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夢幻三部曲 ●無謀攘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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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謀攘夷

文久二年（1862年）元月，老中安藤信正在阪下門外遭到襲擊。二月，德川家茂將軍和禦妹和宮正式舉辦婚禮。四月初，薩摩藩隱居島津久光（島津齊彬之弟，現任藩主忠義之父）率領藩兵進京，請求朝廷下旨敦促幕府，改革政治製度，並且明令攘夷。

四月三日，薩摩藩的激進尊攘派有馬新七、田中謙助等人想要趁此時機舉兵倒幕，他們在京都旅館寺田屋集結，計劃首先殺死關白九條尚忠和京都所司代酒井忠義。此事為島津久光得知，就派遣奈良原喜八郎等九人前往彈壓，雙方發生衝突，結果有馬新七等六人當場死亡，另有兩人翌日即被勒令自殺——是為“寺田屋騷動”。

這一事件恰好說明瞭公武合體派和倒幕派之間的分歧已經無可磨合，雖然同樣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但兩派根本上就已經分道揚鑣了。

其後島津久光與朝廷敕使先後前往江戶，幕府被迫對其強橫態度作出妥協，於當年七月任命鬆平慶永為政事總裁，德川慶喜擔任將軍的後見，同時放寬參覲交待製度。幕府還答應，家茂將軍將於次年也即文久三年（1863年）上洛覲見天皇，正式宣佈攘夷。八月，島津久光從江戶回藩途中，路經橫濱附近的生麥村，其家臣以四名英國人衝撞了久光的坐騎為理由，拔刀相向，當場砍死一人，砍傷兩人——是為無謀攘夷的重要代表：“生麥事件”。

家茂將軍是次年三月上洛的，當年四月，確定了攘夷期限為五月十日。這種攘夷，事實上就是把外國人全部趕出日本，恢複幕府舊有的鎖國體製，它是根本悖離時代發展潮流的，因此也必然引發始料未及的嚴重後果。

且說攘夷之詔一下，幕府權威徒然提高，各地尊攘誌士無不歡欣鼓舞。首先動手攘夷的是長州藩，長州軍利用海岸炮台封鎖了關門海峽，隨即向企圖通過此處的美、法、荷蘭等國商船和軍艦開炮。六月一日，美、法兩國艦隊發動全麵反擊，長州軍損失慘重。

其次和西方列強全麵交火的是薩摩藩。因為島津久光拒絕嚴懲“生麥事件”的凶手並向英方支付高額賠償，英國艦隊就於文久三年（1863年）七月砲擊鹿兒島。擔任薩摩藩前線指揮的乃是久光的寵臣大久保利通，他本以為經過多年學習西方先進科技，苦心經營的沿岸炮台可以抵擋住英軍的進攻，誰料激戰過後，傷亡慘重，藩城鹿兒島遭到嚴重破壞。這場“薩英戰爭”極大地刺激了大久保利通等薩摩藩尊攘誌士，他們原本狂熱的頭腦逐漸冷靜了下來，思想逐漸從鎖國向開國轉化。

最終大久保利通從幕府借得钜款賠償英國，雙方取得了和解，同時薩摩藩開始加強與英國等西方列強的合作，加速了開國的步伐。

無謀攘夷終於產生了惡果，不過仍有相當一大批激進尊攘派看不清形勢，仍然執著鎖國的理念，認為都是幕府指揮不力才導致了對外夷戰爭的失敗，於是以長州的真木和泉等人為首，開始策劃讓天皇“攘夷親征”。所謂的“攘夷親征”，實際上是徹底推翻天皇朝廷委任幕府處理政務的舊體製，要將大權收歸朝廷，對於凝聚全國力量，推翻腐朽的幕府統治來說，這本是非常具有進步性的舉動，然而就其攘夷初衷來說，其實也相當的無謀而可笑。

佐幕勢力當然不可能看不清真木和泉等人的真實用意，於是以薩摩、會津兩藩為首，也開始計劃將尊攘派的勢力徹底從京都清除出去，完成他們所謂“公武合體”的調和主義理想。八月十八日淩晨，支援公武合體的中川宮親王、京都守護職鬆平容保（會津藩主）等人指揮薩摩和會津的藩兵控製了皇宮，隨即下詔剝奪了數名尊攘派公卿的職務。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東久世通禧等七名公卿被迫逃出京都，往依長州等藩——史稱“七卿落難”。

這就是“文久政變”，又稱“八月十八日的政變”。

激進尊攘派當然不甘心就此失敗，他們陸續在各地起事以反抗幕府的統治，想要殺回京都。其實早在“八月十八日的政變”以前，公卿中山忠光就組建的“天誅組”，在大和舉兵，政變爆發後，築前藩士平野國臣又占領了但馬國生野代官官署。這些起義陸續都被幕府指揮各藩圍剿，血腥地鎮壓了下去。

而激進尊攘派中最大的集團長州藩則正策劃著更為危險的舉動，他們打算從內部擾亂進而占領京都，挾製天皇，讓天皇下詔討伐江戶幕府——這一行動被稱為“奪玉”，“玉”指的就是當時在位的孝明天皇。

次年是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五日，負責京都治安的新選組逮捕了一名化裝成武具商的尊攘誌士古高俊太郎，俊太郎受刑不過，供出當晚將有長州、土佐、肥後等脫藩誌士二十餘人聚集在京都三條河原町的旅館池田屋開會，打算在京都縱火，然後趁亂攻入皇宮，奪取天皇。於是新選組在通報了京都守護職鬆平容保以後，快速展開行動，乘夜奇襲了池田屋，包括宮部鼎藏、吉田稔麿在內的七名誌士被當場斬殺，其餘數人被逮捕——桂小五郎倒是僥倖逃得一命，被迫化裝成乞丐逃出京都。

“池田屋事變”，可以說是日本維新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長州藩從此作為倒幕的急先鋒穩穩站在曆史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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