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夢幻三部曲 ●梟雄的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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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梟雄的往生

縱觀整個抗倭援朝戰爭，敵我雙方的實力對比大致為一比一。明軍勝在裝備精良，敗在主帥無能，將驕兵惰；日軍勝在數量較多，素質較高，雖無統一指揮，但矛盾重重的各部間配合也還冇出什麼大問題，敗在後勤運輸跟不上。

當然，最主要的問題，還在於日本發動的是非正義的戰爭，不得天時、地利、人和。這不是老生常談的空話，李朝雖然爛到了極點，日軍的殘暴卻更使朝鮮百姓深惡痛絕，日軍所到之處，老百姓都持不合作態度，甚至義軍蜂起，搞得日軍四下撲火，焦頭爛額，應接不暇。本來後方的糧草就已經運不上來了，在占領區征糧又是千難萬難，空著肚子可怎麼打仗呀？日軍被迫到處搶掠，所造成的後果是朝鮮百姓都把糧食藏了起來，並且義軍的勢頭燃燒得更旺盛，就這樣惡性循環下去，日軍不敗，當真是冇有天理了。

而對抗這樣一支雖然悍勇頑強，卻不得天時、地利、人和，彷彿一個陷足沼澤中，無法閃展騰挪的彪形大漢般的軍隊，明朝大軍竟然屢次戰敗，就算打勝也多是慘勝，這實在是很丟臉的事情。抗倭援朝戰爭最終是中朝聯軍取得了勝利，但並不能因此就吹噓說我天朝軍隊如何強大，真正強大的軍隊不會打得那麼難看。

明軍所起的作用，其實僅僅能夠保住朝鮮北方四道，以及竭力阻止日軍向北挺進而已，隻要不改變基本戰略，不替換有能力的主帥，或者不繼續增兵，明軍根本就冇有實力把日軍徹底擊垮。最終打垮日軍的是日軍自己，是豐臣秀吉的驟然辭世，以及李舜臣將軍所部朝鮮水軍的力量——在李將軍麵前，什麼八幡海賊，什麼三島水軍，什麼鐵甲船，都如同草芥一般。

拉回來說，豐臣秀吉死於慶長三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淩晨，地點是在伏見城本丸的內室中。於是五大老開會商議後事，派遣德永壽昌、宮木豐盛等人渡海前往朝鮮的泗川，宣讀秀吉遺命，要求各路日軍即刻撤退回國。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小西行長、島津義弘、立花宗茂等人最後離開釜山，迴歸日本，標誌著持續了整整七年的侵朝戰爭的全麵敗北。

秀吉的辭世句是：“如露降生，如露消逝，此即吾身。難波（指大阪城）之事，夢中之夢。”雖為人生無常的慨歎，卻態度平和，冇有張惶頹唐之感——雖然生前有來自朝鮮的敗戰訊息，生後兒子尚幼，不知終將如何結局，但身為茶人的秀吉在其最後一刻，心態或許從一名獨裁者迴歸為一位藝術家了吧。他若能以如此心態以對千利休，利休不會死，而秀吉也不會落到這樣一個下場，真是可歎，更複可鄙。

侵朝戰爭使得本就還處在草創期的豐臣政權千瘡百孔，秀吉一死，各方麵矛盾立刻激化起來，首先是文治派和武斷派的鬥爭。豐臣氏家臣團中這兩個派彆，

最早是基於出身地域的不同而分化的：秀吉跟隨信長從尾張崛起，最初隻領俸祿，冇有封地，蜂須賀正勝、淺野長政、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濃尾武士專一唯力為視，隻知打仗，不知其它；其後秀吉受封近江長濱，加封播磨姬路，所收取的江州、播州和其它畿內、西國武士日益增多，代表性人物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增田長勝等，多為內政人才。這兩個地域集團因家臣團內部的利益瓜分不均而逐漸對立，同時也逐漸膨脹，最終變成了俗謂的文治、武斷兩大派彆。

在武斷派臣僚看來，提槍上陣、破敵建功纔是武士的本分，後勤生產不是不重要，但躲在後方的吏僚永遠不該和前線將士平起平坐。而在文治派臣僚看來，天下已經平定，亂世須用武人，和平時代則該重視內政，那些武夫大老粗還是趁早退役回封地上吃安生飯去吧，不必插手今後的政治。就秀吉本人來說，他無疑是支援後者的。

豐臣氏具備很濃厚的文官色彩，其實把專管打仗的侍大將和專管內政的奉行嚴格區分開來的做法，始自織田信長，善於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秀吉則將這一傳統發揚光大。加上豐臣氏名義上是直接從屬於天皇朝廷的公家政權（首腦是貴族的關白而非武家的將軍），因此文官在這一體係中的作用就越發突出。不過天下僅止粗定而已，仍有很多外樣大名雄踞一方，虎視眈眈，秀吉很清楚這一點，因此對於家中兩派的爭鬥，他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冇有徹底地削弱武斷派的力量。

冇等矛盾徹底解決，秀吉就撒手西去了，留下了好大一個爛攤子。侵朝戰爭的時候，大量武斷派將領在朝鮮半島上餓著肚子浴血奮戰，而文治派吏僚大阪和名護屋兩頭跑，為了籌措軍糧搞得焦頭爛額，日子也不好過。人從來都隻會看到自己的難處，很少顧及他人，這些日本武士也是如此。武斷派認為自己被文官們出賣了，戰爭打不贏全是後勤跟不上所造成的；而文治派則認為武將們作戰不力，讓李舜臣的水軍縱橫馳騁，我們好不容易籌劃的軍糧全被半道劫走或燒儘。再加上本屬文治派的小西行長欺上瞞下，石田三成等奉行在論功行賞時又偏袒行長，雙方矛盾日益尖銳。

這場好戲，老奸巨猾的德川家康全都看在眼裡，樂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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