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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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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作家而言，他們永遠擁有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中柴米油鹽與平常生活構成的世界，另一個是由他們自己構造的世界。他們生活在現實的世界中，靈魂卻往往遊弋在另一個世界，那個構造的世界允許他們從困苦的生活中逃出去肆意地生活。
錢鐘書辭掉國立師範大學任教的職務後，一家三口的日子在這個抗戰年代越發艱辛了。楊蔭杭因楊絳帶著孫女回上海後便常伴左右，心情與身體都日漸康複，戒除了安眠藥，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一門《詩經》消遣，此時便把每週兩小時的鐘點課讓給錢鐘書。震旦女校的負責人是個愛好文學的英國修女，早就聽說過錢鐘書，對錢鐘書很歡迎，見麵之後當即給錢鐘書增加了鐘點。即便增加了鐘點，薪水也不足以維持生活，所以錢鐘書又收了一名家庭富裕的拜門學生以貼補家用。隨著戰況越發緊張，物價水漲船高，學生的束脩也隨著漲。拜門弟子還不斷請老師代為買書，自己並不讀，專供老師借閱。錢鐘書蟄居上海期間，雖然飲食起居簡單粗糙，但是買書讀書卻依舊恣意享受。他習慣在買來的書上蓋上“借癡齋”的印章。意為此書是“借”來的。
當時那位學生還給錢鐘書家送過西瓜，戰事緊張的時候物資匱乏，一大筐的西瓜可以說是稀罕物。當時有人打電話來送西瓜，楊絳一直以為不是送給錢鐘書的，直到後來學生打電話來告知，才確定是送給錢鐘書的。阿瑗第一次見到這些大西瓜驚異極了，後來知道這些西瓜是送給錢鐘書的，轉而小腦袋就仰起來，她因為父親而得到了榮耀。她覺得爸爸有本事。這些西瓜讓阿瑗驕傲了好幾天，而錢鐘書與楊絳被阿瑗逗得哈哈大笑，這份苦中作樂的心態，陪著他們熬過那段艱難的歲月。
錢鐘書的二弟與三弟攜妻帶子先後離開上海後，錢家逼仄擁擠的狀態終於得到緩解，錢鐘書一家三口搬進亭子間，一住就是八年。亭子間不大，隻能放下一個櫃子，一張小書桌，一張大床而已。屋簷雖小，得以安家，居於一隅，兩人終於在這亂世中討得一片清靜讀書地。錢鐘書的《談藝錄》與楊絳的劇本都是在這間小屋完成的。
雖然錢鐘書與楊絳都身兼多職，但家裡仍舊清貧，這與當時的環境不無關係。上海已然淪陷，日本人配給給市民的隻是碎米，中間摻雜許多沙子；麪粉是黑的，雜質和麩皮各半。貧與病總是相連的，那時候錢鐘書常生病，每年必病一場，高燒不退，一病往往一個多月。那時候先去請了上海著名的中醫來看，還請了西醫來看，服了藥都不見效，楊絳無奈，後來乾脆自己做醫生，到藥店買藥，細看藥方，對照病情，誰想倒也見效。
日本人占領上海那段時間，楊絳的日子過得艱苦而驚心動魄。先是三姑母去世，後是在去學校教課途中與日本兵對峙，幸得上天庇佑冇出大事。自從日本人接管學校後，楊絳也辭去了教師一職。錢鐘書體弱多病，困處上海，貧病交加，日子過得很艱難。敵偽妄圖藉助錢鐘書的才華來撐場麵，錢鐘書門前多了不少說客，巧舌如簧，欲拖他下水。然而錢鐘書鐵骨錚錚，任憑說客開出多好的條件也不為所動，說客隻有拂袖而去，連呼錢鐘書太冥頑，太冥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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