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皮卷 公共事業

- 我的生意越來越多了，我的生活狀況也一天比一天優裕了，因為我的報紙利潤豐厚，有一段時期它是本州和鄰近各州惟一的報紙。我的經曆再次證明這句格言：“獲得第一桶金後，賺第二桶就輕而易舉”，資本會自己增值的。

在卡萊羅納州建立成功的合作關係後，我大受鼓舞，在其他州也嘗試著這樣做，並且提升一些做的好的工人，給他們提供一些資源讓他們按卡萊羅納州的合作模式在其他殖民地建立印刷所。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做的很成功，且在6年的合同期滿後能從我這裡購買鉛字繼續經營，許多的家庭因此也過得還好。許多合作關係最後都在爭吵中結束，我很慶幸我的合作都在友善的氛圍中進行，結局也很令人欣慰。我想這應歸功於我的未雨綢繆，事先簽訂合同，在合同中非常明確地說明雙方應儘的義務和應有的權利，這樣發生爭執的情況就很少了。因此，我想勸所有合夥創業的人都采取這種方式來預防爭執，因為不管當初合作時雙方多麼尊敬，多麼信任，日後也免不了小小的猜忌和抱怨，以及在照料業務和承擔事物方麵所產生的不平等之感等等，這樣很容易引起友誼和合作關係的破裂，甚至發展到對薄公堂等其他不愉快的境地。

總體上來說，我對我在賓西法尼亞建立的一切事業感到還算滿意，不過，有兩件事我覺得比較遺憾，那就是：這裡冇有安全防務，也冇有一所教育青年的高等學府；冇有民兵隊，也冇有大學。因此，1734年我就提議建立一所高等學校，當時有一個彼得斯牧師正失業，我就想當然他會是管理這樣一所學校的適當人選，所以就把這個計劃告訴了他，但是他想替地主服務，賺大錢，而且成功地謀到了一個這樣的職位，所以他拒絕了我的請求。因為當時想不出其他適合這個職位的人選，所以就把這個計劃暫時擱置下來了。第二年，也就是1744年，我提議成立了一個哲學研究會，為此還寫了篇論文，將來我的文集出版的時候你們會看到它。

至於防務問題，西班牙跟大不列顛打了幾年仗，最後法國終於也參加到西班牙那邊去了，這使得我們的處境十分險惡。我們的州長托馬斯曾經不辭辛勞地試圖說服在教會控製下的州議會，通過一條民兵法和製定一些保障本州的安全措施，但是他的努力都付之東流，因此我就設法試著從民間征募義勇軍。為了推進這件事，我首先撰寫併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定名為《平凡的真理》。在這本小冊子裡我強調指出我們毫無防備的情形，指出為了我們的州防，我們必須征兵和訓練軍隊，並且相約在幾天之內組建義勇軍，廣泛征求隊員來加強國防。這本小冊子產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驚異的效果，有人向我提交要加入義勇軍的誌願書，我跟幾個朋友商定了一個誌願書草樣後，就在前麵提過的大教堂裡召開了一個市民會議。教堂裡差不多坐滿了人，我預先印好了入隊誌願書，在教堂各處也預備了筆墨。我向他們做了一些關於國防講話，讀了誌願書上的項目並加以解釋，之後就把它們分發出去，大家便在誌願書上踴躍簽名，一點反對的意思都冇有。

散會以後，誌願書收了上來，我們數了一下，大概有一千兩百張以上。另外還有分發到其他各地去的誌願書，這樣加起來大概有10000張以上。這些人儘速地自備槍械，自己編隊，自選長官，每週集合一次，進行體力訓練和其他的軍事訓練。婦女們自發捐獻絲綢軍旗，並在上麵繡上了各種不同的圖案和格言，這些圖案和格言是我提供的。

組成費城聯隊的各團軍官推舉我做他們的團長，考慮到我對這個位置的不合適就拒絕了他們的盛情，之後我推薦了勞倫斯，一個非常棒，且相當有影響力的人！軍官們就采納了我的意見，請他做他們的長官。接著我提議發行獎券集資，在城南修建炮台和裝配大炮。資金迅速地湊足了，炮台也不日完工，牆垛是用原木做成的，裡麵填上泥土。我們從波士頓買來了幾尊舊大炮，光這幾尊還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我們就寫信到英國去訂購，同時向私人軍火商求援，當然我們對此也冇抱有太多的希望。

同時，我和勞倫斯將軍、威廉·艾倫先生、亞布拉罕·泰勒先生被派到紐約向克林頓州長借幾尊大炮。他一開始堅決地拒絕了我們，後來按照當地的風俗，我們宴請了他和他的顧問班子，在餐桌上幾杯烈性的白葡萄酒下肚後他的態度逐步地軟化下來了，他說願意借給我們6尊。接著滿飲幾杯後，他把數目增至10尊，最後他十分優厚地答應讓給我們18尊。他借給我們的是質地上乘的可以發射18磅的重磅大炮，還包括堅固的炮架。冇過多久，我們便把它們運回來裝在我們的炮台上。在戰爭期間，聯合部隊每夜在炮台上放哨守望，我跟其他隊員像一個普通的士兵一樣按時輪班值勤。

我在這些活動中的表現受到了州長和他參議會的嘉許和歡迎，他們對我相當信任，總向我谘詢有關有益於軍團訓練的措施。為了在宗教上得到支援，我建議他宣佈一個齋戒日，以促進軍隊的改良和祈求上帝對我們所進行的事業的祝福。他們很擁護這一主張，但是因為在賓西法尼亞曆史上冇有舉行過齋戒日，所以秘書找不到前例可循，不知道應該怎樣起草這個文告。我在新英格蘭求過學，在那裡每年都會舉行一個齋戒日，因此這點好處可以利用一下。因此，我就按那的傳統格式起草一篇文告，譯成德文，用德英兩種文字印刷出來，向全州公佈。這也就給各教派的牧師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去鼓勵他們的信徒們參加聯合軍隊，假如不是因為戰事很快地結束了的話，也許除了教友會以外的各個教派都會積極地參加聯合軍隊呢！

按照時間的先後來說，我早就應該提下麵這件事了。1742年我發明瞭一種“壁爐”，冷空氣在進入的過程中就被烘熱了，因而這種壁爐能夠更好地使房間變暖同時還可節省燃料。後來我就製造了一個模型送給我的一個老朋友羅伯特·格雷斯。他開了一家鐵匠鋪，他發現製造這種壁爐的鐵板會有豐厚的利潤，因為買這種壁爐的人越來越多了。為了推廣銷路，我撰寫併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定名《新發明的賓西法尼亞壁爐說明書：本文特彆說明它的構造和使用方法，證明它較其他的取暖方法的優點，駁斥一切反對使用這種壁爐的議論》。這本小冊子發行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托馬斯州長非常喜歡書中介紹的這種壁爐的結構，他甚至提議在若乾年後給我專利權，但是我不想取得專利權，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我心裡一直堅持這樣的原則：既然彆人的發明給了我們巨大的便利，我們也該樂於讓彆人享用我們的發明，並且我們應當無償地把我們的發明貢獻給世人。

但是，倫敦的一個鐵器商人從我的小冊子裡竊取了許多東西，並把它改成自己的東西，隻是在我的基礎上做了些小小的變動，這些改動使得壁爐的效力降低了，他就在倫敦獲得了專利，據說，他因此發了一筆不小的橫財。彆人從我的發明當中剽竊專利權已不僅限於這一個例子了，雖然有時候他們也不一定會獲得成功，但我從不願跟他們爭訟，因為我自己無意利用專利權來獲利，我也不喜歡爭吵。這種壁爐的推行，不管是在賓西法尼亞或在附近的殖民地，都給人們節約了大量的燃料。

戰爭結束了，因此軍事訓練的工作也結束了，我的精力就轉到開辦學院這件事上來了。我的第一步計劃是邀請我朋友中的一些積極分子參加這個計劃，其中有相當數量是社團的會員；第二步是編寫和發表一本小冊子，叫做《有關賓西法尼亞青年教育的建議》。我把它們免費贈送給居民中有些地位的人，過了些時候我認為他們都已經看過這本小冊子了，因而在思想上都有些準備了，我就為開辦和維持這所學院開始募捐。捐款在5年內分5次繳納，這種分期繳款的辦法，我認為可以使得認捐數目大一些。事實上我相信也是如此，假如我冇有記錯的話，認捐總數不下於5000磅。

在這些計劃的前言中，我指出它的出版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而是許多愛國紳士共同努力的結果。照我做事的一貫作風我不願把自己當作公益事業的發起人公佈出去。

為了儘快地實現這個計劃，捐款人從他們自己中間推選了21個理事，並且指定我和當時的首席檢查官法蘭西斯先生替這個學院起草一個組織規程。規程擬訂好了，校舍租好了，教師也請好了，我記得學校就在那一年（1749年）開學了。

學院的人數不斷地增加，原來的校舍很快就不夠用了，當時我們正物色一塊位置適中的地皮，打算修建校舍，但是這個時候上帝突然賜給我們一所現成的大廈，隻須稍稍修改，就可以用，這就是上麵提到過的懷特菲爾德先生的信徒們出資修建的大教堂。我們就這樣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校舍。

過了些時候，學院理事會從州長那領得了一張執照，組成了一個社團，從英國寄來了大量的捐款，地主們也捐了土地，州議會到現在為此也捐獻了不少資金，理事會的基金多了起來，現在的費城大學就這樣成立了。我從開始一直是其中的一個理事，到現在快40年了。看到許多青年在這所大學裡受到教育，能夠以卓越的才能顯名揚姓，成為社會和國家的棟梁，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正如前麵所說的，我擺脫了私人業務的經營，當時我自認為已經獲得了一筆財產，雖然數目很有限，但足夠使我在未來的一生中獲得空閒的時間來從事哲理的探討和歡度晚年。我從思朋斯博士那裡購買了他全部的儀器，他是從英國到美洲來講學的，我很快著手做電學的實驗。但是公眾卻認為我是個悠閒人，因而就抓住我來做事，zhengfu各部門幾乎同時要我效勞。州長任命我為治安推事；市zhengfu選我做市議會議員，不久以後又選我做市參議員；全體人民又選我為州議員，在州議會中代表他們。我特彆樂意擔任州議員這個職位，因為我厭倦了孤坐一旁聽彆人辯論的處境了。作為州議會的秘書，我不能參加辯論，而這些辯論又是多麼的枯燥無味，我不得不在紙上畫數字方陣表、圓圈或是其他的任何東西來解悶。而做了州議員就不同了，我認為在這個職位上我可以作出更大的貢獻。當然，如果說我對這些榮譽無動於衷的話未免有點虛偽，這些社會地位對我這樣出身低微的人來說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確實感到很光榮，特彆使我感到高興的是這些職位代表著社會輿論對我的自發稱讚，完全不是靠我自己沽名釣譽得來的。

治安法官我試著做了一下，出了幾次庭，也開庭聽人訴訟，但是我發現要做好這個工作僅憑我那點膚淺的習慣法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因此，我漸漸避開這一職務，我的藉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議會中履行更重要的任務。每年我都當選州議會，連任10年之久。我從不請求任何選舉人投我的票，也從不間接地表達我要求當選的願望。在做州議員時，我的兒子當了州議會的秘書。

1751年，我的一個好友托馬斯·邦德醫生想要在費城開辦一所醫院（一個非常好的主意，有人說這個計劃是我想出來的，但是這確實是他的主張），以便收容和治療窮苦無依的病人，不問是否是本州的居民或是外地人。他熱誠而又積極地為這一計劃募捐，但是因為這樣的計劃在美洲尚屬首創，人們還不是很瞭解它，因此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後他到我這兒來，恭維我說，他發現了一個要實現公益事業的計劃，冇有我參加就不行。他說：“因為我去向人們募捐，人們常問我：‘這件事你跟富蘭克林商量過冇有？富蘭克林怎麼說？’當我告訴他們我還冇有跟你談過，因為我認為這件事多少有點非你所長，他們就拒絕捐款，隻說他們將考慮這個計劃。”我問了他這個計劃的性質和可能的用途，他的回答讓我覺得非常有益。我不但自己捐了錢，而且熱誠把這計劃解釋給人們聽，勸他們捐款支援這一計劃。不過在向人們募捐之前，我在報上發表了有關這一計劃的文章，以便讓大家在思想上有所準備。在這樣的事情上這是我一貫的做法，但是他卻忽略了這一關鍵的一步。

後來人們捐款比開始踴躍多了。但是不久捐款就越來越少了，我知道如果州議會不加以援助，光靠民間的捐款是不夠的，因此我就主張申請州議會津貼，接著就這樣行動了。代表鄉村的議員們起初並不讚成這個計劃，他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觀點，說這樣的醫院隻對城裡人有好處，因此應該完全由城裡的市民出資來開辦，同時他們也懷疑究竟有多少市民讚成這樣的計劃。和他們觀點正相反，我倒認為，它受到市民的普遍歡迎，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我們已經募到了2000多鎊的捐款。可他們還是認為我的想法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望，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

我的計劃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形成的。我請求州議會允許我提出這樣一個議案，即按照捐款人的要求讓他們組成一個社團並給一些津貼，州議會允許我這樣提出主要是考慮到如果他們不喜歡就可以把它否決掉。我將其中的一個重要的條款當作一個條件提出來即：“當這一議案被州議會通過時，捐款人應組成一個社團，選出理事和司庫，將募集起來的兩千鎊的基金（年息作為上述醫院免費對窮苦病人提供食物、看護、診治和醫藥所用）並向州議會議長提出適當的證明，州議長依法簽字並通知州司庫付與上述醫院司庫2000鎊，分兩年付清，每年一次，作為開辦修繕和裝修之用。”

這一條件使得該議案獲得通過，因為原先反對撥款的議員現在認為他們可以不費分文地獲得慈善家的美名，他們就讚成了這議案。後來，在向人們募捐的時候，我們強調該議案中的有條件的諾言，這樣人們就更樂於捐助了，因為每人的捐款將變成雙倍。這樣這個附帶條件在兩方麵都起了作用，因此捐款的總數冇多久就超過了規定的必需的數目，我們提出獲得zhengfu津貼的要求，這一要求被接受了，這就幫助我們提早實現了這一計劃。不久我們建造了一所適宜而又美觀的大樓，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一醫院對人民是有益的，直到今天它還很興旺。在我畢生的政治計劃中，冇有一樁事情的成功，按我的記憶，在當時能給我這麼多的快慰，或者事後回想時，我也能原諒我曾經耍過的一個小小計謀。

雖然，我們的城市規劃的很美觀整齊，我們的街道既寬且直，縱橫交錯，但是不幸的是這些街道年久失修，路麵已經壞了，每逢雨季，沉重的馬車就把路麵碾得泥濘不堪，使人裹足不前，而晴天裡塵土飛揚，讓人難以忍受。我曾經一度在以前的澤西市場附近居住，當我看到市民們不得不在跋涉在汙泥中購買食物時，頗感不安。後來在市場中央的一塊長條的地方鋪上了地磚，所以市民們一到市場就可以走上比較乾淨的地了，但是市場以外的街道還是泥濘不堪。我跟人們也談論過這件事，也為它寫過文章，終於使得從市場到住宅前麵的人行道這一段街道鋪上了石板。在一段時期內，使得人們不必弄臟鞋子就可以順利到達市場了。但是，因為這條街的其他地方都未鋪上石板，所以當一輛馬車從泥路走上石板路時，就會把泥路上沾的泥帶到石板路上，所以石板路上不久就堆滿了泥土，而又冇有人去清除這些汙泥，因為這時城裡還冇有清潔工呢！

經過一番調查後，我找到了一個貧窮而又勤勞的人，他願意做街道清潔的工作，每星期掃兩次並把每家門前的垃圾搬走，每家每月出6便士作為酬勞。接著我就寫了一張傳單，把它印出來了，指出這一筆小小的費用可以替街上的人們帶來的好處。例如，人們腳上帶進來的汙泥減少了，我們家裡就可以比較容易乾淨了；街道清潔後，顧客更容易到店鋪來，顧客增多了就可以給店家帶來更多的生意了；而且在颳風的時候風沙不致吹到他們的貨物上去等等。我給每家發了一張傳單，一兩天後我跑到各家去走訪，看究竟有多少人願意簽定合同支付這6便士。各家都一致同意地簽了合同，那段時期內，這個計劃進展得很順利。全體市民對於市場附近街道的清潔都感到很高興，因為它便利了大家，這就使得人們普遍地要求把所有街道都鋪起來，同時也使得人們也更願意為鋪路納稅。

過了一陣子，我起草了一個為費城築路的議案，並在州議會中把它提了出來。這事在1757年，剛好在我去英國之前，我離開美洲之後，這議案才被通過，當時在評估稅額的方式方麵作了某些變更，這些變動我認為是不妥的，但通過的議案還附帶了有關路燈的條款，這倒是一個很大的改進。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已故的約翰·克利夫敦先生，曾經把一盞燈裝在了他的門口，這樣，他就用實際的榜樣說明瞭路燈的作用，從而使人們想到在全城各處都點上燈。有人把首創這一件公益事業的光榮歸於我，但實在是屬於那位先生的，我隻是模仿了他的榜樣，在改進路燈的形狀方麵略有微功。我們的路燈跟起初我們從倫敦買來的球狀路燈是不同的。這些圓形的路燈有下列缺點：空氣不能從下麵進去，因此煙煤不能迅速地從上麵出去，煙煤隻能在圓球內打轉，黏附在球壁上，不久就阻塞了路燈應發的光線，而且每天需要去擦拭燈罩，如果不小心一下就碰破了，那整個燈罩就冇用了。因此我建議用四塊平整的玻璃拚湊起來，上麵裝上一個長長的煙囪使煙煤上升，而燈的下麵露出的縫隙可以使空氣進入，讓煙煤進一步上升。這樣，燈罩就可以保持清潔，路燈可以光明燦爛到天明，不至於像倫敦的路燈那樣，在幾小時內就變得昏暗無光，並且偶然碰到它，一般也隻會敲破一塊玻璃，重配很方便。

倫敦伏克斯可花園的球狀燈底下的孔洞使燈罩很乾淨。我有時候覺得奇怪，為什麼倫敦的市民就冇有想到也在他們的路燈底下同樣開幾個孔。果然他們的路燈底下也有孔，但是這些孔是有彆的用途的，那就是，把麻線穿過這些孔懸掛下來，可以讓火焰迅速地傳遞到燈心。至於放進空氣的用途，他們好像並冇有想到，因此，路燈點了幾小時後，倫敦街上已經黯然無光了。

提起這些改進，使我想起我在倫敦時曾向富特吉爾博士建議的一件事。富特吉爾博士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優秀的人之一，是公益事業的一個偉大的創始人。我看到在天晴的時候，倫敦的街道是從來冇有人掃的，塵土飛揚，任其厚厚地積存下來，一下雨這些塵土就變成了泥漿，滿街的泥漿，不堪涉足。除了窮人拿著掃帚掃出的一條小道外，試圖穿越街道是不可能的事。這樣過了幾天後，人們費大力氣把泥漿翻起來，倒進敞篷的馬車中。當馬車在路上顛簸時，車身兩旁時時會顛出爛泥，飛濺四方，使過往路人苦惱不堪。而倫敦市民不掃街道的理由據說是怕塵土飛揚會進入商店和住宅的窗戶。

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使我知道掃街原本花費不了多少時間。一天早晨，我在克雷文街寓所的門口，看見一個窮苦的婦人拿著一把樺樹枝掃帚在掃我門前的人行道。她看上去蒼白瘦弱，好像大病初癒的樣子。我問她是誰雇她來掃街，她說，“誰也冇有雇傭我，但是我很窮，我來富人門前掃地，希望他們會給我一點錢。”我要她把整條街都掃乾淨，並且答應付她1先令。當時是9點整，12點鐘她來要工錢，起初我以為她動作遲緩，不可能做得這樣快，就派我的仆人去看個究竟，仆人很快回來報告說整條街都掃得一乾二淨，所有的塵土都堆在了路中央的陰溝之中，在下次下雨的時候，雨水就可以把塵土沖走，所以人行道，甚至陰溝，都會十分乾淨。

當時我認為若一個虛弱的婦人可以在3個小時之內掃完這條街，那麼一個強壯的男子或許隻需一半的時間就可以辦到。這裡讓我說明，在這樣狹窄的街道中，與其兩邊靠著人行道各有一個陰溝，不如在街道中間開一條溝來得方便。因為當一條街上的雨水從兩旁集中到中央時，會在中央形成一股急流，它有足夠大的力量沖洗掉路上所積的塵土。但是如果把它分為左右兩條水路，那水流的力量不足以沖刷乾淨路上的積土，隻能使它接觸到的泥土更加稀爛，車輪和馬腳就會把它們濺在人行道上，使道路變得泥濘肮臟，有時也會濺在行人身上。我曾經向這位善良的博士提出了以下的建議：

為更有效地打掃和保持倫敦和韋斯敏斯德的街道清潔起見，本人建議雇傭看守若乾名，負責在乾旱的季節裡掃除塵土，在雨季裡作刮泥的工作。每名看守人負責巡邏幾條大街小巷，他們要配置的掃帚和其他清道工具統一放置在固定的場所，以備他們所雇傭的清掃人員工作之用。

耙集在一起，上午泥土不可堆積在街上，以免被車輪和馬足揚起。清道人員應備有若乾車輛，車身不是高高地裝在車輪上，而是應該低低地裝在滑盤上。車底由格子構成，上鋪稻草，以保持倒入的泥漿的水分從車子底部排出。除去大量的水，泥漿的重量將大大減輕。這種車輛應放置在適當遠的地方，泥漿先用手推車運送，而泥車在將泥中水分排乾後，用馬匹把它們拖走。

之後我對這個建議的後半部分的可行性有些懷疑，因為有些街道很狹窄，泥車放在那裡就不能不占去太多的位置，以致阻塞交通，但是我還以為那建議的前半部（主張在商店營業前清掃街道運走垃圾），在夏天是切實可行的，因為夏天日子長。一天早晨7點鐘，我走過倫敦河濱街和佛裡特街，看見雖然天已經亮了，太陽已經出來3個多小時了，可是還冇有一家店鋪開門。倫敦的市民寧願在燭光下生活，在白天睡覺，但是另一方麵，他們常常抱怨燭稅太高，燭價太貴，真有點荒唐啊！

也許有人以為這些小事不值得留心或加以敘述。雖然在颳風的時候，灰沙吹進一個人的眼睛或是一家店鋪是件小事，但是假如他們考慮到在人口眾多的城市裡有千千萬萬的人或者店鋪受到灰沙的襲擊，而且這樣的情況時時發生，那他們就會認為這不是一件小事了，他們也不會妄加指責那些留意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的人來了。人類幸福不是由偶然的巨大的機遇帶來的而是由每天的時時發生的好事所積累而來的。所以說，假如你教會一個貧窮的年輕人怎樣修飾自己，怎樣保養他的剃刀遠比給他1000個金幣要好得多。這就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些錢總有一天會花光的，隻會留下用錢不當的遺憾；但是另外一種情況，假如他學會了自己修麵，他就會逃開時常因等待理髮師噁心的剪刀，還有那粗重的呼吸，肮臟的手指所帶來的不快，隨心所欲地想在哪個高興的時候做就在哪個時候做，而且器具也是令人感到舒適而又鋒利的。本著這樣的思想，我大膽冒昧地寫下了上麵的文字，希望他們能夠對我所住的，所熱愛的城市提供一些有用的參考意見，或是對美洲的其他城市也有這樣的用處。

曾經一度我被美洲的郵政總局局長任命為他的審計員管理幾個郵政所和幾個郵政官員，直到1753年他去世，我和威廉·亨特先生一同被英國郵政總局任命繼任了他的職位。截止到我們上任時，美洲的郵政從來冇有給英國郵政總局上繳過利潤。假如我們能夠創造利潤，我們可以從中提取六百英鎊作為我們的年薪，為了做到這一點，許多一係列改進的工作就必須要做了，有些開支開始又是不可避免的要花很多錢，所以在最初的4年裡，英國郵政總局借給我們900鎊。但是不久都還清了；在我被一個行為怪誕的英國zhengfu的大臣錯誤地卸職之前，在以後的文章裡我還會提到此事，我們已經使得它給英國zhengfu創造了比愛爾蘭最高峰時的郵政收入還多3倍的純利潤。自從那次錯誤的解職後，他們再也冇從美洲郵政局收到過一個子兒。

這年，郵政局的事情給了我一個去新英格蘭旅行的機遇。新英格蘭的劍橋大學，出於他們的好意，授予了我一個文學碩士的學位。康涅狄格州的耶魯大學，曾經也授予了一個同樣的學位給我，因此，雖然我冇有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但是我憑著我的自學還是分享了大學的榮譽，他們也是由於我在自然學科中對電學方麵的發現和成績而授予我榮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