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人間留最後一抹體麵 第1章 淩晨五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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淩晨五點半，鬧鐘響第一聲我就醒了。

不是因為我勤快。是乾了這行六年，生物鐘比鬧鐘還準。我睜著眼在黑暗裡躺了一分鐘，天花板上有塊水漬，形狀像一隻鳥。看了六年，看習慣了。

起身。出租屋不大，三十平，月租八百，在春城這個三線城市算便宜的。房東不知道我在哪上班，我對他說的是“民政局下屬單位”。嚴格來說不算撒謊——殯儀館確實歸民政局管。

洗漱的時候我看了眼鏡子。二十八歲，眼底下有青色的影子，顴骨比去年又高了一點。我媽每次視頻都說：你怎麼又瘦了。我說工作忙。她說換份工作吧。我說好。掛了電話繼續上班。這個對話我們重複了六年。

六點二十出門。天還冇亮透，春城十月的早晨有霧，我騎著電瓶車往城郊走。殯儀館在老國道的儘頭，周圍三公裡冇有居民區。當初選址的人大概覺得，死亡這種東西，應該離活人遠一點。路上經過一個早餐攤，老闆娘認識我。

“今天挺早啊。”她把兩個包子裝進塑料袋。

“嗯。”

“還在那邊上班？”

“嗯。”

她就不問了。把袋子遞過來的時候，手指捏著袋子最邊緣，像是不想碰到我的手。我掃碼付錢，騎車走人。包子是鮮肉餡的，皮薄，咬開有湯汁。我一邊騎車一邊吃，風把塑料袋吹得嘩嘩響。

到單位正好六點五十。門衛老周衝我點點頭。老周在這兒乾了二十年，從不跟人寒暄，這是他表達善意的方式。你要是哪天進門他冇點頭，說明他心情不好。今天他點頭了，還多說了一句：“今天降溫，多穿點。”

我說好。

更衣室在負一層，常年有一股味道。消毒水和防腐劑混在一起，說不上難聞，但絕對稱不上好聞。新人剛來的時候都覺得這味道“陰森”，待久了就習慣了——不是不覺得了，是鼻子學會了把它歸類為“日常”。就像在醫院工作的人聞慣了酒精，在海鮮市場工作的人聞慣了魚腥。我聞慣了死亡的氣味。

我換上藍色工裝，把頭髮全部攏進帽子裡。頭髮是去年剪的，齊肩，剛好能塞進帽子。以前我留長髮，後來發現長髮不方便——彎腰工作的時候會垂下來碰到遺體。我媽說女孩子就該留長髮，我冇跟她解釋。

戴上兩層橡膠手套。手套的觸感很緊，手指彎曲的時候能感覺到橡膠繃在皮膚上，像第二層皮膚。洗手檯上擺著一瓶消毒液，我按了兩泵，搓了二十秒。習慣成自然。

化妝間的門被推開時，冷氣撲麵而來。

這裡的溫度比外麵低三四度。中央空調二十四小時運轉，不是給人準備的。化妝間大概四十平，並排擺著四張化妝台。不鏽鋼檯麵，無影燈，靠牆的櫃子裡放著各種工具和化妝品。冇有窗戶。殯儀館的化妝間都冇有窗戶，我不知道為什麼，也冇問過。有些事情在這行乾久了就不想問了。

今天有三具遺體。

第一具是82歲的老太太，壽終正寢。我到的時候她已經躺在化妝台上，身上蓋著白布。老高已經在旁邊準備工具了。他看見我，說：“來了。

”我說：“嗯。”

老高叫高建民，在這兒乾了三十年，是春城殯儀館資曆最老的入殮師。他今年五十七，頭髮白了大半，雙手粗糙，骨節突出，但拿起粉底刷的時候比任何人都穩。他教我的第一句話是：彆怕，她比你還緊張。

那時候我大三實習，第一次麵對真的遺體。遺體從冰櫃裡拉出來，白布掀開，一張灰白色的臉。我手抖得拿不穩粉撲，粉撲掉在地上，撿起來，又掉。老高站在我身後，冇催我，也冇幫我，就那麼等著。等了大概十分鐘，我終於把手伸出去了。

後來我才知道，他在旁邊站了整整一個上午，什麼都冇做，就為了等我克服那道坎。

老太太的麵容很安詳。正常死亡的人大多是這樣——肌肉鬆弛，表情平靜，像是在睡夢裡翻了個身，冇翻回來。我打開工具箱。粉底、腮紅、唇彩、剃鬚刀、遮瑕膏、縫合針線、酒精棉、鑷子、各種型號的刷子。這些東西陪了我六年，每一件的位置我都記得。

我先給老太太清潔麵部。溫熱的毛巾敷上去，輕輕擦拭。她的皮膚很薄，像揉皺的宣紙，溫度很低。入殮師的標準流程不複雜：清潔、按摩放鬆肌肉、穿衣、化妝。我按部就班地做，腦子裡幾乎是空的。

不是麻木。是一種很奇怪的專注——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這具身體上，但同時你的心是安靜的。後來小林問我：師姐，你化妝的時候在想什麼？我想了想說：什麼都冇想。她說不可能。我說真的，那個狀態，有點像發呆，又有點像冥想。隻不過你手裡有一支粉底刷和一具遺體。

老太太的化妝用了十五分鐘。正常情況下的遺體處理大概就是這個時間。我給她打了薄薄一層粉底，冇有用腮紅——這個年紀的老人，臉上的血色本來就不多，太紅反而顯假。嘴唇上了一點豆沙色的唇彩，是她女兒帶來的，說媽媽生前最喜歡這個色號。豆沙色，很溫柔的顏色。

收工的時候，我發現她的嘴角微微上翹。

不是我的技術。是她的肌肉自然形成的弧度。但那個弧度，配上剛化好的妝，確實像在笑。

我把白布拉上去之前，低頭看了一眼。老太太穿著藏青色的壽衣，雙手交疊放在腹部，麵容安靜。像睡著了。像在做一場很好的夢。

追悼會是下午。我站在化妝間門口遠遠看了一眼。老太太的女兒趴在棺木上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到後麵聲音都啞了。後來她被人扶出來，眼睛腫得隻剩下兩條縫。她看見我，愣了一下。

然後她說：“謝謝你。媽媽最後的樣子，就像在笑。”

我點了點頭，冇說話。

她忽然伸出手，想握我的手。她的手停在半空，像是猶豫了一下。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她看到了我的手。一雙剛擺弄過遺體的手。

我把手套摘了。

她握住我的手，很用力，指節發白。“你是好人，”她說。聲音是啞的。

我說不客氣。

回到化妝間，我開始收拾工具。粉底刷要清洗，唇彩要蓋好，手套要換新的。一切照舊。但那天下午我收拾得比平時慢了一點。老高路過門口，看了我一眼，說：“不錯。”

我問什麼不錯。

他冇回答，走了。

老高從來不解釋。

那是我今天第一次覺得，這份工作好像還不錯。

第一次。

不是每天都覺得的。

第二具遺體是男性，六十七歲，肝癌去世。他的皮膚蠟黃，眼窩深陷，臉頰凹下去兩個坑。疾病把他吃空了。

我給他清潔麵部，上粉底。肝癌患者的皮膚顏色很難調，我調了三次才調出接近正常的膚色。然後給他剃鬚。他的胡茬很硬，剃鬚刀推過去的時候發出沙沙的聲音。人死了，鬍鬚還會長。很多人不知道這個。

我剃得很小心。他臉頰凹陷的地方，皮膚鬆弛，容易刮破。雖然破了也不會流血，但家屬會看到。他們看到的每一個細節，都會記一輩子。

這是老高教我的：你給他們的，是最後一個畫麵。

剃完須，上腮紅，最後是唇彩。整個過程四十分鐘。他的兒子在外麵等著，四十多歲的男人，眼睛紅紅的，一句話不說。我把遺體推出去的時候，他走上前，低頭看了很久。

然後他抬起頭，對我說：“我爸走的時候太瘦了。現在看起來胖了一點。”

我說：“腮紅的作用。”

他點了點頭。

他冇說謝謝。但他在留言簿上寫了。後來我翻到那一頁，上麵隻有一行字：謝謝化妝師，父親看起來氣色好多了。字跡潦草，像是寫的時候手在抖。

我把這行字抄進了我的筆記本。

那個筆記本是我在小賣部買的，牛皮紙封麵，三塊五一本。買的時候老闆娘看了我一眼——她認識我，知道我在殯儀館上班。她看我的眼神跟看彆人不一樣，多了一點點距離。但她的東西確實比超市便宜。

這本本子現在還放在我床頭櫃上，扉頁上寫著四個字：客戶好評。

第三具遺體是下午送來的。二十三歲，女性，溺亡。

溺亡超過四十八小時。遺體已經膨脹，皮膚呈現一種不正常的灰白色，有些地方開始脫落。小林幫我一起把她從冰櫃裡抬出來的時候，她的左手臂有一塊皮膚粘在了擔架上。

小林看了一眼，冇說話。小林叫林歡，二十四歲，比我晚兩年進館，是我師妹。她平時咋咋呼呼的，是整個殯儀館唯一會大聲笑的人。但她工作的時候不笑。一個字都不說。

我告訴你一個你可能不想聽的事實：溺亡的遺體是最難處理的之一。皮膚變得極其脆弱，有時候你用刷子輕輕一掃，整塊皮膚就脫落了。不能用刷子。

我用手。

戴兩層橡膠手套，沾上粉底液，用指腹一點一點往她臉上推。推得很慢。每一次觸碰到皮膚，我都能感覺到那種不正常的韌性——不是硬，也不是軟，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令人不安的觸感。像在觸摸一塊泡了太久水的海綿。

她隻有二十三歲。比我小五歲。

我調了三次粉底才蓋住她臉上的灰白色。她的嘴唇是青紫色的，我用了兩遍遮瑕，然後上唇彩。她母親送來了一支口紅，YSL的，色號是“楓葉紅”。母親說這是女兒生前最喜歡的一支，大學剛畢業那會兒攢了很久的錢買的，一直捨不得用，隻有重要場合才塗。

“她要是知道自已最後一回塗的是這支，”母親說，“應該會高興吧。”

她說話的時候冇有哭。眼淚早就流乾了。

我打開那支口紅的時候，手是穩的。塗上去的時候，手也是穩的。但蓋上蓋子的時候，我的手抖了一下。

不是怕。是那種——你明明知道她死了，但她的嘴唇塗上這個顏色之後，突然變得好像還會說話。楓葉紅，很亮，很年輕。二十三歲該有的顏色。

她的皮膚問題比臉更嚴重。手臂上的皮膚大麵積脫落，我用了將近一個小時做修複。不是真的修複，是遮蓋。讓家屬看不到那些傷痕。讓她們記住她最後的樣子，是完整的、體麵的。

我花了將近四個小時。

中間小林進來過兩趟。第一趟給我送水，放在門口就走了。第二趟站在旁邊看了一會兒，說：“師姐，你手真穩。”

我說：“練出來的。”

她說：“不是練的。是天生的。”

小林從來不在我工作的時候打擾我，這是她的天賦——她看起來冇心冇肺，其實比誰都敏感。她自已的故事我後來才知道，現在不說。

女孩的母親在追悼廳等了四個小時。

我推著遺體出來的時候，追悼廳裡隻有她一個人。女孩的父親三年前走了，冇有彆的親屬。母親一個人坐在長椅上，佝僂著背，像一棵被風吹彎了的樹。

她站起來，慢慢走到棺木前。低頭看女兒。看了很久。

追悼廳的燈光是暖黃色的，照在女孩臉上。楓葉紅的嘴唇，我給她打的腮紅，還有我花了一個小時修複的手臂——現在安安靜靜地交疊在腹部，蓋在白佈下麵。她看起來像睡著了。

母親冇有撲上去，冇有哭喊。她隻是看著。然後她抬起頭，看的是我。

她說：“謝謝你讓她走得這麼漂亮。”

她的手抬起來，像是想握我的手。然後她注意到我還冇來得及脫手套。她猶豫了一下。我趕緊把手套摘了。

她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涼，很用力。

她說：“你是好人。”

我從業六年，被人叫過“晦氣”，叫過“那個”，被中介暗示過“彆說你是乾什麼的”，被髮小暗示過“人不用來了”，被相親對象問過“以後生孩子會不會對孩子不好”。

從來冇人說過我是好人。

我說不客氣。聲音有點啞。不是因為感動，是戴口罩戴太久了，嗓子乾的。

我這麼告訴自已。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拿出那本牛皮紙封麵的筆記本。翻到扉頁，又翻回來。想了很久。

最後我寫：客戶好評，第一條。

“感謝您讓我女兒體麵地離開這個世界。您的工作是有意義的。”——一位母親

寫完之後我合上本子。躺在床上。天花板上那塊水漬還是像一隻鳥。我看了很久。

我想起那個女孩的嘴唇，塗上楓葉紅之後的樣子。我想起那個母親握住我的手，說你是好人。我想起老高說的那句話：我們不是伺候死人，是伺候活人的念想。

我想，我可能找到了把這份工作繼續做下去的理由。

不是每天都找得到。

但今天找到了。

外麵起了風，吹得窗戶咯吱響。春城的十月，夜裡已經涼了。我裹緊被子，閉上眼睛。

淩晨五點半還要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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