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傳 2. 北上剿撚

【2. 北上剿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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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格林沁戰死，其率領的清軍全軍覆冇，撚軍力量卻日益壯大，清廷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國藩和他的湘軍。

同治四年（1865）五月初三，曾國藩接奉上諭，讓他立即帶兵前往山東一帶剿撚，兩江總督暫時交由李鴻章署理。

曾國藩還未來得及交接清楚，五月初五至初七，接連三道諭旨又發下來，令曾國藩統帶各軍星夜出省，趕赴山東。

曾國藩連跟清廷討價還價的餘地都冇有。

事實上，彼時的曾國藩正滿心惶恐，他哪還敢跟清廷討價還價？儘管他滿心不願再踏上行軍之路。

就在大約兩個月之前，同治四年（1865）三月，清廷再次發生了一次政變。其涉及人員與波及範圍雖不比當年的那場宮廷政變，但它對曾國藩的震動卻遠遠要大於當年。因為這次政變的主要對象是奕䜣——一個與曾國藩目前的政治前途息息相關的人。

奕䜣與那拉氏，當年在共同的政治利益麵前聯手擊敗了肅順等八大臣，但那拉氏的狐性多疑，奕䜣在朝中聲望勢力的日益隆盛，註定這一對政治合作夥伴不會在同一條路上相攜太久。

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七，慈禧太後親擬詔旨，以恭親王奕䜣妄自尊大、目無君上、暗使離間、諸多挾製等理由，革去其議政王和其他一切差事，不準乾預政事。

這樣的結果不但讓一向高傲的議政王奕䜣震驚，對曾國藩來說更是一個晴天霹靂。

四天之後，曾國藩在江寧城外的中關見到彭玉麟。二人獨登一舟，於舟中密談良久，說到傷心處，二人竟至無言，相對而泣。可見，奕䜣被革職對曾國藩的打擊極大。

此後，那拉氏雖又恢複了奕䜣首席軍機大臣的職務，仍令其掌管總理衙門，卻閉口不提恢複議政王封號的事。

經過此事的打擊，奕䜣在那拉氏麵前完全屈服下來。他變得唯唯諾諾，處處謹慎，遇事再不敢像以前那樣直言。

自從那拉氏當政，曾國藩數次違背朝廷旨意，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有奕䜣在為他求情撐腰。現在奕䜣這棵大樹被剪枝折莖，連自身都尚且難保，對曾國藩等人就更談不上照應了。

這也正是那拉氏的本意。那拉氏正是通過直接打擊奕䜣的方式，間接地打擊了曾國藩集團。

奕䜣被革職之後，曾國藩所上的幾個保案接二連三被吏部反駁，清廷對曾國藩的冷淡與疏遠之意已顯而易見。

在這種情形之下，收到清廷讓他剿撚的諭旨，他又如何能心甘情願奔赴剿撚前線？

除了政治原因之外，曾國藩不願急赴山東剿撚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在軍事方麵的憂慮。

撚軍的發展勢頭及僧格林沁的慘敗都已證明，撚軍絕非一般的草寇流匪。它縱橫千裡，行蹤不定，卻又像當年的太平軍那樣有自己的根據地。而且又跟太平軍的作戰方式不同，不能用以前那種攻城守地的辦法來殲滅他們。要在漫長的作戰陣線上部署，冇有龐大的兵力支撐根本不可能。可攻陷天京後，曾國藩已把湘軍裁掉了一大部分，如今就出現了兵力嚴重不足的局麵。

然而，軍情就是火情，朝廷的三道加急諭旨，讓曾國藩冇有任何退路。

當時清政府唯恐山東曹州一帶的撚軍乘勝渡過黃河，襲擊北京。遂一麵令直隸總督劉長佑、山東巡撫閻敬銘親赴黃河沿岸督辦防務，嚴防撚軍北渡；一邊連發諭旨催曾國藩啟程，所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綠旗各營及文武官弁，統歸其節製。

這諭旨聽起來像是給曾國藩很大的權力，是個肥缺，實際上是一塊燙手的山芋。當時的曾國藩要兵無兵、要糧無糧，上麵諭旨又一道接一道地催，急得他隻恨自己冇有分身或者鑽地之術。

幸好，李鴻章再次出來替他解了圍。

李鴻章聽到訊息後，先派出五千軍隊乘船到天津，堵住了撚軍的進京之路，這才讓曾國藩有了一些準備時間。

一場戰爭的打響，首先自然是根據戰況進行有效的戰略部署。

撚軍作戰的特點，曾國藩早有研究。他深知對付撚軍既不同於以往對付太平軍，又不同於對付一般的流寇，撚軍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這是最讓曾國藩頭疼的地方。

因皖北、豫西一帶民圩經常受官兵的騷擾侵害，以至於有“賊過如篦，兵過如洗”之語。民眾對官兵可謂深惡痛絕，對撚軍卻分外友好。撚軍過境時，常有人送物送糧給予支援。

所以，除了軍事上的圍剿之外，切斷撚軍的外援也極為重要。

為此，曾國藩決定采取軍事進攻與政治清查相結合的辦法，雙管齊下。

軍事上，曾國藩汲取了僧格林沁的教訓，不再一味跟追，而是采取跟追和攔截相結合的辦法對付撚軍，從而“以靜製動”，變被動為主動。

政治上，曾國藩派出大量人員到各圩去進行登記清查，嚴令不許留糧供賊或開門迎接，若有違者，嚴懲不貸。

考慮到撚軍足跡遍及鄂、豫、皖、蘇、魯五省，戰線拉得太長，恐無力應對，曾國藩又上奏朝廷，為自己劃定作戰區域。他提出以黃河以南，沙河、淮河以北，賈魯河以東，運河以西為他的作戰區域，其間共包括豫、皖、蘇、魯四省十三府、州。除此以外的地區，由各省巡撫負責。

對剿撚的具體軍事部署，曾國藩也列出了較為清晰的計劃：以水師封鎖黃河，防止撚軍渡河北上威脅北京；於臨淮、周口、徐州、濟寧四鎮駐防重兵，以作為剿撚的主力部隊與根據地；另籌備兩支精銳部隊作為遊擊力量，跟追撚軍；他自己則以徐州為老營，臨淮、濟寧、周口為行營，視軍情變化隨時移動駐紮，以便就近指揮。

這是一份看起來極為周詳且穩妥的作戰計劃。按照這樣的計劃，撚軍無論是走還是停，無論走到哪裡，都會受到堵截圍追，最後漸無立足之地。可這份周詳的計劃要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最大的困擾就是兵力問題。

針對上述計劃，除需調動水師和訓練馬隊之外，還需數萬人的步兵。而幾經裁撤之後的湘軍，數量已不及兩萬，且士氣低落，已遠冇有當初的戰鬥力可言。

以劉鬆山統率的老湘營為例——這曾是曾國藩極為倚重的一支部隊，士兵們聽說要前往山東剿撚，都以路遠天寒、不習慣北方的生活為由，強烈要求遣散回籍。一時間，整個軍營上下人心浮動，軍心大亂。

劉鬆山隻好以軍法處置了幾個帶頭鼓動的人，這才把這場騷動鎮壓下去，勉強帶著隊伍出發。可才走到半道，又有人帶頭出來索要兵餉，也有人趁機請假，逃跑的也大有人在。無奈之下，劉鬆山隻得放走了一部分人，這才帶兵繼續過了黃河故道。

這樣一支軍心渙散的軍隊，日後打起仗來的情形可想而知。

江寧的湘軍也好不到哪兒去。彼時，在江寧的湘軍還有十六個營，其中有十二個營已決定裁撤，另四個營是準備留下駐防江寧的。可北上剿撚的訊息傳出後，十六個營竟然冇有一個營願意留下來，都紛紛要求遣散回籍。

曾國藩軟硬兼施，從十六個營中勉強選出了兩千人四個營，又臨時從湖南新招募了兩個營，這纔算湊足了自己的六千親兵。

至於其他的作戰部隊就更加難以招募，最後隻勉強湊了九千人——離要求相差甚遠。

曾國藩這才又想起當初九弟曾國荃朝他發的那些牢騷，他裁撤湘軍的力度也許真的過大了。兵到用時方恨少，悔已無用了。

湘軍如此不爭氣，曾國藩隻能把剿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淮軍身上。

淮軍多來自皖北一帶，與山東等地的生活習性差不多，冇有人以此為藉口紛紛要求退伍。但淮軍卻是由李鴻章訓練帶出來的，隻聽命於李鴻章。儘管曾國藩安排了李鴻章的人來管營務與軍務，還是不能很好地與淮軍將士們和諧相處，指揮每每都不得力。這也為日後的剿撚失敗埋下了隱患。

但不管有多少問題，清廷的諭旨一道連一道地催，曾國藩還是在倉促準備了二十餘天後，於這年五月二十五日，帶著東拚西湊的兩萬兩千人馬從江寧出發了。

兩萬兩千人，主要包括劉銘傳、張樹聲、周盛波三支部隊和提前乘輪船赴天津的潘鼎新一支。

大部隊浩浩蕩蕩向徐州方向進發，準備前往徐州駐紮。

可戰場上形勢瞬息萬變，曾國藩的大軍才行至清江浦，就聽到撚軍已由山東南下皖北並將安徽佈政使包圍在雉河集的新訊息。曾國藩一邊急調劉鬆山、劉銘傳、周盛波等軍前往救援，一邊決定改道前赴臨雉關，以便就近指揮。

雉河集，便成了曾國藩剿撚戰場上的第一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