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女（增訂本） 第十二章 東電女職員的厭女症之一

媒體的“發情”

談論女性的厭女症，“東京電力公司女職員被殺事件”是不能繞過的。

1997年3月19日，在東京都澀穀區圓山町一棟陳舊簡陋的木結構灰泥公寓樓的一個房間裡，人們發現了一具被勒死的女屍。死者生前為當街攬客的街娼。街娼，性工作中最底層、最廉價也最危險的一種。據傳，到最後，她賣身一次隻要兩千日元。這種女人葬身於犯罪多發的大都市中的一個角落，本來不會成為引人注目的新聞。可是，當人們知道那個街娼的真實身份後，事件變成醜聞。死者畢業於慶應大學，任職於東京電力公司，並在公司裡擔任管理職位。也就是說，她白天是一流公司職員，晚上去澀穀當街賣娼。隨著死者的雙重生活被揭秘，週刊雜誌、電視娛樂頻道等大眾媒體為之沸騰。後來，寫出紀實報告《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佐野（真），2003a]一書的紀實作家佐野真一，稱這一現象為“媒體發情”。媒體對被害女性個人**的大肆暴露，無異於對死者的再度淩辱。最後，在死者家屬悲痛的請求下，這場“發情”才終於收場。

鋪天蓋地的媒體攻勢停息了，但“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依然讓人牽掛，不少學者和女性讀者都對這起事件保持了持久而深入的關注。上文提到的佐野，為此寫出紀實報告《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一書。該書在女性讀者中引起的反響之強烈，令作者大為吃驚。他收到很多讀者來信，信中內容多為痛切地表達“這起事件不是與己無關的事”。這些來信成為契機，佐野又寫了關於這起事件的第二部書《東電女職員症候群》（2003b）。另外，有多位學者對這起事件發表過見解，就我目力所及，如心理學者小倉千加子、精神科醫生齋藤學、香山裡佳及齋藤環、心理谘詢師信田佐代子等。作家桐野夏生則以這起事件為原型，寫出上下兩卷的長篇小說《異常》（2006）。中村烏薩吉在她的《“我”之病》（2006）一書中，為此用去整整一章的篇幅。這起事件中的諸種因素抓住了許多人尤其是女性的心，引發出久久不能平息的波瀾。

心理學者小倉千加子說，她聽到一位女性編輯聲嘶力竭地大叫：“東電女職員就是我！”很多女性被這起事件觸動，心情複雜，無法平靜，難以言表。她們將之視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這些女性從事件中感受到的究竟是什麼呢？我想來解一下這個謎。迄今為止的各種解釋，都有讓我讚同之處，但也都有讓我感覺不對的地方。我一直就想把自己的“異樣感”的真相給找出來。

東電女職員“內心深處的黑洞”

佐野真一的《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一書，主要內容如書名所示，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東電女職員賣娼事件，另一部分是sharen事件。該書前半部分探究一位精英白領女性走向賣娼的心理動機，進入後半部分後，焦點轉換為追蹤被當作sharen嫌疑犯的尼泊爾男性的背景和事件的審判過程。因此，如果因關注東電女職員賣娼事件而打開這本書，讀者會感覺期待落空。或許是為了彌補這一點，該書最後一章為佐野對齋藤學的采訪，他請精神科醫生來解釋東電女職員之謎。從這份采訪中，我們看到的隻是佐野在坦陳自己對女性心理的一無所知。該書的續篇《東電女職員症候群》，主要介紹前作出版後收到的大量讀者來信。佐野實際采訪過其中幾位，但他僅止於對“有那麼多女性對東電女職員表示同情”這一事實發出驚訝的感慨，這位男作家冇有更深入一步去探尋她們的內心世界。

起初看到佐野的書出版時，我就對由男性紀實作家來調查這起事件頗感懷疑；讀了其書以後，謎不但冇被解開，反而更深了。佐野原是一位有強烈正義感的作家，他的這本書，結果成了對冤案事件的追究。

順便說一句，佐野在書中稱被害女職員為“OL”，這是不確切的。OL為日式英語officelady的略語，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用來取代原有的“BG”（businessgirl）一詞。“BG”因含“女人的生意”即“夜裡的工作”之意而被人們逐漸迴避。當時，無論是BG，還是OL，在公司裡都處於男職員的輔助地位，主要工作是端茶、影印等雜務（20世紀70年代尚無影印機！），不管年齡多大，都被當作“女孩子”[1]。

被害人A子，1980年大學畢業，是東京電力公司錄用的最初一批女性管理職位候選人員。佐野稱她為“精英OL”，可“精英”與“OL”的組合本身是自我矛盾的。她死時三十九歲，年薪應該超過了一千萬日元。這樣的女性職員，絕不能說是普通的“OL”。

zhengfu開始實施《男女雇傭機會均等法》是在1985年，A子進公司時，雖然這個法案尚未出台，但部分大公司已經開始試驗性地錄用四年製大學畢業的女生為管理職位候選人。A子的父親亦供職於東京電力公司，為該公司的精英職員，本應順利晉升，卻在A子大學二年級時患急病去世，年僅五十歲出頭。對父親懷有敬意的女兒，在父親生前的公司就了職。我們可以猜想，其中或許有亡父部下出於私情的暗中相助。A子的父親畢業於東京大學，母親畢業於日本女子大學，家住杉並區的一棟小洋樓，這是一個富裕的高學曆中產家庭。家裡還有一個妹妹，大學畢業後當上公司職員。父親去世以後，家中雖然隻有三個女人，但冇有任何經濟困難。

畢業於一流大學、供職在一流公司的高學曆女性，冇有任何經濟困境的跡象，卻主動選擇街娼這種最底層的“女人的工作”，而且地點是在圓山町。據周圍人的證言，她以兩萬至五千日元不等的低廉價格接客，把每筆收入一絲不苟地記在記事本上，常在便利店買關東煮和罐裝啤酒充饑，過得很節儉。

為了什麼？

這個問題，對一些人是謎，對另一些人則不是。後者就是在心中大叫“東電女職員就是我”的那些人。或許應該說，她們心中有一個同樣的“謎”。

下麵，讓我們依據佐野的紀實報告，再稍稍詳細地追溯一下“東電女職員”的背景。

A子在二十歲左右時患過厭食症，三十九歲死去時枯瘦如柴。當她站在圓山町的街邊時，總是戴假髮、化濃妝、穿大衣，有男客甚至因為她脫衣後的**過於瘦骨嶙峋而被嚇跑。

A子大學二年級時，作為頂梁柱的父親去世，身為長女、責任感極強的她，一心想著要由自己來支撐這個家。她進了父親工作過的公司，向周圍發誓，“一定好好工作，絕不玷汙父親的名聲”。長女、被寄予厚望、考入一流大學的她，正是一個“父親的女兒”。

作為四年製大學畢業的“初期女性管理職位候選人”，她和男職員一樣努力工作，毫不遜色。她投到一家財經專業雜誌的論文，被刊載並獲獎，作為經濟學學者也開始嶄露頭角。可是，在她之前，辦公室的女性隻有一般事務員即所謂的OL，作為女性，她不能被特殊對待，照樣要給男職員端茶。據說，輪到她值班端茶的時候，茶杯常被打碎。因為她洗茶杯不是一個一個地洗，而是在水桶裝滿水，把茶杯全部丟進去，然後使勁地搖水桶。結果杯子被搖出桶外，打碎了不少。從這個洗茶杯的動作，我們可以看到她的極不情願，感覺到她的不滿：“明明不是該我做的事！”

作為管理職位候選人被錄用的女職員們，初進公司時，因引人矚目而被大肆宣傳，可有許多報告表明，當時的工作現場卻為不知道該如何對待她們而苦惱。《均等法》[2]實施後的第一代女職員留下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證言。工作現場的困惑是：對這些女性管理職位候選人，是應該把她們與迄今為止的“女孩子”同樣對待呢，還是應該視為“異形的男職員”？事實上，許多管理職位的女性，被要求扮演雙重角色，“既要做出與男職員同等的業績，又不能忘記如女**務員一般的細心體貼”。由於她們的錄用條件和工資待遇與男職員完全同等，所以舉手投足都被過度關注，周圍的期待帶給她們很大壓力。同時，她們還得和其他一般事務女職員處好關係。

比如，有的公司有個慣例，女職員輪流提早到公司，在上班之前把辦公室的桌子都擦乾淨。那麼，管理職位的女職員是否也應加入輪班的問題就出來了。如果不讓加入，她會在女職員中顯得孤立；如果讓加入，本人又可能會有不滿。總之，在尚未適應女性管理職位的舊式職場裡，她們是需要被小心翼翼地特殊對待的“易碎品”。同時，由於她們分散在各個部門，在所屬部門是絕對少數，所以顯得相當孤立。有證言說A子在職場很孤立，這未必僅僅是由於她個人性格的特殊。在這個時期，被寄予很高期待而被錄用為管理職位的女性，由於太大的壓力和不恰當的待遇而幻滅，最後丟掉優厚待遇辭職而去的事例不勝枚舉。她們擔心自己成為讓人抱怨“女人就是不行”的先例，被迫承擔男人的責任和女人的負擔，結果是“再也乾不下去了”。

1988年，A子三十歲，被調往屬於東電係列的一家調查公司。與同期男職員的工作部門相比，她調任的那家公司差了一個等級，這顯示出公司對她的評價。那時，她已被上司認作“難用的職員”。在調去的公司裡，來自大企業客戶的職員，通常是被當作客人來對待。她在這裡也被視為難用的“易碎品”。據說，由於追求完美、一絲不苟的性格，她會不客氣地指出上司及同事的報告書裡的錯誤，因此遭眾人討厭。

在分公司工作三年後，她又回到東電公司，1993年就任“經濟調查室”副室長，成為管理人員。與A子同期進東電的女性管理職位候選人，一共有九位，到那時，尚未辭職並當上管理職位的，除A子以外，一個也冇有。A子進公司後，最初被分配到的部門，就是“計劃部調查科”。將女性安排到“調查部門”，表明瞭大企業對女性管理職位的態度，即女性終究隻是後勤人員。與被派往現場部門的男職員不同，公司給她們準備了麵向女性的指定席位[3]。

根據佐野的報告，A子開始“夜裡的工作”，是在調回公司半年左右之後。她先當俱樂部的女招待，然後在澀穀做娼妓。她起初還接一些“貌似紳士的客人”，記事本裡有回頭客的名單和聯絡方式。她的價格為一次兩萬至三萬日元，在當時的澀穀，這是接近一般行情的價格。當高中生進入賣娼行業後，娼妓日益低齡化，那時，穿製服的高中生價格更高。

A子每天過著千篇一律的生活。定時下班，去便利店買關東煮充饑後，化濃妝，穿大衣，站在圓山町街頭。她給自己訂的目標是每天接客四位，把接客人數和金額詳細地記在記事本上，零鈔攢滿一萬日元後，便去換成整票。她很在意金額數字，但並不揮霍浪費。疲累之後，她就坐電車回杉並區的家。有人曾看見她在電車裡狼吞虎嚥地啃著從便利店買來的麪包。

“夜裡的工作”逐漸侵蝕到白天的工作。她上班時的化妝越來越濃，服裝越來越怪異。不知是由於太過辛勞還是厭食症複發，她瘦到病態的程度。她在公司裡的孤立程度越來越深，周圍人也開始感覺到了她的異常。本來，能每天定時下班，這本身就意味著她在公司冇有自己的位置。三十多歲，正是工作上軌道的年齡，若是男人，應當正值在公司努力工作、競爭成功的時期。

三十九歲，正是“作為女人的消費期限”快要過期的年齡。她在這個時候遇害，彷彿是一種有意的安排。其實，即使她不被殺，在不少人眼中，她的那種生活也等於慢性zisha。

A子屍體被髮現的圓山町的那個破舊公寓，成了女職員們的“聖地”。在那之後好幾年裡，那裡的鮮花不曾斷過。

男人們的解釋

佐野在解釋東電女職員的賣娼行為時，用的關鍵概念是“墮落”。可是，用“墮落的女人”來稱呼走上賣娼之路的女人，實在過於陳腐。佐野說她“身敗名裂”“淪落陋巷”，可事實上，她並未因生活困窘而落入社會最底層。她既未因雙重生活的醜聞曝光而受到社會製裁，也冇因此而失去工作。即便被公司知道了，隻要不是觸及法律的行為，公司也不能把她解雇。尤其像她那種“個體經營”的娼妓，並未加入有組織的營業，隻要一口咬定是“自由戀愛”，最終總能逃脫。

佐野用“墮落”一詞，是基於一種長久以來的舊式思維，即女人出賣自己的性是有悖人倫的行為。同時，“墮落”一詞還帶有一種浪漫主義的色彩，這一點我們也不能忽視。

丟掉東電女職員的假麵變身而為“夜鷹”的A子，讓我想起阪口安吾在《墮落論》裡的一段話：“人應該在正確地墮落的道路上徹底地墮落。……必須墮落到底，從而發現自己，拯救自己。”我竟有些感動。（略）她的墮落之路太筆直、太專一，那種怪物般的純粹，甚至閃爍著神聖的光彩，我的心為之難以形容地顫抖起來。[佐野（真），2003：21][4]

佐野在這裡竟然用起“夜鷹”一詞，讓人很是意外，因為這個詞相當陳舊，有種時代錯誤之感。不過，更重要的問題，是稱A子為“墮落聖女”的佐野的心態。在他的那種精神構造中，不但有種陳腐的20世紀式的通過性來尋求救濟和解脫的浪漫主義情懷，還有種男人對“抹大拉的瑪利亞”（MaryMagdalene）的嚮往憧憬。所謂“抹大拉的瑪利亞”，是指為讓男人滿足**僅收極低報酬的那種娼妓。據說，還有男性雜誌將她喻為“遍身瘡痂的菩薩”“黑色瑪利亞”，那隻能說是男人的自以為是。

速水由紀子指出，一方麵，媒體為東電女職員事件“發情”，另一方麵，“男性與女性反應落差如此之大的事件，至今不曾有過”。（速水，1998：13）佐野放棄了理解東電女職員“內心深處的黑洞”的嘗試（的確，比起陳列充滿誤會的“解釋”，這樣更誠實），他把這個任務委托給精神科醫生齋藤學。齋藤提出瞭如下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

敬愛父親也被父親期待的優秀的長女，成為“父親的女兒”。大學時代失去父親的長女，與父親同化，意欲代替父親承擔家長的責任。她的母親本應為庇護者但卻很無能，A子的自負，讓她對母親投以輕蔑的目光。於是，母親漸漸疏遠並排斥傲慢的長女，溺愛妹妹。在那個家裡，長女日漸失去自己的位置。

齋藤分析道：“（A子）因執著而強烈地依戀父親，意欲代替父親，做一個男人，（略）這使她變得憎惡自己的身體，對身體產生一種近似複仇的情緒。”齋藤稱之為“自我懲罰願望”。自我懲罰，同時也就是對母親的懲罰。“當街賣娼後，還每晚必定回到母親和妹妹起居的家中，這是凸顯母親的社會性無能的極好方式。”

因此，“她的賣娼行為，可以視為對母親和妹妹兩人聯盟的攻擊。自己與亡父合為一體，本應是男人聯盟，身體卻成了障礙。（略）賣娼的行為，既可以欺負母親，又能摧殘自己的身體”。[佐野（真），2003b：132-133]

這種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容易將一切現象都歸因於家庭關係。將所有因素都還原在父親、母親、女兒等家庭角色的範疇之中，反而會使性彆要素成為盲點（genderblind）。

齋藤將自發的賣娼解釋為自我懲罰的自傷行為，這與對賣娼少女的分析很相似。那種解釋亦隻停留在家庭關係之中。被父親溺愛期待的女兒，欲求與父親的同化，但“父親的女兒”終究隻是女兒，不是兒子。當女兒知道自己隻能成為“不完整的父親”時，便轉而懲罰妨礙了與父親同化的女性身體。這時，賣娼是一種“自罰”。相反，被父親支配、憎惡父親的女兒，則通過主動“玷汙”本應屬於父親的身體來實現對父親的背叛和報複。這時，賣娼便成為“他罰”。可是，無論自罰還是他罰，女兒都隻能通過自傷行為來達成。

“父親的女兒”，雖然厭惡母親的無能與依賴，但因為有一個與母親同樣的身體，不可能與母親徹底分離。女兒懂得，母親對丈夫的依賴，建立在母親對自己**望的壓抑之上。看破母親隱蔽**的女兒，冒著犯禁的危險，帶著嘲諷的意味，去代理實現母親的**，這同時也是對母親的報複。速水由紀子在對20世紀90年代賣娼少女的分析中，就是這樣去解讀背後潛藏的兩代女人的性壓抑。

在家庭中處於最弱者地位的女兒，其攻擊並不直接指向強者父母親。弱者的攻擊，隻是指向自己的身體，因為身體不能反抗，是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是自己僅有的一點點領地。相反，兒子的攻擊性，通常表現為更單純的“他罰”或對他者的傷害，兩者形成鮮明對照。從這個角度來看，將自己身體如同扔進**溝一般交給男人的越軌行為（包括賣娼在內），便可被解釋為與厭食症、割腕等具有相同性質的自傷行為。

被兩種價值觀割裂的女人們

在對東電女職員的理解中，導入另一個“女人之間的競爭與嫉妒”的視角的，是作家桐野夏生。她的長篇小說《異常》，有上下兩卷，從事件發生四年後的2001年開始，在《週刊文春》上連載，前後長達一年半。對這起“男性與女性反應落差極大”的事件，女作家終於來展開想象力了，這讓讀者非常期待。

主人公“我”和百合子是一對混血姐妹。小一歲的妹妹百合子，擁有像西洋人一樣的“怪物般的美貌”；而姐姐“我”，隻有一張平庸的東洋人麵孔。這部小說的敘述，從一開始就很關注容貌，表明作者很強烈地意識到美醜給女人帶來的巨大差異。小說將兩人設定為姐妹，這暗示著“我”與百合子互為分身。此外還有一個登場人物，即姐妹倆女校時代的同學和惠。賣娼的百合子，成為sharen事件的被害人；其後，本為一流公司職員的和惠，也被髮現在賣娼，也成為sharen事件的被害人。我們可以看出，和惠直接以東電女職員為原型。故事的講述人“我”，一邊對比截然相反的百合子與和惠，同時自己也被捲入同樣的命運，這使她成為“不可信賴”的講述人。由此，讀者不但能讀到“我”的評述，也能交替地讀到和惠與百合子的第一人稱獨白，從而獲得對這起事件的富有臨場感的多方位把握。

桐野的前著OUT，描寫幾位鐘點工主婦sharen分屍的過程，給人帶來強烈的衝擊。可是，這部試圖重現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的作品，卻很難說是成功的。在我看來，用“惡魔般的美貌”這種修辭來形容登場人物的容貌，作為小說就已經失敗了。不僅如此，每個登場角色，如同電子遊戲中的人物，全按作者給定的初期條件展開行動，完全不出預料。這種寫法，應稱為寓言，作為小說則魅力大減。所以，雖然《異常》確為一部長篇力作，但我卻有期待落空之感。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書中不時可見一些直接的標語口號式的語句，其中傳達出作者的本意。或許，這部作品可稱為一種“思辨小說”，但假如那樣，實在冇必要讓人去讀那麼長的故事。

在登場人物中，與東電女職員最相似的，是和惠。

和惠畢業於以成績優秀而聞名的名牌私立大學，是一流公司的職員。她有如下獨白：

我要贏。要贏。要贏。

要得第一。要被尊敬。

要被每個人看得起。（桐野，2006：下263）

和惠的競爭意識，表現為要爭第一的“第一名病”，她特彆在意一位同期進公司的、東京大學畢業的女職員。這一點頗具象征性。患“第一名病”的，通常並非真正的第一，而總是第二。意識到自己既非一流亦非三流實為二流的人，內心深處的“第一名病”會更加強烈。和惠視為對手的東京大學畢業的女職員，行為舉止自然得體，無懈可擊，兩人形成鮮明對照。

和惠從女校時代就一直為爭第一而奮鬥。她的自負，使她對臉蛋漂亮但學業不佳的同學百合子投以輕蔑的目光。可是，作家借講述人“我”之口斷言：“對女孩子來說，外貌能在相當程度上壓倒他人。不管怎麼聰明、怎麼有才，那種東西是眼睛看不到的。對漂亮的女孩子，憑頭腦和才能，是絕對贏不了的。”（桐野，2006：上92）

本來，在設定為姐妹的“我”與百合子之間，“我”的敗北早已註定。有一個美貌的妹妹，姐姐在家裡總是被拿來與妹妹相比。在這種姐妹關係中長大，姐姐心中隻有強烈的憎恨和嫉妒。講述人“我”，成為一種“惡意的化身”，這個角色的存在，就是要親眼看到美貌的最終且徹底的敗北。因為，所謂美貌，就是讓男人發情、由男人估價的女人價值的彆名。

在第十一章《女校文化與厭女症》中，我談道，女人需要具備兩種價值，被女人接受的價值和被男人接受的價值，而這二者不能兩立。同時，在第九章《母親與女兒的厭女症》中，我又說道，儘管不能兩立，但在當今這個時代，女人的兩種價值——自己掙來的和被他人（=男人）賦予的——都是必需，僅有一種是不夠的。在《異常》中，“我”和百合子升入私立名門女校，小說描寫了姐妹倆在這個封閉空間裡與同學之間展開的令人窒息的嫉妒和爭執。和惠則作為那個集團中的一位選手登場。在名門女校，女人的兩種價值，看似能實現卻又不儘然，這個場所的設定十分微妙。

百合子與和惠，都是從外部升入這所名校的學生。進到一所與自己身份不符的良家女校的外部生，不可能不對內部生抱有羨慕和怨歎。女人脫離出身階級的辦法有兩個，美貌或學業。可是，即使擁有壓倒他人的美貌為武器，依然無法跨越階級的隔垣。“名流富人之妻”，是因為本來就出身於名流富人之家才成為“名流富人之妻”的。隻擁有美貌資源的女人，表麵看來是在利用男人（百合子從高中開始就以美貌為武器與男性朋友們一起設美人計行騙），可最終，隻是被男人們徹底蹂躪，然後死掉。

另外一個武器“學業”，又如何呢？學業能決定在集團中的序列名次，隻是在女校這種牧歌般的封閉空間之內。一旦走出這個女人集團一步，男人的視線便如物體的重力一般，無所不在，瀰漫於整個空間。

成績好便能上好學校，上了好學校就意味著社會性成功——這條道路隻對男人有效。小說中的和惠，靠學曆和父親的人脈進了一流企業。可是，等在她前麵的，是為女人準備的二流之路。在“女人專用”的指定席位上，和惠徹底地體味到作為一個職業人在事業上的挫折感；使她更受打擊的，是被人侮辱“作為女人更冇價值”。過著“與中年男人並無兩樣”的生活的她，內心比中年男人更悲慘可憐。小說中寫道，她想在繁華的銀座大街中心高喊：

誰來招呼我。約我。求求你們，跟我說句溫柔的話。

說，說我漂亮，說我可愛。

低聲地說，去喝杯咖啡吧。

約我，下次兩人單獨見一麵吧。（桐野，2006：下275）

和惠的獨白，我引用了兩處。該書下卷的正文裡用黑體字印刷的，也隻有這兩處。這種表達，包括文字和用黑體字強調的方式，實在過於直白，讓人隻想把臉扭開。

還有一處黑體字是這樣的：

“我要贏。要贏。要贏。要得第一。

“要被人稱讚是個好女人，被人說能認識那個女人真榮幸。”（桐野，2006：下277-278）

眾多論者用種種話語來談論現代女性的割裂狀態，一言以蔽之，就是上麵兩種**。《均等法》之後的女人，必須取得作為個人的成功和作為女人的成功，若冇將兩者都實現，絕不能被視為一個完整的成人女性。

·作者注·

[1]關於BG、OL等名稱，金野美奈子的《OL的創造》一書十分詳儘。

[2]1986年日本厚生勞動省頒佈的《男女雇傭機會均等法》的簡稱。

[3]女性經濟學者小澤雅子，曾任職於原日本長期信用銀行（現已倒閉），根據她的證言，被分配到調查科的她的年薪，雖比同齡女性勞動者高出許多，但與進公司後不斷換崗調動積累了豐富現場經驗的同期男同事相比，十年間拉開的差距竟達幾乎兩倍。

[4]佐野的原文裡用的是被害人的實名。但論述東電女職員事件時，並無必須使用實名的必要，故引文中實名之處均以“A子”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