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西斯 序言 半世紀文學姻緣的結晶

文潔若

今天（二○○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是老伴蕭乾的九十五歲誕辰。儘管他已在六年前的二月十一日去世，卻永遠活在喜愛他的著作和翻譯的讀者心裡，也活在跟他相濡以沫達四十五年之久的我心裡。

自從一九九○年八月著手合譯《尤利西斯》以來，蕭乾和我就和這部意識流頂峰之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蕭乾說過：“我認為好的翻譯，譯者必須喜歡——甚至愛上了原作，再動筆，才能出好作品。”（見《譯林》1999年第1期《翻譯漫談》——翻譯這門學問或藝術創造是冇有止境的。）

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剛過而立之年的蕭乾曾從英國倫敦給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胡適寫通道：

這本小說（指《尤利西斯》）如有人譯出，對我國創作技巧勢必大有影響，惜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

當時蕭乾做夢也冇想到，五十年後他會在譯林出版社社長李景端先生的鼓勵和全體同誌的協助下，和我一道把這部意識流開山之作合譯出來。

現在來談談我們當初譯《尤利西斯》的動機。

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六年，我曾兩次陪蕭乾重訪劍橋。一九八四年那次，我們還到蕭乾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王家學院攻讀碩士學位時的導師布希·瑞蘭的寓所去小敘。瑞蘭還是位莎士比亞專家，我們見到他時，他已八十四歲，仍兼任著藝術劇院院長。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六月，剛過而立之年的蕭乾就在這間寬敞舒適的書房裡，定期與導師討論自己的研究成果。隻消把關於勞倫斯、吳爾芙、福斯特和喬伊斯的十幾篇小論文串起來，就是一篇碩士論文。然而，在《大公報》老闆胡霖的勸告下，蕭乾放棄了即將到手的學位，走上戰地記者的崗位。他當時想的是：歐戰這樣的人類大事，並不等人。現在不投進去，以後可無法彌補。至於研究工作，隻要把這些書籍、筆記、日記、卡片儲存好，將來年老力衰，跑不動了，照樣可以整理成文章。他哪裡想得到，神州大地上竟會發生旨在毀滅文化的浩劫，使他畢生的心血化為灰燼呢？

一九七九年八月底蕭乾應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主持人保羅·安格爾、聶華苓邀請，赴美參加三十年來海峽兩岸以及中美作家之間首次交流活動。次年一月，經香港回京後，他對自己的健康狀況信心倍增。遂在一九八一年初，不顧四位大夫的勸阻，動了摘取左腎結石手術。手術後尿道不通，八個月後又做一次全身麻醉大手術，割除了左腎。從此元氣大傷。一九八五年，僅餘的右腎已告中等損傷。一九九○年六月，腎功能就隻剩下常人的四分之一了。當年八月，譯林出版社社長李景端先生上門來約我們翻譯《尤利西斯》時，我立即想：這正是目前情況下最適宜蕭乾做的工作了。創作我幫不上忙，翻譯呢，隻要我把初稿譯好，把嚴“信”這個關，以他深厚的中英文功底，神來之筆，做到“達、雅”，可以說是駕輕就熟。與其從早到晚為病情憂慮，不如做一項有價值的工作，說不定對身心還有益處。大功告成之日，就意味著給他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功虧一簣的意識流研究工作畫個圓滿的句號。

我們正譯得熱火朝天時，收到了蕭乾的英國恩師瑞蘭寫來的信，鼓勵道：“你們在翻譯《尤利西斯》，使我大為吃驚，欽佩得話都說不出來。多大的挑戰。衷心祝願你們取得全麵的成功。”（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大功告成後，年屆九十三歲的導師給他這個八十五歲的昔日高足來函褒獎：“親愛的了不起的乾：你們的《尤利西斯》一定是二十世紀最出色的翻譯。多大的成就！我渴望瞭解學生們和一般市民有何反應。務請告知。”（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六日）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十六歲高齡的瑞蘭駕鶴西去，不出兩個月，他那位半個多世紀前的中國研究生也溘然長逝。蕭乾不曾拖垮在《尤利西斯》上，然而自一九九五年五月起，卻陷進了“募集文史基金”這個怪圈，著急上火，疲於奔命，最後誘發了心肌梗死（北京醫院的主任醫生歎著氣說：“兩大臟器都壞啦。”），不治身亡。

翻譯過程中，我曾參看過三種日譯本。每一種日譯本都比前一種強，而且他們並不諱言參考過前人的譯文。有位譯者乾脆在序文中說：“有些句子，由於前一位譯者已經用最恰切美麗的日語表達了原著的意境，我無法迴避。”這幾種譯本的譯者個個是著名作家、評論家、教授、喬伊斯研究家。自一九三二年二月《尤利西斯》第一種日譯本由岩波書店出版後，六十七年來，還冇聽說哪位譯者指責後來者抄襲或剽竊了他的哪段譯文。這些日本同行都有雅量，看來前人甘願做後人的梯子，以便讓日本廣大讀者讀到更翔實可靠的譯文。

參看並不等於盲從。我們發現，第十八章摩莉的獨白中有一句“I’malwaysgettingenoughfor3forgettin”（莎士比亞書屋一九二二年版，第715頁第5至6行），三種日譯本都不約而同地譯為“買上三先令的，就足夠了，可我總是忘記”。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九、二十日這兩天，譯林出版社主辦的首屆“喬伊斯與《尤利西斯》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愛爾蘭駐華大使多蘭女士、都柏林喬伊斯研究中心主任羅伯特·喬伊斯，以及英國、日本、澳大利亞和我國的學者二十餘人在會上做了高水平的學術發言。我把一份用英、日兩種文字寫的書麵材料交給與會的日本明治大學教授、喬學專家近藤耕人先生，請他轉交給合譯《尤利西斯》最後一個譯本的三位日本學者。大意是說：我們認為摩莉獨白中的那個“3”，不是指“先令”而是指“人”，所以是這麼譯的：“我總是買上足夠三個人吃的，淨忘記。”還加了個注：“這裡指摩莉總忘記女兒米莉已離開家去謀生了，所以經常把她那一份也買了。”

一九九七年，我正陪蕭乾住在北京醫院時，承蒙日本資深漢學家、東京大學教授丸山升先生（蕭乾的自傳《未帶地圖的旅人》日譯者）將丸穀才一、永川玲二、高鬆雄一重新合譯的《尤利西斯》豪華本（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集英社版）郵寄給我們。我首先翻看第十八章中摩莉的那句獨白。果然，已按照我們的見解改了。譯初稿時，我曾受惠於日本同行，這次多少能報答一下，感到很高興。

本書全譯本出版後，受到讀者的廣泛關注，一些熱心的朋友（尤其是上海外國語大學語言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馮建明先生）還就某些譯文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並提供了補充的人物表。在這個基礎上，修訂時把人物表由原來的八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人，還參考集英社的日譯本，把每個人物在各章出場或被提及的情況也一一註明。都柏林大學德克蘭·凱伯德（DeclanKiberd）教授還惠贈由他寫了長序、並加了詳儘註釋的英國“企鵝二十世紀名著叢書”一九九二年版《尤利西斯》。一九九六年新華社外籍專家劉伯特（LewBaxter）又特地為我們找來了倫敦伯德裡·海德出版社彌足珍貴的一九四七年版本（是根據一九三七年版重印的）。二○○四年，承蒙愛爾蘭電視台的諾克斯先生惠贈一本海德出版社二○○一年版的《尤利西斯》原著，刊頭附有一九九三年由漢斯·沃爾特加布勒寫的前言。他認為，他們這個版本是經得起考驗的。這三種版本，對我此次修訂譯本，都很有幫助。在此一併致謝。修訂的原則是：（一）極少數確實理解有誤的，重新訂正；（二）文字修飾過多的，予以刪除，儘量保持喬伊斯遣詞造句的獨特風格，但仍堅持力求易懂的嘗試。

二○○五年一月，趁著譯林出版社重排《尤利西斯》的機會，我又重新全麵修訂了一次譯文。主要是把文字改得簡潔一些。當初怕讀者不容易接受，新增了一些字，有忽視意識流特色之嫌。標點符號也儘量做得跟原文一致。但第十四章還是保留了不少新增上去的引號，否則弄不清哪句話是誰說的了。日本學者丸穀才一等重新合譯的修訂本，也加了原著所冇有的引號，顯然他們也是為了讀者著想才這麼做的。

然而，要想將這個譯本修訂得精益求精，是個長遠而難度很大的工作。我決心在有生之年，向讀者奉獻出一部比較滿意的《尤利西斯》校改譯本，因為這是蕭乾與我將近半個世紀之久的文學姻緣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