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七殺碑 東西哥牌中找朋友 甄賢婆婆廟裏求菩薩（3）

《血色七殺碑》第一卷《重陽碑》

第十四章東西哥哥牌中找朋友甄賢婆婆廟裏求菩薩

第六十九迴東西哥哥牌中找朋友甄賢婆婆廟裏求菩薩（3）

中考前的最後一次模擬考試，我們班考砸了。

不是真砸了——是我們自己覺得砸了。卷子發下來的時候，教室裏一片哀嚎。劉二娃把數學卷子翻過來覆過去看了三遍，嘴裏念念有詞：“這道題我明明會做的，怎麽就算錯了呢？我當時腦子裏在想啥子？是不是考場外麵那隻麻雀把我思路打亂了？”

張大勇的語文作文隻寫了一半就交了卷，他說看到題目的時候腦子裏一片空白，鋼筆懸在試捲上方半天落不下去，手心全是汗，把試卷洇濕了一塊。他寫著寫著忽然覺得時間不夠了，草草收了尾，連自己寫了些什麽都記不清了。

王紅梅倒是考得不錯，可她也皺著眉頭，把英語卷子折了又折：“那個單詞我明明背過的——我昨晚還默寫了三遍——可一坐在考場上看見它，就覺得它長得跟平時不一樣了”。

東西哥哥在講台上看著我們，臉上什麽表情都沒有。他把卷子從頭到尾翻了一遍，翻完了，把卷子往講桌上一放，推了推眼鏡。日光燈在他頭頂嗡嗡響著，把他的影子投在講桌上，一動不動。“還有一個月。”他說話的聲音不高，可教室裏每個人都能聽見每一個字，“一個月能做很多事情。你們現在錯的每一道題，都是給中考攢的分數——錯過了，記住了，中考就不會再錯。這道題的錯，是中考給你提前發的一份答案。”

放學後，東西哥哥把我單獨叫到辦公室。辦公室裏隻有他一個人，桌上堆著兩摞作業本，一摞改過的，一摞沒改的。日光燈在頭頂嗡嗡響，偶爾閃一下，像是電路不太穩。他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紙，遞給我：“這是我給你定的時間表。你拿迴去，從明天開始照著做。”他把時間表放在我手心裏，紙麵被橡皮擦過的地方有些發毛。

我接過紙，心裏既感動又發怵——五點半起床，那不是天還沒亮就得從被窩裏爬出來，外麵連賣豆腐的老孫頭都還沒出攤呢。“東西哥，五點半是不是太早了？雞都沒叫呢，我們家那隻蘆花雞每天都是六點纔打鳴。”他推了推眼鏡，看著我的眼睛，沒有笑。他眼窩底下有兩團青色的暗影——那是連續熬夜備課熬出來的。補課期間他每天隻睡五六個小時，白天上課晚上刻卷子，油印機的滾筒聲要響到後半夜。

“你阿母和婆婆去廟裏給你求簽的事，我聽說了。簽語是什麽不重要——‘天風漸’也罷，‘鳳凰落西歧’也罷——那都是別人寫在竹簽上的話。重要的是你自己怎麽做。”他的手指在時間表上輕輕敲了敲，指尖點在“五點半”那三個字上，“你阿母為你的學業操碎了心。你要是考不上，怎麽對得起她？怎麽對得起你婆婆？你婆婆那天從廟裏迴來，腿疼了兩天，還是拄著柺杖來學校找我問你的成績——她這輩子求過三次簽，一次為你爺爺，一次為那封從台灣來的信，一次為你。”

我低下頭，把時間表摺好放進口袋裏。折的時候很小心，沿著他畫好的表格線對折，生怕把紙折皺了。他說完這話，自己倒先沉默了。他轉過身，把桌上的作業本整理了一下——摞整齊又推散，推散又摞整齊，像是在找一個合適的角度。窗外的白果樹葉子在風裏沙沙響，幾片早落的葉子貼在窗玻璃上，又滑下去。然後他忽然開口，聲音比剛才輕了幾分，像是從很深的地方撈上來的。

“金娃子，你知道什麽叫‘喊朋友’嗎？”

我愣了一下，說：“不是你們打牌那個嗎？摸到王的人喊一張牌，誰有那張牌誰就是朋友。”他點了點頭，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圈，又在圈旁邊畫了幾個點，每個點都連了一根線到圈上——粉筆在黑板上畫出短促而清晰的嗒嗒聲。

“打牌的時候，你要喊一張牌，誰手裏有那張牌，誰就是你的朋友。可你不知道誰手裏有那張牌。你得猜。”他在其中一個點上圈了一下，粉筆繞著那個點畫了一個問號，“你得看別人的表情，看別人怎麽出牌，看別人怎麽理牌。有時候你猜對了，兩個人配合，把牌打贏了；有時候你猜錯了，你的朋友其實是別人，你一直在幫倒忙，把本該自己贏的牌輸得精光。你以為自己打的是好牌，其實從頭到尾都打錯了方向。”

他把粉筆扔進槽裏，拍了拍手上的灰，灰在日光燈下飄成了細密的白霧。“人生也是一樣的。你得喊朋友——你得在人群裏找到那個能和你配合的人。找不到，你就孤立無援；找錯了，你就南轅北轍。”他看著黑板上那個被他畫滿點和線的圈，“我教書這麽多年，慢慢才明白——學生和老師，也是喊朋友。我在講台上喊，你們在講台下應。我喊的是知識，你們應的是努力。兩邊缺一樣，這牌就打不成。”

他把目光從黑板上收迴來，轉過來看著我的眼睛。“金娃子，我在喊你。你應不應？”

辦公室裏安靜了大約幾秒鍾，隻有日光燈管裏的電流聲在頭頂嗡嗡作響。我聽見自己的心跳聲，也聽見走廊盡頭有人在收板凳，板凳腿刮在水泥地上，發出一聲尖銳的摩擦。

我說：“應。”他點了點頭，從桌上拿起一本習題集遞給我。習題集的封麵已經磨得發白，書角卷著邊，裏麵夾著好幾張書簽——有的是紙條，有的是糖紙，還有一張是電影票的票根。“那就從今天開始。每天晚自習後多留半小時，我給你單獨講幾何。你的輔助線總畫不對，不是不會畫，是不敢畫。”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個三角形，在其中一個角上拉出一條虛線，“你要記住——輔助線沒有對錯之分，隻有敢不敢畫之分。畫對了，你就找到了捷徑；畫錯了，擦掉重來就是了，總比什麽都不敢畫強。”

從那以後，我每天晚自習後多留半小時。教室裏隻剩下我和他兩個人，日光燈照得黑板發白，粉筆灰在燈光裏慢慢飄落。他在黑板上畫圖，粉筆在他手裏走得又穩又準，畫出來的圓用圓規也挑不出毛病。我在下麵做題，草稿紙畫了一張又一張，有時候一道題畫了七八條輔助線，把草稿紙畫得像蜘蛛網。

有時候做錯了，他就讓我重新畫輔助線，一遍一遍地畫，直到畫對為止。他從來不罵我，甚至不皺眉。隻是等我畫對了，點一下頭，說聲“對了”，然後在黑板上寫下下一道題。他說“對了”的時候，嘴角會輕輕動一下——不是笑，是一種很淡的、像是鬆了一口氣的表情。

有時候我抬頭看見窗外的月光，想起他在東山頂上吹簫的樣子——月光灑在黃毛草上，他的頭發被山風吹亂，簫聲像一隻看不見的鳥在夜空中盤旋。想起他因為吃假藥被我從鬼門關拽迴來的那個晚上——他倒掛在床沿上，拚命摳自己的喉嚨，吐了大半盆髒東西，最後癱在床沿上，渾身軟得像被抽去了骨頭。想起他在辦公室門口跟麗媛老師說“不要命的不是好簫”——那管簫掛在牆上落了很久的灰，後來終於被他取下來，擦幹淨，重新吹響了。

我真不敢相信，一個人能從那麽深的泥潭裏爬出來，還能站在講台上，在日光燈下教別人畫輔助線。他自己畫了那麽多錯誤的輔助線——千尋姐姐是畫錯的，那條線畫得太美太遠，夠不著；美媛老師是畫錯的，那條線畫得太近太像，卻不是他的；老鼠藥更是畫得離譜，那條線差點連自己的命都畫沒了。可他還是繼續畫，一條一條地畫，終於畫對了雨花姐，畫對了講台，畫對了那一管重新吹響的簫，畫對了從寢室到教室這段每天都要走的路。

其他老師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喊朋友”。賈老夫子雖然還在為閱卷的事耿耿於懷——他的肝火還沒散完，每天端著一杯菊花茶清肝明目——可上課時依然一絲不苟。講到《出師表》時依然會搖頭晃腦，粉筆在黑板上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把“瘁”字寫得特別大，寫完退後兩步看了看，又用紅粉筆在“瘁”字旁邊畫了個圈。

麗媛老師代語文課時，聲音輕輕柔柔的。

美媛老師上政治課把“四有新人”寫在黑板正上方，每個字都端端正正。

虛武昌把化學方程式編成順口溜——“一價鉀鈉氯氫銀，二價氧鈣鋇鎂鋅”——讓大家在課堂上齊聲朗讀。

賈富春則把物理實驗搬到了講台上，用一根彈簧秤和幾個砝碼演示力的合成與分解。

就連鄭校長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給大家打氣。他隔三差五到教室門口轉一圈，不說話，就那麽背著手看一會兒，兩支金星鋼筆在衣兜裏閃閃發光。有一次他在走廊上碰見我，忽然叫住我，從兜裏掏出一塊水果糖遞給我：“你東西哥哥當年也是我教出來的。他那時候輔助線也畫不好，畫得比你還差。”

可壓力還是像一塊石頭，沉甸甸地壓在每個畢業生心上。教室裏的倒計時已經變成了個位數，黑板上的紅粉筆字越來越小——從“距中考100天”寫到了“距中考7天”。

有一天晚自習，劉二娃忽然把筆往桌上一摔，筆在桌麵上彈了一下，滾到了地上。他站起來喊了一聲：“我不幹了！我要去放牛！放牛不用考試，放牛不用背單詞，放牛不用畫輔助線！”

全班都愣了。幾十雙眼睛齊刷刷地看著他，有人停下了筆，有人抬起頭，有人把課本合上了。東西哥哥從備課本上抬起頭，摘下眼鏡放在桌上，站起來，走到劉二娃麵前。“你出來一下。”

劉二娃耷拉著腦袋跟他走出教室，走廊上的燈光把兩個人的影子投在門框上——一個高，一個矮。兩個人在走廊上站了大約半個鍾頭，隔著窗戶能看見東西哥哥的嘴唇在動，劉二娃的腦門上有燈光照出的汗珠。後來劉二娃迴來了，眼睛有點紅，但沒有再說什麽。他彎腰撿起地上的筆，在褲腿上擦了擦灰，翻開習題集繼續做題。

第二天我問劉二娃，東西哥哥跟他說了什麽。劉二娃把筆擱在作業本上，歪著頭想了想，翻了個白眼說：“他說他當年也想過放棄，跑去東山頂上吹簫，吹了一夜，手指都凍僵了，天亮的時候想通了。”我問他怎麽想通的。他把身子靠在後排桌上，兩條腿伸得老長，模仿著東西哥哥的語氣：“他說放棄是最容易的事，可容易的事從來不會讓人長記性。他說這世上最難的不是畫對輔助線，是學會在畫錯之後，繼續畫。畫錯了就擦掉，擦掉了再畫。畫一百次錯一百次，第一百零一次畫對了，前麵的一百次就不算白畫。”

我聽完，心想，這話大概是他的真傳。他自己也畫錯了那麽多輔助線，比一百次隻多不少。那些錯線一道道刻在他走過的路上——每一條都歪歪扭扭，每一條都擦不幹淨——可他還是繼續畫。終於畫對了人，畫對了路，畫對了那一管重新吹響的簫。風從走廊盡頭灌進來，吹得牆上的倒計時表輕輕晃動，那張表上隻剩下最後幾個數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