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不到了 二 還是曆史

餘家流徙到浙江有好幾批，時間先後不一，人數都不大，我在這裡不作仔細考證了。隻說落腳我家鄉的那一批，分成了兩支。一支在山上種茶，一支在山下養蠶。

簡單說來，我的祖輩，安安靜靜地在青山綠水間向外麵提供著茶葉和絲綢。

他們怎麼會想到，正是他們提供的茶葉和絲綢，給中國帶來了災禍。

原因是，歐美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對茶葉和絲綢的需求大量增加。時間一長，他們發現，為了茶葉和絲綢，他們每年要支付中國一百萬兩至四百萬兩白銀，也就是產生了钜額貿易逆差。這個情景，與他們現在對“中國製造”的抱怨如出一轍：明明是他們自己的需求，卻要懲罰中國。

為了取得貿易平衡，英國商團向中國傾銷鴉片，美國商人也參與其間。結果，貿易逆差快速扭轉。

鴉片嚴重地禍害了中國人，毒癮籠罩九州，到處煙燈閃閃，大批有為之士再也無力從事一切正常勞作，一個個麵黃肌瘦，淪為廢物。後來連多數官員也在吸食，最後都一一家破人亡。這是西方留給中國的一頁人權記錄。

奄奄一息的中華民族也曾試圖反抗，因此引來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其他許多侵華戰爭。結果是，中國一次次慘遭失敗，一次次割地賠款。

鴉片戰爭的結果是列強勢力的進入，帶來了上海的畸形繁榮。我家鄉離上海隻隔了一個海灣，很多走投無路的家鄉人都想到上海闖一條生路。

有一個統計，十九世紀後期，上海的人口增長，是世界平均增長數的整整十倍。這個龐大人群中的不少首領，與我家鄉有一點關係。

例如，一個在十四歲就闖蕩上海的男孩子叫虞洽卿，就是我們家鄉人。他後來出任了上海總商會會長、全國工商協會會長。此外，上海幫會首領黃金榮、張嘯林，上海現代娛樂業創始人黃楚九，算起來也都是我們家鄉人。

我的曾祖父餘鶴鳴先生和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冇有他們那麼出名，卻與他們基本同齡。與他們一樣，也擠到了奔赴上海的人流之中。

餘、朱兩家則隻隔半華裡，曾祖父和曾外祖父從小就認識。他們是一起坐木帆船渡海灣來上海的，從慈溪的庵東出發，到上海的金山衛上岸。

那天兩人是結伴步行去庵東的，各自揹著一個不小的藍布包袱。包袱裡除了很少幾件替換衣服外，還塞了不少茶葉和絲綢，是準備用來換食換錢的。這是當時家鄉出門人的習慣。

兩人互相瞟了一眼就笑了，從包袱的大小可以判斷，他們所帶的茶葉和絲綢，在數量上差不多。

曾祖父稍胖，曾外祖父略瘦，個子一樣高。他們走得很快，大概走到勝山頭，曾祖父哼起了這裡流行的灘簧調。

邋遢包袱重九斤，

出門就是吳石嶺。

曾外祖父一笑，含糊地跟了下麵兩句：

千難萬難都是難，

一步一步要小心。

曾祖父和曾外祖父去了上海二十年，一年比一年發達，終於都成了大老闆。

他們的發家史，可說是乾脆利落。曾祖父餘鶴鳴先生與彆人一起開了一家不小的菸草公司，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則買下了一家很大的染料公司，這已經使他們進入富商的行列。一九一五年，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染料停運，曾外祖父趁機大大發了一筆意外之財，成了大富商。十年後，一九二五年，上海市民反抗日本、英國暴行的“五卅愛國運動”連帶出了“不吸外國香菸”的熱潮，給曾祖父的菸草公司帶來了巨大商機。

餘、朱兩家，都成了上海十裡洋場中真正的“闊佬”。

花園洋房、私家汽車、銀行賬戶、大批仆役……一切好像都是從天下掉下來的，餘、朱兩家對此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

克服這種不安全感的方法，就是強化對兒子的教育。當時上海的富人，都看不起貴族背景，認為那隻是北京、天津的破衫遺老在翻已經發黴的老家譜。他們自己的家譜是新的，正裝在兒子的書包裡，讓兒子一年年去編寫。祖父和外公不約而同地考上了當時極難考的啟慧學校，成了同學。

祖父和外公在走進學校的第一天就互相認出來了，兩家父母經常餐聚，他們多次見過。一星期後，他們又結交了一位叫餘鴻文的同學，細說起來還是祖父的遠房堂弟。半個月後又多了一位一起玩的鄰班同學叫吳瑟亞，他父親是一位洋行買辦。

外公和餘鴻文經常去虹口的一家“複禮書院”，能夠見到一些穿著長衫馬褂前來演講的國學名家。祖父和吳瑟亞偏向西學，喜歡去徐家彙的一家“東印度總會”。

不久，曾祖父因病去世。一年後，曾外祖父也走了。那年月，多數人的壽命都不長。兩個葬禮辦得非常隆重。餘、朱兩家，就此進入了祖父和外公的時代。隻可惜，祖父和外公為了當家，都把學業中斷了。中斷了國學，中斷了西學，一頭紮進了當時亞洲最繁華的街市，剛操步，便昂首。

這兩個富家子弟，都風度翩翩，堪稱典型的“海派俊彥”。但是當他們接手了企業，僅僅十年，兩家幾乎同時敗落。在上海，這個過程之快，甚至來不及細加描述。

像一切敗落一樣，最後一關是人格災難。正是在這一點上，祖父首先崩潰。

他，抽上了鴉片。

鴉片肯定是在東印度總會抽上的。外公和餘鴻文先生一直認為，這是那個總會的兩個英國經理故意設下的一個圈套，為了報複曾祖父在五卅運動中令他們遭受的虧損。但是，這種說法還缺少證據。

一切高明的報複都缺少證據，何況，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實在太小。說大了，鴉片是對茶葉的報複；再說大一點，毒品是對快樂的報複。人類的一切災難都因報複而來，隻是人們找不到其間的因果線索。一個人，從出生的那一天開始，就已經置身在密密麻麻的報複圖譜中。

天地間再小的報複，落到一個具體的人身上，都可能是滅頂之災。而且，滅頂的，不止是自己。

祖父上癮後，不敢到家裡抽。他知道這事對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因此一直隱瞞著，不露任何痕跡。

祖父不僅把家吸窮了，而且把身體吸壞了，但他已經不能自拔。他變賣和典當了家裡的大量財物，而他那時已經有了七個孩子。

每天下午，祖父避開家人的耳目偷偷摸摸出門。他去的地方既明確又不明確，因為當時上海的鴉片館數不勝數，僅法租界就有一萬多個。

深夜回來，祖母還冇有睡，祖父總會從皮包裡拿出七八本書交給祖母，說：“收在書櫃裡，以後孩子們要讀。”

這事一直讓祖母感到奇怪。孩子們不都在學校裡讀書嗎，為什麼還要在書櫃裡存放以後要讀的書？

原來，祖父已經看到自己的末日。他算來算去，被自己吸剩下來的家產，今後冇法讓七個孩子都上學了，那就隻能讓他們去做工，回到家裡還有一櫃書可讀。但是，吸到後來，他已經舉債累累，斷定自己走後，妻子根本養不活這麼多孩子，隻能送人，因此不再買書。

“你已經一個多月冇買書了。”那天祖母對祖父說。

“讀書也冇用。”祖父說：“大難一來書作墳，亂中添亂是儒生。”

祖母疑惑地看著他，不知道他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