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廣賢文，俗語不俗 第224章 “人不通今古，牛馬如襟裾”

“人不通今古，牛馬如襟裾”

一句，出自明代兒童啟蒙讀物《增廣賢文》，短短十字，以最樸素的比喻道破了一個深刻的命題：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彆，不僅在於生理形態，更在於是否承載著文明的記憶與智慧的傳承。所謂

“通今古”，絕非簡單的曆史知識堆砌，而是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認知、對人性本質的洞察、對個體存在意義的錨定。反之，若

“不通今古”，人便會淪為失去精神內核的行屍走肉，即便披著

“衣冠”（文明的外在形式），也與牛馬等禽獸無異。

這句格言的生命力，在於它超越了時代侷限，直指人類生存的根本性問題：在浩瀚的時空長河中，人如何確認自身的

“主體性”？本文將從

“通今古”

的本質內涵、“不通今古”

的精神困境、古今中外的實踐印證三個維度，深度解析這一命題的哲學深意與現實價值。

一、“通今古”

的三重本質：曆史認知、文化基因與生命智慧

“通今古”

的核心，是構建人與

“過去”“現在”“未來”

的精神聯結。它不是對曆史細節的機械記憶，而是一種動態的認知能力

——

通過理解

“古”

來解釋

“今”，通過把握

“今”

來預見

“未來”。這種能力包含三個相互關聯的維度：

1.

曆史認知：理解

“規律”

以規避虛妄

曆史是人類實踐的

“數據庫”，其中沉澱著個體與群體生存的基本規律。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言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點明

“通古今”

的首要價值是洞察

“變”

中的

“常”——

即人性的恒定性與社會運行的底層邏輯。

人性的恒定性，是曆史認知的根基。貪婪與慈悲、自私與利他、怯懦與勇敢，這些人性特質從未因時代變遷而消失，隻是在不同製度與文化背景下呈現出不同形態。讀《史記項羽本紀》，我們看到項羽的

“剛愎自用”

與後世無數失敗者的共性；讀《資治通鑒》中

“安史之亂”

的起因，我們能理解權力失衡對社會秩序的毀滅性影響。這些規律的認知，能讓人在麵對現實問題時避免

“曆史虛無主義”

的虛妄

——

不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是

“特殊的例外”，而是清醒地意識到：當下的困境，多是曆史的重演；當下的選擇，必在未來留下迴響。

社會運行的底層邏輯，同樣需要通過

“通今古”

來把握。經濟週期的波動、權力結構的演變、文明衝突的根源，看似複雜，實則在曆史中有著清晰的軌跡。比如，中國曆史上

“重農抑商”

與

“士農工商”

的等級劃分，與農業文明的生存需求直接相關；西方近代的

“工業革命”，其種子早已埋在中世紀城市自治與科技萌芽的土壤中。理解這些邏輯，人便不會被碎片化的資訊裹挾，而是能穿透表象，抓住問題的本質。

2.

文化基因：錨定

“身份”

以對抗異化

“通今古”

的深層意義，在於承接文化基因，構建個體的精神身份。人是

“文化的動物”，正如哲學家卡西爾在《人論》中所言：“人不再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中

——

語言、神話、藝術和宗教，都是這個宇宙的組成部分。”

這個

“符號宇宙”

的核心，便是由

“古今”

延續的文化傳統。

文化基因的傳承，首先體現為對

“價值體係”

的認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

“仁、義、禮、智、信”，西方文化中的

“自由、平等、博愛”，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在曆史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價值共識。一個人若不瞭解這些價值的來龍去脈

——

比如不知道

“仁”

在孔子那裡是

“愛人”

的實踐，在孟子那裡擴展為

“民為貴”

的政治理想，便無法真正理解其對個體行為的規範意義，更難在複雜的道德困境中做出選擇。

其次，文化基因體現為對

“精神符號”

的共情。春節的團圓、端午的追思、中秋的望月，這些習俗背後是中國人對

“家”

與

“天人合一”

的理解；古希臘的悲劇、文藝複興的繪畫、啟蒙運動的著作，承載著西方對

“人的覺醒”

的探索。當一個人能讀懂《詩經》中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的悵惘，能理解梵高《星夜》中對生命激情的呐喊，他便與人類文明的精神脈絡產生了共鳴，這種共鳴讓個體擺脫了

“原子化”

的孤獨，獲得了

“類存在”

的歸屬感。

正如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強調的：“對其本國已往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

這種

“溫情與敬意”，正是文化基因賦予人的精神錨點，讓人在現代社會的異化浪潮中（如工具理性膨脹、消費主義盛行），不至於迷失自我。

3.

生命智慧：超越

“有限”

以抵達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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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

“通今古”

能讓人在精神上突破時間的桎梏，與古今中外的智者對話，從而獲得超越個體侷限的生命智慧。這種智慧，既是對

“如何生活”

的指引，也是對

“為何而活”

的解答。

“如何生活”

的智慧，藏在古人的實踐經驗中。孔子

“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

的人生規劃，是對個體成長節奏的洞察；蘇軾

“一蓑煙雨任平生”

的豁達，是麵對逆境時的精神調適；王陽明

“知行合一”

的主張，是對

“認知與實踐”

關係的深刻把握。這些智慧並非教條，而是提供了多種

“生活範式”——

讓人知道，除了當下流行的

“成功學”，人生還有更豐富的可能性。

“為何而活”

的追問，則需要通過

“通今古”

來迴應。人難免會麵臨

“存在主義危機”：當意識到生命終將消亡，個體的努力是否有意義？曆史中無數

“不朽者”

的故事給出了答案

——

屈原以

“雖九死其猶未悔”

的赤誠，將個體生命融入家國情懷；司馬遷以

“隱忍苟活”

完成《史記》，讓精神通過文字超越死亡；梵高生前潦倒，卻以畫作照亮了人類對美的追求。這些

“通今古”

的認知，讓人明白：個體的有限生命，可以通過創造價值、傳承文明而獲得

“永恒性”。

二、“不通今古”

的精神困境：從

“工具化”

到

“禽獸化”

的墜落

“人不通今古，牛馬如襟裾”

的警示，核心在於揭示

“不通今古”

會導致人的

“去人性化”——

即失去人之為人的精神特質，淪為被本能或**驅動的

“工具”

或

“禽獸”。這種困境在現代社會中呈現出三種典型形態：

1.

認知淺薄化：被資訊碎片吞噬的

“空心人”

“不通今古”

的直接後果，是認知停留在

“現象層”，無法形成係統的思維框架。在資訊爆炸的時代，這種淺薄化表現得尤為突出：人們每天接觸海量的新聞、短視頻、社交動態，卻缺乏對資訊的甄彆與整合能力；談論

“民主”

卻不知其在古希臘與現代的區彆，討論

“道德”

卻不懂儒家

“義利之辨”

的深意；麵對社會問題，隻會用

“非黑即白”

的情緒化表達，而非基於曆史語境的理性分析。

這種

“空心化”

的認知，讓人淪為資訊的

“接收器”

而非

“處理器”。就像牛馬隻會被動接受自然的饋贈（或鞭撻），無法主動思考

“為何如此”，“不通今古”

的人也難以理解自身行為的意義

——

他們追求

“成功”，卻不知

“成功”

的標準是誰定義的；他們反對

“不公”，卻不知

“公平”

的曆史演變；他們渴望

“幸福”，卻不知

“幸福”

在不同文明中的多元內涵。最終，認知的淺薄會導致選擇的盲從，人被潮流推著走，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

2.

價值虛無化：被**奴役的

“逐利獸”

“通今古”

的缺失，會導致價值體係的崩塌。當人不瞭解曆史中

“善惡有報”

的教訓，不理解文化中

“義高於利”

的傳統，便容易陷入

“唯利是圖”

的動物本能。正如《增廣賢文》中另一句格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道”

的根基便在

“古今”——

它是曆史經驗總結的

“底線”，是文化傳統確立的

“邊界”。

價值虛無化的現代人，常常表現為

“工具理性”

的極端膨脹：為了金錢可以違背道德，為了效率可以犧牲情感，為了利益可以拋棄責任。他們像牛馬一樣被

“生存焦慮”

驅趕，終日奔波卻不知為何而忙；他們追求物質的

“豐裕”，卻陷入精神的

“貧瘠”。正如哲學家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批判的：現代社會的人失去了

“否定性思維”，隻關注

“如何做”，而不問

“為何做”，最終淪為

“冇有反對思想、冇有批判精神的單麪人”。這種

“單麪人”，與

“牛馬如襟裾”

的描述高度契合

——

他們穿著文明的外衣，卻遵循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3.

存在孤立化：被時代拋棄的

“陌生人”

“不通今古”

的人，本質上是

“曆史的陌生人”——

他們既不瞭解自己的文化根源，也無法與未來產生聯結，最終陷入存在的孤立。這種孤立感，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衝擊下尤為明顯：當傳統習俗被簡化為

“節假日”，當經典文字被解構為

“段子”，當曆史人物被娛樂化為

“表情包”，人便失去了與

“過去”

的精神紐帶。

冇有

“過去”

的參照，人便無法理解

“現在”

的位置。一個不知道自己民族曆史苦難的人，難以產生深沉的家國情懷；一個不瞭解父母輩奮鬥曆程的人，容易輕視當下生活的來之不易；一個不讀經典的人，難以獲得超越性的精神滋養。這種孤立化的極致，是

“自我中心主義”

的氾濫

——

每個人都活在

“當下的泡沫”

中，認為自己的感受是唯一重要的，他人的痛苦、曆史的教訓、未來的責任，都與己無關。正如魯迅在《呐喊》中描繪的

“鐵屋中的沉睡者”，他們在無知中麻木，在麻木中沉淪，最終失去了

“人之為人”

的精神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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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今中外的實踐印證：“通今古”

如何塑造

“完整的人”

從孔子周遊列國傳習

“周禮”，到司馬遷

“讀萬卷書，行萬裡路”

著《史記》；從蘇格拉底

“認識你自己”

的追問，到康德對

“曆史理性”

的探索，人類文明史本質上是一部

“通今古”

的實踐史。無數案例證明：“通今古”

不僅是個體精神成長的路徑，更是文明延續的根基。

1.

中國傳統中的

“通今古”

實踐：從

“經史子集”

到

“知行合一”

中國文化曆來重視

“通今古”，將其視為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前提。儒家經典

“四書五經”，本質上是對上古至先秦曆史經驗與價值理唸的總結：《尚書》記錄三代政治智慧，《春秋》通過

“微言大義”

評判曆史是非，《易經》則試圖從自然與曆史的變化中提煉宇宙規律。董仲舒提出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非簡單的思想壟斷，而是通過對儒家經典的闡釋，構建一套貫通古今的價值體係，為大一統王朝提供精神支撐。

宋代以後，“通今古”

的實踐進一步深化。朱熹強調

“格物致知”，主張通過研究事物（包括曆史）來窮儘

“天理”；王陽明則將

“通今古”

與

“致良知”

結合，認為曆史中的

“善惡”

與個體內心的

“良知”

是相通的。這種

“知行合一”

的傳統，讓

“通今古”

不淪為空談

——

顧炎武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的呐喊，正是基於對明亡曆史的深刻反思；王夫之

“六經責我開生麵”

的擔當，更是在通古今之變的基礎上，為未來尋找出路。

反觀曆史上的

“不通今古”

者，往往成為悲劇的註腳。隋煬帝好大喜功，不吸取秦亡於

“徭役過重”

的教訓，最終導致隋末大亂；晚清統治者固守

“天朝上國”

的幻覺，拒絕瞭解西方曆史與科技的發展，終在鴉片戰爭中慘敗。這些案例印證了

“不通今古”

對個體與國家的毀滅性影響。

2.

西方文明中的

“通今古”

探索：從

“文藝複興”

到

“曆史哲學”

西方文明對

“通今古”

的重視，同樣貫穿其發展曆程。文藝複興的核心，便是

“複興”

古希臘羅馬的文化傳統

——

藝術家們通過研究古典雕塑的比例，重新發現

“人的美”；思想家們通過解讀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的著作，重新確立

“人的價值”。這種對

“古”

的回溯，並非複古，而是為了打破中世紀神學對人性的壓抑，為

“現代性”

尋找精神源頭。

18

世紀的啟蒙運動，更是將

“通今古”

提升為哲學命題。伏爾泰撰寫《風俗論》，試圖通過比較不同文明的曆史，揭示人類社會的進步規律；康德在《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曆史觀念》中提出，曆史是

“人類朝著改善前進的一個自然過程”，而理解這一過程，需要

“通古今”

的理性視角。黑格爾的

“曆史哲學”

則進一步認為，曆史是

“絕對精神”

的自我實現，每個時代都是這一過程的環節

——

這種認知，讓

“通今古”

成為把握人類精神發展的鑰匙。

西方現代社會的困境，也與

“通今古”

的斷裂直接相關。20

世紀以來，後現代主義思潮對

“宏大敘事”

的解構，在打破教條的同時，也導致了曆史認知的碎片化；消費主義對

“當下快感”

的推崇，讓人們越來越忽視

“過去”

的價值。這種斷裂，使得現代西方社會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危機：身份認同的混亂、價值共識的瓦解、社會撕裂的加劇

——

這恰恰印證了

“不通今古”

的危害。

3.

個體成長的

“通今古”

路徑：從

“閱讀”

到

“反思”

再到

“實踐”

對個體而言，“通今古”

不是遙不可及的學術目標，而是可以通過日常實踐逐步達成的能力。這一路徑包含三個步驟：

第一步是

“廣泛閱讀，建立知識框架”。讀曆史，不僅讀事件，更讀背後的因果與規律（如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以小見大的分析）；讀經典，不僅讀文字，更讀其中的人性洞察與價值理念（如《論語》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的普世智慧）；讀現實，將新聞、社會現象與曆史案例對照（如觀察現代企業競爭，可聯想《史記貨殖列傳》中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的商業邏輯）。

第二步是

“深度反思，形成獨立判斷”。“通今古”

不是盲目接受傳統，而是帶著批判精神理解曆史。比如，對待中國傳統中的

“孝道”，既要理解其維繫家庭倫理的積極意義，也要反思其被異化的

“愚孝”

弊端；對待西方的

“民主製度”，既要看到其對權力監督的價值，也要認識到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適應性問題。這種反思，能讓人避免

“曆史教條主義”

與

“曆史虛無主義”

的兩個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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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是

“躬身實踐，實現知行合一”。“通今古”

的最終目的，是指導現實生活。一個理解

“民為邦本”

曆史教訓的官員，會更重視民生；一個懂得

“水滴石穿”

道理的普通人，會更有耐心麵對挫折；一個知曉

“文明衝突”

曆史的公民，會更懂得包容不同文化。正如王陽明所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通今古”

的智慧，隻有在實踐中才能真正內化為個體的精神品質。

結語：在古今對話中守護人的

“精神衣冠”

“人不通今古，牛馬如襟裾”

的警示，在今天依然振聾發聵。當人工智慧能輕鬆存儲海量曆史數據，當短視頻能快速傳遞碎片化資訊，我們似乎比任何時候都更

“通”

曆史，卻也比任何時候都更容易陷入

“不通今古”

的困境

——

因為真正的

“通”，不在於知識的

“量”，而在於精神的

“質”：是否能從曆史中汲取智慧，是否能在文化中找到認同，是否能在實踐中錨定價值。

人之所以為人，不在於穿著

“衣冠”，而在於擁有

“精神衣冠”——

那是由古今智慧編織的價值體係，是由文化基因鑄就的精神品格，是由曆史經驗支撐的理效能力。守護這襲

“精神衣冠”，需要我們始終保持與

“過去”

的對話，始終帶著

“古今之識”

審視當下，始終以

“未來視角”

規範行為。

正如曆史學家錢穆所說：“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應該略有所知……

否則最多隻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推而廣之，一個

“通今古”

的人，不僅是有知識的個體，更是有精神根基的

“完整的人”——

他懂得自己從何處來，明白自己向何處去，在浩瀚時空中，始終保持著人之為人的尊嚴與光芒。這，正是

“通今古”

對每個生命最珍貴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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