是在有意虐殺中國嬰兒。更有甚者,民間開始流傳著一種可怕的傳言,說法國天主教堂迷拐中國嬰兒後,將他們挖眼剖心用以化銀子,烹製長生不老藥。

中國民眾遂對天主教堂產生嚴重不滿。

五月二十一日,天津桃花口的居民抓住一個名為武蘭珍的拐犯,將其送到天津縣衙。經知縣劉傑審問,武蘭珍供稱,他確係受教堂中一個叫王三的教民所指使,迷藥亦為王三所賜。又說教堂內有蓆棚,他白天睡在那裡,晚上出來誘拐兒童,誘拐一人得洋銀五元。

猶如一滴冷水掉進熱油鍋,此事一傳開,瞬間引得群情憤起。

這王三為何人?他原是一開藥鋪的中國商人,加入教會後,依仗教會勢力,在當地恃強淩弱,無法無天。民眾對他懷恨在心,卻又敢怒不敢言。其實,對王三這些狂妄的中國教民,不光中國民眾,就連當地的中國政府官員也奈何不了他們。因教會在中國享有特權,教民受教士包庇,凡牽扯到教堂、教民的訴訟,中國官員一律不敢過問。

但這次接手此案的天津知縣劉傑不敢草率,他認為事關重大,遂與天津知府張光藻一起,請示駐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崇厚是個長了一身媚骨的人,貪圖享樂,圓滑庸碌,平日裡又多受洋人的小恩小惠。接到劉傑和張光藻的請示後,他又驚又懼,急派天津道周家勳與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及教士謝福音商議,要他們交出教民王三,並約定五月二十三日帶武蘭珍到教堂對質。不想卻遭到拒絕,教堂堅決不肯將王三交出。

同治九年(1870)五月的天津,正遭受著一場多年未遇的大旱。開春以來,就不曾落過雨雪,大地乾裂,禾死苗枯,夏收基本無望。這對原本就生活淒苦的民眾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為討生活,天津周邊的民眾大批湧進了天津城,從而導致天津城內物價飛漲,米糧奇缺。

俗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在饑餓麵前,人性中最基本的是非善惡之底線常常不攻自破。坑蒙拐騙,燒殺掠奪,這樣的事在當時的天津城內時有發生。

法國天主教堂名為望海樓,就矗立在海河北岸的獅子林橋旁邊。這是一座於同治八年(1869)才興建起來的華麗建築,共有三層,青磚木結構,拱形窗上嵌著五彩玻璃,瓷花磚鋪地,前麵配有三座塔樓。整座教堂望去呈筆架形,流光溢彩,是海河沿岸所有外國教堂中最為華麗的一棟。法國人稱這座教堂為聖母得勝堂,中國民眾則稱之為望海樓。

在望海樓的旁邊就是教堂辦的育嬰堂,再不遠處就是法國領事館。

平日裡,教堂和育嬰堂的大門都是緊緊關閉的,很少有人出入。除禮拜天從那裡傳出的唱詩聲和祈禱聲外,也很少再聽到其他聲音。

在中國民眾的心裡,這座華麗的建築就是一座陰森恐怖的城堡。

五月二十三日,天津道、府、縣官周家勳、張光藻、劉傑等人帶拐犯武蘭珍到望海樓教堂查驗門徑。彼時的望海樓,早已為前來看熱鬨的民眾裡三層外三層地團團圍住。見天津地方官員攜帶拐犯前來,人們的怒氣瞬間爆發,他們七嘴八舌地向幾位地方官圍攏過來。有訴怨的,有要求嚴查到底嚴懲凶手的。幾位地方官員也不敢多做停留,草草查驗之後就帶著拐犯離開了。回望海樓教堂門前場麵卻已失控,教堂內的人與圍觀的民眾發生口角,紛紛扭打在一起。

望海樓教堂這邊的吵嚷嘈雜聲,很快就傳到不遠處的法國領事館。

法國領事豐大業氣得暴跳如雷,這個自以為是上帝的高等子民的法國外交官,依仗著背後本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在中國一向目空一切,無法無天。對於各地民眾的反教會鬥爭,他隻有一個主張——血腥鎮壓。見望海樓教堂前人群越聚越多,打倒教會教堂的呼聲越來越高,豐大業簡直要氣瘋了,他咆哮著前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門,令其派兵鎮壓。

崇厚平日裡雖生就一身媚骨,但他畢竟在官場上摸爬滾打多年,知道眾怒難犯這個道理。麵對豐大業的一命再命,他都找藉口推脫,先說是張光藻、劉傑他們已派人去,事情很快就會平息,又講用洋槍隊對付老百姓騷亂怕不合適。崇厚隻派了兩個兵弁前往,就再不肯派兵前去。

豐大業被徹底激怒,他當即就從腰間拔出一支烏亮的手槍,對著崇厚的胸口就是兩槍,崇厚已癱倒在地,他身後一隻一人多高的紅花瓷瓶已被打得粉碎。崇厚當然冇死,豐大業扣動扳機時又把槍口稍挪了幾寸。他也隻是想藉此恐嚇一下崇厚而已。此時的崇厚早已麵無人色渾身篩糠,從地上爬起來,連滾帶爬地躲進內室,豐大業帶著手下揚長而去。

彼時,天津縣知縣劉傑正帶著幾十號兵弁在望海樓教堂周圍維持秩序。他極力勸說那些圍觀起鬨的鬨事百姓趕緊散開。作為大清的地方官員,劉傑也曾耳聞過一些類似的教案,最終的結果無不是以犧牲中國民眾的利益為結局,他不想自己的同胞再受到更多無謂的傷害。

可他站在憤怒的人群中,就像一隻小螞蟻被淹冇在汪洋怒濤中。那一浪高過一浪的嗬斥與痛罵讓他膽戰心驚,他真怕民眾衝動之下會衝上來把他和十幾個兵勇撕成碎片。

他知道,憑自己和十幾號人的力量,已經無法平息此時的怒濤狂潮,遂決定先回縣衙再另做打算。卻不料,在獅子林浮橋上,劉傑等人與豐大業等人碰了個正著。得知劉傑欲撇下望海樓前的亂局回縣衙,又加之先前在崇厚處惹的一肚子氣,豐大業怒不可遏,氣不打一處來,竟然抬槍就向劉傑開槍。好在劉傑躲得及時,可那一槍還是打傷了他身邊的跟丁。

彼時的中國民眾一點就燃,如今見自己的父母官和跟丁受傷,早已被憤怒燒紅了眼的中國民眾再也壓不住心中怒火,他們從四麵八方湧過來,拳打腳踢,橫行一世的法國領事豐大業和他的助手很快就被打成了爛泥。

打死了豐大業的民眾們還不解氣,他們又潮水一樣衝向不遠處的法國教堂、育嬰堂和外國人在天津設立的其他機構。他們把王三揪出來,把被拐的中國兒童放出來,並先後打死外國人二十多名,將望海樓天主教堂、法國領事館仁慈堂、英國講書堂、美國講書堂等外國機構放火焚儘。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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