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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小品》於一九四九年初版，收小品文三十四篇，續集於一九七三年出版，三十二篇，三集於一九八二年出版，三十七篇，四集於一九八六年出版，四十篇。四集合訂，共計小品一百四十三篇。寫作出版的經過略如下述。
抗戰期間，我在重慶。“五四大轟炸”那一年，我疏散到北碚鄉下。吳景超、龔業雅伉儷也一同疏散到北碚。景超是我清華同班同學，業雅是我妹妹亞紫北平女大同班同學，我和他們合資在北碚買了一幢房子，其簡陋的情形在第一篇小品裡已有描述。房子在路邊山坡上，冇有門牌，郵遞不便。有一天晚上景超提議給這幢房子題個名字，以資識彆。我想了一下說：“不妨利用業雅的名字名之為‘雅舍’。”第二天我們就找木匠做了一個木牌，用木樁插在路邊，由我大書“雅舍”二字於其上。雅捨命名緣來如此，並非如某些人之所誤會以為是自命風雅。不過雅捨本身也確是不俗。和我們常往還的不是詩人便是畫家，如李清悚、朱錦江、尹石公、彭醇士、陳延傑等。有一次雅舍宴集，酒後茶餘，逸興遄飛，彭醇士當眾吮毫染翰，畫了一幅《雅舍圖》，筆酣墨飽，元氣淋漓。陳延傑隨即題詩 一首，我記得是這樣的：
彭侯落落丹青手，
寫卻青山葷確姿。
茅舍數楹梯山路，
隻今兵火好棲遲。
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可憐雅舍卻連衡門也冇有。幾間茅舍，開門見山，唯有兩棵高大的梨樹在半山腰上站崗。但是我們在雅舍度過了七八年，晏如也。
我的朋友劉英士在重慶主辦《星期評論》，邀我寫稿，言明係一專欄，每期一篇，每篇二千字。情不可卻，姑漫應之。
每寫一篇，業雅輒以先睹為快。我所寫的文字，牽涉到不少我們熟識的人，都是真人真事，雖多調侃，並非虛擬。所以業雅看了特感興趣，往往笑得前仰後合。經她不時的催促，我才逐 期撰寫按時交稿。
《雅舍小品》刊出之後，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用的是筆名“子佳”二字。有不少人紛紛猜測這子佳到底是誰。據英士告我，有一天他在沙坪壩一家餐館裡，聽到鄰桌幾位中大教授在議論這件事，其中有一位徐仲年先生高聲說：“你們說子佳是梁實秋，這如何可能？看他譯的莎士比亞，文字總嫌有點彆扭，他怎能寫得出《雅舍小品》那樣的文章？”又有我的北大同事朱光潛先生自成都來信給我，他說：“大作《雅舍小品》對於文學的貢獻在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之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的寫作與翻譯，都隻是儘力為之，究竟譯勝於作，還是作勝於譯，我自己也不知道。
《星期評論》後來停刊，但是《雅舍小品》仍然繼續寫了下去，直到抗戰勝利之後我回到北平，才把散見於幾種刊物的小品輯為一冊，交商務印書館印行。我生平不請人作序，但是這個小冊我欲請業雅寫了一篇短序。這是民國三十六年的 事了。
商務印書館在北平設有京華印書廠，《雅舍小品》即由該廠承印，我就近親自校了兩遍，但是魯魚亥豕仍難全免。清樣校畢之後久久不見該書出版，質諸商務北平分館，承他們直言相告，當時通貨膨脹，物價飛騰，印書紙亦屬重要物資，其價格一日數漲。如果印成書籍，則書籍不能隨紙張之價格而上漲，損失太大。他們勸我少安毋躁，等物價穩定之後再行付印。“洛陽紙貴”於此乃得另一詮釋。文章不值錢，信然。
一九四八年冬，我匆匆離開北平到了廣州，幸而行笥之中夾有《雅舍小品》二校校樣。一九四九年我來台灣，時劉季洪先生主正中書局編審部，有一天他來看我，問我有無稿件待印，我就把《雅舍小品》二校校樣交給他了，很快的就印了出來。《雅舍小品》冇有廣告，我曾質問正中書局的一位店員，他說：“好書不需要廣告。”事實上《雅舍小品》迄今已銷行四十多版，香港台灣均有盜印本。我很明白，暢銷並不一定證明書的內容好。《雅舍小品》之所以蒙讀者愛讀，也許是因為每篇都很簡短，平均不出兩千字，所寫均是身邊瑣事，既未涉及國是，亦不高談中西文化問題。《雅舍小品》續集及三集均是應正中蔣廉儒先生之邀而編印的。四集及合訂本是承顏元叔先生、梅新先生的好意予以出版的。我對於正中書局前後主持 編務的幾位朋友深為感謝。
《雅舍小品》本來封麵冇有圖案。自第三十版起，改用老五號排印，始得正中書局的王維安先生繪製封麵。王先生是國畫名家，所繪山水蒼潤秀麗兼而有之，為拙作生色不少，在此 一併誌謝。
我引以為憾者，是特彆愛讀《雅舍小品》而又為之撰序的業雅根本冇能看到此書之印行。“十年浩劫”之中，景超、業雅均飽受折磨，患癌而歿。如今合訂本印行，緬懷往事，心有 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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