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 第七章 軼事及其他

軼事

向秀與嵇康關係最密，同時又通過嵇康結識了東平人呂安。嵇康“性絕巧而好鍛”，於是經常可以看到二人在嵇康家門前的柳樹下打鐵自娛，嵇康掌鉗，向秀鼓風，二人配合默契、旁若無人、自得其樂，同時也為了“以自贍給”，補貼一點家用。向秀還經常去好朋友呂安家幫呂安侍弄菜園子，三人可謂情投意合。

向秀助嵇康打鐵時，親眼見證了鐘會被嵇康奚落。這件事情成了嵇康被殺頭的源頭。向秀目睹了後來發生的一切，這些事也影響了他以後的人生道路。

向秀：向內秀還是向外秀

在竹林七賢中，向秀與嵇康的關係不是一般的鐵而是相當的鐵，作為嵇康最得力的助手，他把打鐵的風箱拉得呼呼生風，可謂“鐵”證。在嵇康的山陽寓所的柳樹下麵，二人揮汗如雨，隻見那嵇康把大錘高高掄起，又呼嘯著落下，而向秀把風箱拉出一種節奏來，以示配合，彷彿嵇康獨唱，而向秀在用鋼琴伴奏，如果再配上電視直播，其收視率不會低於CCTV的春節聯歡晚會。向秀的知名度當然比不上嵇康，但如果冇有向秀為嵇康拉風箱，怕嵇先生也不會打出好鐵，正如說相聲，一個捧哏，一個逗哏，這才能達到珠聯璧合的效果。既可以說向秀是嵇康最得力的助手，也可以說向秀是嵇康最佳戰略合作夥伴。如果開一個環球鑄造有限公司什麼的，嵇康當董事長，那麼向秀當是總經理最佳人選。

因為連年征戰，民間幾乎冇有馬匹。馬缺席，驢子就作了鄉間牲畜的總代理。在鐘會帶一批名士去拜訪嵇康的時候，向秀就把風箱拉成了一匹驢子，那叫聲彷彿是一種黑色幽默。風箱模仿出的驢鳴甚是壯觀，引得大家都來圍觀，其陣勢不亞於網絡時代的芙蓉姐姐，如此說來，芙蓉姐姐相當於驢鳴了。那個時代的人真是好玩，比如晉惠帝聽到了蛤蟆叫聲，會問“為公乎，為私乎”？而魏文帝曹丕先生，更是另類得可以，到了洛陽城外，讓大臣們學驢叫，先是獨唱，後是合唱，後來天下的驢都被逗得性起，一時驢鳴四野。如果不是這些鄉村的驢加入大合唱，曹丕和他的大臣們怕要包場。馬戰死了，驢有可能被征上戰場，如果驢再戰死了，接下來該牛披掛上陣了，如果牛再戰死了，還有羊，哦，如果羊再戰死了，那就隻得騎豬而戰了。想想那是何等壯觀之事，一撥一撥將士們騎在豬身，兩軍對壘，忽地從雙方戰旗下各衝出一員大將，其中一人揮著手中的大刀對另人說，來將報名，我的刀下不死無名之鬼。隻見那來將還冇報出名子，豬卻先發出“哼哼”之聲——乖乖，都會搶答了——當然，這是開個玩笑，但在那個戰爭連綿不絕的年代，一切能戰的動物都會戰死也不是冇有可能。倘或所有動物都戰死了，最後剩下的隻能是人叫。扯遠了，回到向秀拉風箱的現場，可以說，向秀讓風箱發出驢的叫聲，足以表達對不速之客鐘會的不滿——同時，通過風箱學驢叫這件事，我們也可以明白另一個道理，學好一門外語是多麼重要。

史書上冇有記載向秀與嵇康打的是什麼樣的鐵，鐮刀？斧頭？還是寶劍？我想最有可能的是寶劍，就像若乾年後以擅於推敲而出名的賈島先生，在《劍客》中所說的那樣：“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人間的不平事，太多。比如好友嵇康刑場就義，一直是向秀心裡最深的痛。嵇康死後，鐵打不成了，向秀也把風箱扔了。這時，司馬昭強烈要求接見他，向秀明白，竹林七賢這個七人小組的小組長嵇康被殺有種種原因，但對於餘下的六個來說，司馬昭又何嘗不是殺猴給雞看。在淫威麵前，向秀至少表麵上屈服了，他到了首都洛陽，司馬昭問他：“聞有箕山之誌，何以在此”向秀說：“以為巢、許狷介之誌，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司馬昭要的就是這種順從，向秀呢，其實也隻不過送了他一個人情。但在心裡，卻一直冇有被當局招安。向秀在嵇康被殺，當局逼他做官之前，估計會有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向秀啊向秀，在竹林，你是向內秀，在官場，卻是向外秀了，你到底要在哪個地方混，其難度要遠遠大於在新浪開博還是在搜弧開博。然而活下去是第一選擇。

現在看來，向秀是對的，他當了官，也就掛個名，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注《莊子》了。這應該是一件大工程，應該列為魏晉時代的文化大事。當時，為《莊子》做註釋的已有十幾個人，出版的書也不下十幾種，但向秀讀了以後都不爽，於是，他就決心把《莊子》發揚光大，果不其然，他用自己的才識與靈氣，把《莊子》解析得非常透徹，如果上《百家講壇》，估計易中天是紅不過他的。但遺憾的是，還冇有把《莊子》註釋完，向秀就去世了，僅僅活了45歲，若放在今天應該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專家，有黨和政府的關懷，不會英年早逝。

向秀死前把註釋《莊子》的遺稿，交給兩個兒子保管，隻是兩個兒子都是毛頭小孩。有一天，郭象來家裡玩，兩個兒子就把稿子給郭象看了，郭象一看稿子還有《秋水》《至樂》兩篇冇有注完，就把書稿帶回家，重新打理一遍。反正向秀已經房子建好了，他做的就是打打膩子，鋪鋪地板的活兒，這一來不要緊，他把房產證的名字換成了自己的，並把這房子高價租了出去。從此，郭象收到了很大很大的一筆租金。向秀真是虧大了，自己蓋的房子一天冇住不說，房產證都被人改了名字，倘若他兒子為了維護父親的聲譽起訴到法院，但斯人已逝，向秀無法為自己出庭作證，郭象也肯定早就把底稿燒了。後來，兩個兒子冇有起訴，不知是怕請不起律師，還是怕繳不起訴訟費？

諸位不難看出，史書中對向秀拉風箱燒火的描寫，惟妙惟肖，多少年，一直使他以“小夥計”的形象留在曆史的底稿上。其實，這是天大的誤會，無論從思想史還是文學史上看，向秀絕不亞於家喻戶曉的嵇康，是少有的大哲人大文豪。所著一書、一論、一賦三種作品，均是問鼎之作：其《莊子注》開創玄學注新思路；《難養生論》匠心獨運，與嵇康難分高下；《思舊賦》更是堪稱絕唱，魏晉時期無賦與之比肩。所以我要說，不管向秀向內秀也好,向外秀也罷，有此一書,一論,一賦,在命運的T型台上，向秀絕對完成了一次超級的生活秀。

向秀“失圖”

向秀，字子期，魏晉之際“竹林七賢”之一，《世說新語·言語》第18條劉孝標註引《向秀彆傳》雲：“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

《晉書》本傳亦稱其“清悟有逺識”，是一個與嵇康、呂安品性好尚相類的人。

然而，當其好友嵇康因“呂安事件”被誅後，向秀彷佛換了一個人似的，放棄了林下吟嘯的生活，舉計入洛：

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誌，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悅。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世說新語·言語》第18條劉孝標註引《向秀彆傳》）

此事《世說新語·言語》第18條、《晉書》卷四九《向秀傳》均載此事，文字略異。對於向秀的“失圖”改節之因，曆代論者多認為主要是由於他有見嵇康被殺，害怕禍及己身的不得已行為。如最初記載此事的《世說新語》等書在敘述此事時，均將嵇康被殺事置於此事前，《世說新語·言語》第18條言：“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晉書》本傳言：“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向秀彆傳》言“後康被誅，秀遂失圖”雲雲。

在強權麵前，當個人的力量無法抗拒之時，屈服無疑是保全自己的唯一選擇，古往今來不惟向秀若此。如蔡邕之於董卓之辟，據《後漢書·蔡邕傳》載：“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在董卓“力能族人”的威脅之下，蔡邕無奈應命。又如與向秀同時的劉毅，《晉書·劉毅傳》載：“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亦在司馬昭的重壓之下，懼而應命。

向秀在司馬昭麵前婉言相諛之行與阮瑀在曹操麵前的“撫弦而歌”亦頗相似，據《文士傳》載：

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鼔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廵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已死，女為恱者玩。恩義茍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恱。（《三國誌·王粲傳附阮瑀》裴鬆之注引）

雖然具體因由或各有不同，但強權對個體生命的威脅卻是一致的，向秀與蔡邕、阮瑀、劉毅等一樣，選擇了屈服，這是無奈而且讓人悲歎的選擇。

因嵇康被殺而畏禍，無疑是向秀“失圖”改節的原因之一，不過，這恐怕隻是外因與契機而已，向秀“失圖”改節，實有其思想根源。據《世說新語·文學》第17條，向秀曾注《莊子》一書：“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後向秀卒，郭象因竊為己注，故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之說，今所見郭象注《莊子·逍遙遊》，如餘嘉錫所言，“開卷便調停堯、許之間”，意謂山林與當塗實無區彆。不管《世說新語》及《向秀彆傳》所言郭象竊向秀之注是否可信，但如餘嘉錫所言，《逍遙遊》篇郭象注“岀於向秀無疑義”。（《世說新語·言語》第18條餘嘉錫箋疏）又據《向秀彆傳》，向秀所注《莊子》，曾示嵇康、呂安二人，則在嵇康被殺之前，向秀的《莊子》之注就已完成，至少完成大部分，則其對林下與宦途的思考早有定見。隻不過在嵇康被殺之前，有嵇康等竹林同道在，所以向秀才“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隱於竹林；而當嵇康、呂安被殺之後，林下之遊凋敝，其放棄“箕山之誌”，說岀“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之類的話，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從傾向上看，向秀應該更鐘情林下“鍛鐵”、“灌園”的優遊生活，也正因為如此，當他過舊廬而聞笛聲時，纔有“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的《思舊賦》，纔有“心徘徊以躊躇”、“停駕言其將邁兮”的無限留戀與感傷。

其實，客觀審之，向秀在嵇康被殺後“失圖”改節，也是他對客觀形勢審度的必然結果。嵇康被殺於魏景元、鹹熙年間（260－265），此時，司馬氏代魏已成為必然，在政治上，司馬氏集團通過發動政變一舉消滅了曹爽集團。軍事上，先後平定了試圖挑戰其地位的王淩、毌丘儉、諸葛誕等人的軍變，魏朝權柄已經被司馬氏集團牢牢控製，取魏而代之隻是時間問題。在這種情勢之下，士人再作反抗隻能是無辜的犧牲，嵇康的被殺是司馬氏集團對所有的士人的警告，向秀無疑也看清了這一點，因而便很明智地改節了。

向秀“不足多慕”

對向秀“不足多慕”如何理解，應參考下麵的這幾條材料。

1.

《向秀彆傳》“（秀）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可見向秀和嵇康等人在個人主張和人生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

2.

《晉書.向秀傳》“

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複，蓋欲發康高致也。”向秀並非與嵇康意見相左，作《難養生論》予以反駁，作此文的目的在於引發嵇康進一步的議論和闡述。故嵇康之後又有《答難養生論》。湯用彤先生雖是大家，但有時也可能有疏漏之處。

3.

《向秀彆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在這樣的背景下，向秀麵對司馬昭的逼問，為了不重蹈嵇康的覆轍，隻能給出”不足多慕”的回答。這和他的一貫主張無關，隻是在特定場合下作出的必然回答。

4.現在所見的《莊子注》皆署名郭象撰，除《逍遙遊》一篇在《世說》中明確指明是向、郭合著外，其它篇目未必是向秀所注，據此說明向秀觀點似有不妥。

第四條略有不妥之處，這裡稍作修正。

現在所見的《莊子》注本署名為郭象，《世說》僅載“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至於其它《莊子》注本中的其它內容，不能直接且毫無理由地就看作是向秀的觀點。

昨夜發文匆忙，未及細論。且全忘餘嘉錫先生於此亦有說，今日正想補充。承蒙助教老師指瑕，晚上回來見到。因為評論每條限定兩百字，甚不方便，所以再開篇文章討論好了。

前文作解，其意不不過有二。一者，欲明向秀答文王之語，非無原則之信口雌黃。二者，欲引出此言背後漢人到晉代對“巢、許捐介之士”的看法。

倘若“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之言僅僅是“在特定場合下作出的必然回答”，則秀之為人，太為無節。故友新亡，進既不能為友如比乾之諫死，退又不能如微子之去國，若僅為保身，徑以昔日所奉為非，閃爍其辭，取媚其人。此值是厚顏無恥，不辨是非為甚。

但如湯用彤先生言“子期之言，亦因其平生主張如是也”，也並非是要為之辯解，湯用彤先生在文中是通過郭象向秀莊子注之“內聖外王”體係進行推斷，若在此背景下看向秀此言，亦不是違心之說，在朝廷看來合其淫威之意，在向秀自己心中亦不全違其良知本心。

湯用彤先生認為向秀郭象注莊子，以“內聖外王”釋之，認為莊子冇有化人之效，故非聖人之倫，其注本身便有“尊孔抑莊”之傾向。

“郭序曰《莊子》之書‘明內聖外王之道’，向、郭之所以尊孔抑莊者，蓋由於此。內聖外王之義，郭注論之詳矣。聖人無心玄應，惟感之從。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順萬物之性分而正之，則物鹹自正。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則人心不失。泛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無行而不與百姓共，故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夫與物冥而無不順，心無為而過於為，天下遂以不治治之(參看《逍遙遊》、《齊物論》注)。”

又：

“《莊注》內聖外王之說既明，則郭象謂莊生非聖人之言，乃有據。夫聖王窮神而能兼化，以不治治天下。莊子並未兼化，自亦未足以語窮神。莊子既未能化洽天下，自亦未躋於不治。反之，則兼化者窮神，治天下者必已神於不治，則堯、舜、孔子其人矣。郭象對於莊子未以理想人格許之，因依其學說固有所不足也。蓋莊子僅知聖知本耳，於為聖人則有所不及。聖人暗與理會，以化為體。身遊乎玄冥，而德洽百姓。知聖知本者，言能與理相應，而未體道。隻足以知天，而未嘗能治人。故郭序評蒙叟曰，‘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也。”

“……若莊子者言雖至矣(郭序)，而未能任自然之極。然則何能有君人之德，不得己而臨天下，教澤自被於百姓哉”

其又舉漢代而言：

“漢代儒家已稱獨尊。班固人表列孔子為聖人，與堯、舜、禹、湯、文、武相同。老子則僅在中人以上。莊子且在中人以下。聖人以儒家之理想為主，而老、莊乃不及聖人。此類品評，幾為學術界之公論。”

若以此論推見許、巢之輩，則“不足多慕”信而有征。先生《向郭義之莊周與孔子》一文論證更為圓整，此處僅僅舉起重要者而言。且魏晉人骨子裡的儒家觀念是無法擺脫的，雖然看似老莊之瀟脫，但其所論也未嘗全不同於儒。謝靈運謂“向子期以儒道為壹”（見《謝康樂集》卷四《辨宗論》》，可見此論向有，非今日故作奇論也

同時，這也是當時一種通見。餘嘉錫先生《箋疏》引《魏誌

王昶傳》載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且以書戒之，略曰：

“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汝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綿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

餘嘉錫先生謂之：“昶之言如此，可以見魏、晉士大夫之心理矣。向子期之舉郡計入洛，雖或怵於嵇中散之被誅，而其以巢、許為不足慕，則正與所注逍遙遊之意同。阮籍、王衍之徒所見大抵如此，不獨子期一人藉以遜詞免禍而已。”

至於《晉書

向秀傳》“與康論養生，辭難往複，蓋欲發康高致也”，這也是晉書之推測，當然，這很有可能。戴明揚先生的《嵇康集校注》解題注中亦引。但倘若認為隻是嵇康、向秀的唱雙簧，僅僅是一種辯論的技巧，好比古希臘人執正反兩端立論皆可，或如世說裡許掾事，“許複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複屈”（《文學》三十八）一般，兩端皆可，文不由衷，詞不稱意，那又不必。以莊子注中之體係觀之，則二者所論正相符應，各為其證。湯用彤先生的說法，不是單據一處而言，而是舉二者相互驗證。

當然，這樣推斷的前提是郭象沿襲向秀之注，這個說起來真的很麻煩。《世說

文學》十七謂：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彆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俊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彆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晉書

郭象傳》采《世說》此條，謂郭象竊向秀注為己有，而《晉書

向秀傳》言：“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二者所言，難辨是“竊以為己注”還是“述而廣之”。且《文學篇》注又引秀彆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注莊子既成，以示二子。”又與世說“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之說不一，種種矛盾，難以自圓。

餘嘉錫《箋疏》曰：“向秀莊子注今已不傳，無以考見向、郭異同。四庫總目一百四十六莊子提要嘗就列子張湛注、陸氏釋文所引秀義，以校郭注。有向有郭無者，有絕不相同者，有互相出入者，有郭與向全同者，有郭增減字句大同小異者。知郭點定文句，殆非無證。”

《四庫提要》【莊子注十卷】所考訂郭、向二者異同如下：

……今以《釋文》所載校之：如《逍遙遊》“有蓬之心”句，《釋文》郭、向並引，絕不相同；《胠篋》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句，《釋文》引向注二十八字，又“為之鬥斛以量之”句，《釋文》引向注十六字，郭本皆無。然其餘皆互相出入。又張湛《列子》注中，凡文與《莊子》相同者，亦兼引向、郭二注。所載《達生》篇“痀僂丈人承蜩”一條，向注與郭一字不異。《應帝王》篇“神巫季鹹”一章“皆棄而走”句，向、郭相同。“列子見之而心醉”句，向注曰“迷惑其道也”，“而又奚卵焉”句，向注六十二字，郭注皆無之。“故使人得而相汝”句，郭注多七字。“示之以地文”句，向注“塊然如土也”，郭注無之。“是殆見吾杜德機”句，“鄉吾示之以天壤”句，“名實不入”句，向、郭並同。“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句，向注多九字，“子之先生坐不齋”句，向注二十二字，郭注無之。“鄉吾示之以太沖莫勝”句，郭改其末句。“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句，郭增其首十六字，尾五十一字。“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句，“故逃也”句，“食豨如食人”句，向、郭並同。“於事無與親”以下，則並大同小異。是所謂竊據向書、點定文句者，殆非無證……

向秀注早佚，今隻能見其隻鱗片羽，文獻不足征。隻能通過當時的記載跟後世事實想見其況了。古書注之相承，由來難辨，若謂某抄某，今人尚不能明辨。如清末戴震抄《水經注》一案，雖近幾百年事，尚無定論。又如學術規範嚴謹如今日者，汪輝抄襲一事，尚且沸揚難定，況上隔千年，且書注相承為習之時代。但以當時人能明見其書，而流傳之語，無風不起浪，必有其事，方有此言。無論是“竊以為己注”，還是“述而廣之”，郭象注莊子沿襲向秀之體係，大概是冇有疑問的。而其體係，湯用彤先生已經分析，將上論歸之向秀，殆無可疑。

（

案：清人孫誌祖《讀書脞録》續編卷三又雲：“郭象見向秀莊子注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而已。見世說文學篇。然世說注引秀本傳（此疑岀臧榮緒晉書注），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歲都無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僃遺忘然。則郭象竊向秀，而秀又竊自崔譔也，文人轉相剽襲，自昔然矣。崔、向二家注唐初猶存，今皆不傳而郭注盛行，至今亦有幸有不幸哉。”則此又一公案矣。）

所以，前文所解“不足多慕”之意，隻是想把向秀這句話放在一個更大的語境中來看待，或許這樣我們會產生一點“瞭解之同情”，向秀講此話，一定程度的有違本心是肯定的，但也未是厚顏無恥，全無原則。“無可無不可”，正是儒家行權之義。若魏晉時人皆無節小人，則真真是“不足多慕”了。

另，對於“向秀見嵇康見誅而改注”的說法，餘嘉錫《箋疏》裡亦有辨：

“莊生曳尾塗中，終身不仕，故稱許由，而毀堯、舜。郭象注莊，號為特會莊生之旨。乃於開卷便調停堯、許之閒，不以山林獨往者為然，與漆園宗旨大相乖謬，殊為可異。姚範《援鶉堂筆記》五十以此為向秀之注，引秀答司馬昭語為證。且曰：“郭象之注，多本向秀。此疑鑒於叔夜菲薄湯、武之言，故稱山林、當塗之一致，對物自守之偏狥，蓋遜避免禍之辭歟？”嘉錫以為姚氏之言似矣，而未儘是也。觀文學篇注引向、郭逍遙義，始末全同。今郭注亦具載之。則此篇之注出於向秀固無疑義。但《文學篇》注又引秀彆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注莊子既成，以示二子。”是向秀書成之時，嵇康尚無恙。姚氏謂“鑒於叔夜菲薄湯、武之言”者，非也。或者後來有所改定耶？”

案：餘嘉錫先生尚存疑“或者後來有所改定”，若以郭、向莊子注之“外聖內王”之體係，改一發而動起全身，豈是易事。則向秀不曾改注，當無疑也。

餘嘉錫《箋疏》裡又說：

“晉書劉毅傳：‘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以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司馬昭之待士如此，宜向子期之懼而失圖也。”

若對於向秀的回答，僅就其事而言，不念其它，則自是無可複言。那隻能像先生一樣痛罵一番了：

“要之，魏、晉士大夫雖遺棄世事，高唱無為，而又貪戀祿位，不能決然捨去。遂至進退失據，無以自處。良以時重世族，身仕亂朝，欲當官而行，則生命可憂；欲高蹈遠引，則門戶靡讬。於是務為自全之策。居其位而不事其事，以為合於老、莊清靜玄虛之道。我無為而無不為，不治即所以為治也。”（見《言語》十七《箋疏》）

《世說新語》鈔（向秀）

《言語》：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誌，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谘嗟（谘嗟猶歎賞）。（《向秀彆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雲：‘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複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誌，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文學》：“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彆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鹹曰：‘此書詎複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複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托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雲。《竹林七賢論》雲：“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複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彆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俊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托誌老莊，時人鹹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後秀義彆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任誕》：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鹹、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於時風譽扇於海內，至於今詠之。”）

《簡傲》：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俊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以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就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鐘會為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詠向秀》

儒術唯尊異六賢，多疏酒色少狂顛。

嵇康鍛鐵爐邊助，仲悌培蔬柳下眠。

嘔血悲吟思舊賦，傾心虔注道家篇。

箕山不是修身處，欲效皇朝亦枉然。

向秀（約227—272）：“竹林七賢”之一。字子期，河內懷（今河南武徙西南）人。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曾注《莊子》，註釋未完而卒。後郭象“述而廣之”，彆為一書。向注早佚，現存《莊子注》，可視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張“名教”與“自然”統一，合儒、道為一。認為萬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逍遙”，但“君臣上下”亦皆出於“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遙”而違反“名教”。擅詩賦。其哀悼嵇康、呂安的《思舊賦》，情辭沉痛，有名世。

“儒術唯尊”聯解：向秀雖為“竹林七賢”之一，卻從不耽溺酒色，與阮籍、嵇康、劉伶等截然相反。向秀自幼喜讀書，雖好老莊之學，但對儒家思想也有相當的研究。他二十歲時曾寫過一篇《儒道論》，與他後來的《莊子注》一書中體現的思想，可以看出，他是主張儒、道兩家思想合一的。

嵇康鍛鐵：《晉書》載：“（嵇）康善鍛，（向）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

仲悌培蔬：仲悌：呂安（？—262），字仲悌，東平人。史載：呂安有濟世念。與嵇康友善，每一相思，千裡命駕。後為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辯其誣。其時適值鐘會與康有隙，誣康於司馬昭，以此為罪狀之一。昭乃殺安及康。安作有文集二卷，（《隋書、唐書經籍誌》）傳於世。呂安亦與向秀交厚，二人曾同在山陽地方灌園以自給，山陽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見他們三人交往甚密。

《思舊賦》：嵇康。呂安被害後，向秀悲憤地寫下了《思舊賦並序》，表達痛惜哀傷之情。原文如下：“餘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誌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餘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音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雲：‘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予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蹟兮，曆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湣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托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複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道家篇：向秀傾注了畢生心血而未完成的《莊子注》，惜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見於東晉玄學家張湛的《列子注》中。

箕山：古代傳說唐堯時的隱士許由、巢父隱居的地方。《晉書向秀傳》載：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誌，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

“欲效皇朝”句：司馬昭死後，向秀繼續在朝中作官，卻極不得意。晉書本傳說：“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卒於位。”

《向秀傳晉書卷四九》

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誌不就。懲難思複，心焉內疚。庶勖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發岩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鐘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不鍛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為慮耳。”因嵇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璺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並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讚，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複作《聲無哀樂論

》，甚有條理。向秀傳——《晉書》卷四九

【說明】

向秀（約227—272），字子期，河內懷（今河南武陟縣西南）人。是“竹林七賢”之一擅詩賦。喜好老、莊之學，曾為《莊子》作注，“發明奇趣，振起玄風”。

他主張自然與名教統一，合儒道為一。他的好友嵇康被殺以後，曾應征到洛陽，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他的作品今多散佚。他高潔聰悟有遠見卓識，少年時就為山濤所知，素來喜好老子、莊子的學說。莊子著有《內篇》、《外篇》等幾十篇，曆代有才德的士人雖然有讀過它的，但冇有能夠恰當論述它的思想體係，向秀便對《莊子》索隱闡解，啟示其中的特異旨趣，振作起道家談玄的風氣，使讀它的人有離世脫俗心領神悟之感，無不自己滿足於一世。到晉惠帝時期，郭象又論述而加以推廣，儒家墨家的言論遭到輕視，道家的學說便興盛起來。起初，向秀要註解《莊子》，嵇康說：“這本書怎須再加以註解，正是阻止有人藉此作典取樂。”向秀註解寫成以後，給嵇康看，說：“這比你所認為的是否要好得多？”他又和嵇康談論養生之道，往來詰問辯論，為了要激發嵇康高卓的情趣。

嵇康擅長打鐵，向秀為他做幫手，兩個人相對時都覺得喜悅，態度從容旁若無人。他又和呂安一起在山陽灌溉園子。嵇康被殺以後，向秀接受本郡的郡舉來到洛陽。文帝問他說：“聽說你有許由、巢父隱於箕山那樣的誌向，為什麼卻會來這裡。”向秀回答說：“我認為巢父、許由是拘謹自守的士子，冇有能通達堯的心意，對他們不足以過份羨慕。”文帝很高興。向秀便從此供職做官，寫了《思舊賦》說：我和嵇康、呂安的住處很近，他們都是有才能而不肯受拘束的人。嵇康誌向高遠而疏略於人事，呂安心性曠達而脫略人事，後來他們都由於犯罪而遭刑。嵇康的藝術才能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