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大明 上架感言與一些閒談（很長且有乾貨）

我一開始想的是把法革到俄革的通史做一遍，但目前隻做到路易十六上斷頭台。

我寫這本書的契機其實也來自B站。某天，我看到鄭吉祥老師，講紅丸案和移宮案的視頻。腦子裡突然蹦出來一個想法：要是朱常洛繼位之後不三月而崩，大明王朝會走向何方（就像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冇死，蘇聯會走向何方一樣）。

泰昌即位的時候遼東還冇丟，天啟和崇禎二帝還是孩子，一個十四、一個九歲。同時，魏忠賢隻是一個有大野心但冇地位的普通宦官，黨爭冇有進入最激烈的階段，諸多晚明時期的名臣能吏也還冇被整死......

我以此為題展開了漫無邊際的思考，最後卻得不出什麼結論。

雖然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大統一的帝製中國時期，皇帝本人毫無疑問是某一個小的時間段內影響曆史走向的最大變量。

而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的時間過於短暫了。對於他的記錄大多集中於他還冇有即位的時候，而且就算是在這些記載中，朱常洛本人也隻是被各個事件環繞著的配角（爭出閣、爭冊立、爭三王並封、爭福王就藩以及兩次妖書案、一次梃擊案），這些事件體現出的不是他個人的品質，而是他的父親和群臣之間的鬥爭。

即便朱常洛即位，在圍繞泰昌皇帝的兩大案中（紅丸案、移宮案），皇帝本人也跟個透明人似的。唯一出彩的地方就是對楊漣的任用或者說托孤。

我讀過幾本心理學方麵的書，自認為有一點分析曆史人物性格的能力。但憑著這些資訊，我甚至連有關泰昌皇帝的最基本的人物畫像都做不出來。唯一的可以肯定的是，朱常洛這一生都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之下，就連死後還得和父親共用一個本紀，共用一個萬曆四十八年（神宗二和光宗是同一篇；公曆1620年的前七個月是萬曆，後五個月是泰昌）。

不過好在文學創作可以突破曆史的侷限。讓英年早逝、人格不顯的泰昌皇帝變成“主角”，這樣一個承載了作者的想象和讀者的期許的存在。

我心血來潮，提筆寫了總計不到五千字的兩章正文，和一個非常粗略的簡介以內投的形式發給編輯了青舟大大。

其實我並未對過稿簽約抱有太大的希望，因為此前我從未寫過長篇小說，也不太看網絡文學作品。當時我心裡想的是，若能過稿就把思考付諸筆尖與人分享，並在博采眾長的同時創作一個完整且合理的故事，若不能則罷了。

兩天之後，我接到了過稿簽約的邀請。說實話，在看見那條郵件時，我心裡的惶恐是大於欣喜的。因為我並冇有為不久前的心血來潮準備故事大綱。除了那兩章正文和一個粗糙的簡介，我的文檔裡連一個多餘的字元都冇有。但既過之，則寫之。

戲說不是胡說，演繹不能亂演。

接到回覆郵件之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打開噹噹網買書，就像我開始做法國大革命的曆史科普那樣。我深信冇有足夠的曆史資料支撐，進行曆史類創作就是在敷衍自己，愚弄讀者。

我先後購買了樊樹誌教授所著的《晚明史》、《萬曆傳》、《崇禎傳》、《大明王朝的權力博弈》，吳晗教授所著的《明朝的曆史教訓》，顧誠教授所著的《明末農民戰爭史》，黃仁宇教授所著的《萬曆十五年》，吳思先生所著的《潛規則》、《血酬定律》，韋慶遠教授所著的《暮日耀光》（講的是張居正改革），張致勉教授所著的《馬背上的朝廷》（講的是乾隆皇帝南巡）等學術或半學術著作。以及劉和平先生所著的《大明王朝1566》，當年明月先生所著的《明朝那些事》等小說。

買書之後，我一邊看書一邊寫書。步履蹣跚地結合著維基百科、知乎、B站、百度百科等網站蒐集來的資訊進行著人生的第一次創作。但即使是這樣，我還是不可避免地錯過了很多曆史細節。幸虧得諸位有水平、有知識的讀者的幫助，我才能夠將之更正或補全。比如嘉靖四十一年“奉天殿”改名為“皇極殿”，“春節”這個詞民國時期纔始現等。

在開始這本書的創作之前，我對明朝曆史的瞭解僅限於道聽途說的隻言片語，完全冇有體係和章法可言，但通過不斷地閱讀和資料蒐集，我逐漸瞭解了我的書裡涉及的各個主要人物的基本性格（前提是資料夠多），也明晰了我的故事的走向和劇情發展。

先說故事走向和劇情發展。曆史上的晚明時期（1620年至1644年）幾乎是讀者能夠接受的帝製中國搭上全球化這艘航船的最後機會。

我之所以在此使用“讀者能夠接受”這樣的限定詞，是因為在我看來，直到1800年歐洲開始工業革命之前，中國都是世界範圍內技術及經濟上的絕對霸權者。隻要這頭巨獸能夠調轉方向，對政治製度及官僚係統進行近代化改革，中國就不用複興，而是一直興。

（注：這裡的近代化改革是指吏治清明、分權有度、剔除係統性貪腐及杜絕土地兼併等，和貴族共和、資產階級民主以及相應的君主立憲製、美式總統製冇有關係，晚清的政體改革（清末新政及民國政府）證明這些體製在國內走不通，如此龐大的國家必須進行高度的中央集權，不然就是東南互保，軍閥割據，府院之爭。）

也就是說，在我看來，魂穿康雍乾，讓集權到巔峰的大清皇帝強推大航海及近代化改革其實也可以搭這條船。康熙六十年，乾隆六十年，這兩個超長待機皇帝若是真被穿越者奪舍，堅定地走近代化道路其實是走得成的。但在真實的曆史裡，晚清實在太屈辱了，以至於人民群眾天然地排斥維護大清王朝的文學創作，甚至形成了“穿清不造反，菊花套電鑽”的說法。當然，就算人民群眾不排斥也可能被404。

基於此，我的這本書將不限於挽救大明王朝，更要揚帆起航、邁向世界。

曆史的軌跡如果在1620年發生改變，挽救大明王朝其實並非一件特彆困難的事情，至少比魂穿歪脖子，或者魂穿南明要容易得多。不帶金手指魂穿歪脖子或是南明基本等於渡江戰役前投**。而泰昌皇帝隻要不萬曆化，大事即可為。

我如此判斷的依據之一，是天啟即位之前遼東還冇丟，建州女真還在跟熊廷弼死磕而且磕不動。在這樣的情況下，投入遼東的軍費比遼東全丟的情況要低得多，至少不至於四年花光萬曆內帑，並連年加征遼餉。

解除生存危機之後（或是在此過程中），作為皇帝的主角就可以開始踐行“皇帝之德”。併成為全世界的“明始皇”，使天下“器械一量，同書文字”。當然，一世做不成可以“奮六世之餘烈”。

——————

說完故事的走向和劇情發展，我再聊聊人物設定。

在這個故事裡，主角的“現代人靈魂”是1620年的唯一變量。也就是說，這個故事裡冇有金手指，也冇有不合理的曆史臆想。主角魂穿回去改變的不是更早的過去，而是那個節點之後的未來。

再說得具體一點，就是除了主角的行為，之前的曆史事實和人物屬性一概不改。曆史事實不改這是最基本的，我就不舉例了，不過就像我在前文說到的那樣，我可能會忽略掉一些並不顯眼的曆史細節，這就需要讀者們在未來的陪伴中持續糾正。

而保留人物的屬性就要複雜得多了。描述越多資料越詳細，人物的性格就越貼近真實，反之演繹成分就會加重。

篇幅所限，我詳舉一個例子，也就是皇長子朱由校，這是重量級人物，也是故事的核心之一。

就結果來論，天啟七年下來，朱由校乾得是非常糟糕的。不過其中最大的責任不在他本人。

天啟皇帝這個“熹”字有很大一部分得讓他爹和爺爺來抗。

我個人是比較讚同，“大明實亡於萬曆”這樣一個說法的（崇禎的辣眼睛操作姑且放下）。因為遼東奴變就是他一手弄出來，“稅使高淮朘削十餘年，軍民益困”，這導致努爾哈赤起兵時遼東地方的人民是不向著朝廷的，而向著建奴的。直到努爾哈赤在遼東地方搜殺搶掠，邊民才覺得朝廷雖然混賬，但總比野蠻人好，至少朝廷暫時隻要你的錢，建奴是真要你的命。

除礦稅監破壞遼東經濟軍事情況，他個人的“君主離線製”也是重要原因。李成梁起複之間，數易其帥，“撫臣皆庸才，玩悽苟歲月”，而“天子又置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聞。”各庸才裡，最爛的兩個人就是後期的李成梁和趙楫。李成梁自不必多說，養寇自重。而趙楫則“三十六年，趙楫棄寬奠新疆六百裡，熊廷弼複勘劾罪，疏竟不下。”遼東撫臣爛成這個樣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萬曆皇帝“置萬幾不理”，有恃無恐。

之後的薩爾滸慘敗大鍋也得神宗來背，他一手微操，非要打，搞出“聖旨逼哥舒翰出潼關”這樣的戲碼。（當然，楊鎬和哥舒翰不是一個檔次的人）最後弄得遼東兵事徹底糜爛，如果冇有熊廷弼扛著，萬曆年間瀋陽就得丟。

我這裡再談遼事是因為天啟任用閹黨，將黨爭推至高峰的起點就是遼東儘失。

閹黨和東林黨的黨爭是萬曆開創的。閹黨中的大部分人，原是齊楚浙等黨派的餘黨，而東林黨中的領袖們則多以攻擊張居正起家。這裡虛空索敵駁斥一個觀點，我認為，不是因為黨爭所以神宗怠政，而是因為神宗想要怠政所以一手弄出神宗朝的各大黨爭。說“黨爭所以神宗怠政”，頗有些臣子代君父受過的意思。

天啟初年，朱由校是重用了東林黨的，“眾正盈朝”就是那個時候出現的。東林黨盈了朝之後非要“痛打落水狗”，不僅以泰昌之死，對齊楚浙發起了猛烈的進攻，鬥倒方從哲，還順著杆子往下扒拉，試圖把敵黨分子一網打儘。

就是在此期間，熊廷弼被黜，袁應泰代經遼東。熊廷弼一走瀋陽就淪陷了。之後熊廷弼再起，而遼事已是再不可為。

天啟二年，遼東儘失。三年，京察開啟，東林黨對齊楚浙等黨派發起總攻。四年，魏忠賢起事閹黨抬頭，大規模迫害東林黨人。

閹黨於君是好的，但於國不是，那個時候官僚係統已經爛完了，而且被閹黨迫害致死的東林黨人幾乎都是有氣節有能力的乾員。而深入參與黨爭，迫害齊楚浙等黨人的魁首們，反而革職的革職，流放的流放（活著）。

說天啟之糜爛多因於前，不意味著我認同“翻案風”裡的一種節奏，即“天啟不死，大明不亡”這種說法。

他即位的時候才十四歲，初中生而已，而且他童年過得非常不幸福。泰昌對萬曆來說是“軟蛋”，對天啟來說就是“虐父”。這樣一個少年天子，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能當好家纔有鬼了。

落水之前，遼東儘失，九邊糜糜，天下民變，國庫空虛，凜冬將至，大明朝氣數已儘。

東拉西扯這麼多，主要想說明一個問題。即天啟皇帝不是明主，但也不該被說成一個不學無術、腦子裡隻有木匠活兒的文盲。

首先綜合多方資料，我認為，朱由校開始學習的時間晚，但勤奮。

【《明史，列傳一百二十八，韓爌傳》天啟元年正月，兩人（韓爌和劉一燝）以帝為皇孫時，未嚐出閣讀書，請於十二日即開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之。】

【天啟皇帝的講師丁紹軾在《講筵恭紀詩》中說：今上沖年嗜學，經筵、日講二者兼舉，經筵以季舉，日講則日日舉之，非甚寒暑不輟也。】

【同丁紹軾言：皇帝日禦經筵，詢政事，字字商榷。】

......

其次，他應該是非常重視姊妹兄弟的。

【《明季北略》忠賢誣後父（張嫣他爹張國紀）謀立信王，欲興大獄。王體乾曰：上凡事憒憒，獨於兄弟夫婦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乃殺甲士以滅口。】

【《明史紀事本末·崇禎治亂》熹宗天啟七年八月，上不豫。時魏忠賢張甚，中外危栗。上召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為堯舜之君”。】

基於以上，我將朱由校設定為一個悟性高（基於木匠活兒好）、好學、重視姊妹兄弟的好大兒。給他一個溫柔的父親，他又為什麼不能成長為一個好孩子、好皇帝呢？

其他有曆史原型的非原創人物的設定也基本比照，參考曆史事實並適當演繹的邏輯。

比如李選侍，她的權力完全來自丈夫，泰昌捏住她，她就隻是鵪鶉，有野心也冇用。再比如魏忠賢，九千歲文化水平不高，但不是文盲，他野心勃勃，極度殘忍，但並非不能用。

——————

再說說情節邏輯並回答一些讀者的問題。

首先是耶穌會。

根據多方資料，我將耶穌會設定為派，即保守派、改革派與少壯派。為了讓各代表人物出場並鋪墊耶穌會行事的基本邏輯，我用了不少篇幅，引發爭議，但我認為這是有必要的。因為很多人不瞭解甚至曲解海外傳教士，以及他們與大明之間的相互關係。

部分讀者對耶穌會的誤解很深，甚至有人說耶穌會士憑著徐光啟的便利偷了《永樂大典》去發展西方科技的。但事實是，《大典》的正本不知何處去（可能因為某次失火燒掉了），副本存留於皇史宬（司禮監管著），與其說徐光啟漢奸，不如說九千歲賣國，而且《大典》嘉靖副本的大規模逸散發生在晚清，而非晚明。同時，《大典》是類書，和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整合》是一個性質的東西。《大典》記載的不是明朝的科技成果，而是宋、元及以前的曆象、方輿、明倫、理學之類的東西。與其說是西方人竊取了大明的科技成果，不如說是竊取了大元、大宋的科技成功。

在當時，對於耶穌會人來說，大明王朝就是一個地上天國。返回歐洲的傳教士也如此宣傳大明。（當然，他們看到的是片麵的，因為他們大多是有錢人，在京杭大運河沿線的巨型繁華城市過著舒坦的日子，基本不會深入農村，結交的也是文人名仕。）如果大明持續存在，進行近代化改革，加入大航海的時代浪潮。東學西漸乃至馴化基督教也不是不可能，畢竟中華文明確有馴化各種宗教的先例。

其次是科技。

有讀者覺得晚明時期發展蒸汽機不合理，但其實是很合理的。世界上第一台投入使用的蒸汽機，是英國人托馬斯·紐科門（Thomas Newcomen）於1705年發明的紐可門蒸汽機，作用是抽水。它的結構極度簡單，一個蒸汽發生器（鍋爐），一個冷凝汽缸，一套木結構的傳動裝置以及兩個需要手動操作的閥門。對於1620年的大明王朝來說，紐可門蒸汽機冇有任何技術難度，是造得出來的。1769年基於紐可門蒸汽機改良出的瓦特於也不是太複雜，最重要的是，早期蒸汽機冇有前置科技，知識方麵的瓶頸有且隻有對氣壓和真空原理的認識。可以說隻要能鍊鐵就能造。連橡膠都冇用上。（橡膠的硫化工藝是1839年美國人發明的）。

阻礙蒸汽機的發明與大規模應用的不是知識和技術問題，而是經濟和市場的問題。紐可門機的發明是為了降低礦場的抽水成本，而在晚明時期則冇有這個需求。對於當時落後的采礦業來說，根本不需要靠什麼蒸汽機來降低成本，因為成本本來就低，排水采礦用人和畜生就行了。

而瓦特機在英國的大規模應用則是因為英國用武力和傾銷的手段，完全摧毀了印度地區的家庭手工業，將印度從順差地區變成逆差地區（印度冇有國家的概念）。這樣巨大的廉價紡織品市場，是英國資本家將蒸汽機應用於紡織品生產的前提，印度要是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王朝，頂住了英國人的武力及經濟殖民，工業革命說不定還得再晚上一段時間。

故此，我認為在1620年搞蒸汽機冇有任何問題。因為主角是現代人，是瞭解氣壓和真空的原理的。隻要能夠開拓出本土或海外市場，就能夠給這項技術打下大規模應用的經濟基礎，讓科技掌握在文明手上，而不是一群去美洲剝原住民頭皮的野蠻人手上。

所以基於以上兩點，我是一定要寫早期工業化和大航海的。

最後再說說皇帝這個頭銜在明代的含金量。

明朝的體製保證了皇帝的至高無上：最高行政區分於內外兩廷，兩廷合一才能架空皇帝。但作為特務機構的廠衛的存在，以及京師各武裝勢力的分立和獨立性，保證了皇帝隻要想收回權力就一定能拿回來。

京營雖戰力貧貧，但掌握在冇有行政權力的外戚勳貴手上。禦馬監掌禁軍，和司禮監是兩套班子，司禮監管著東廠和錦衣衛，但它卻調不動禦馬監的禁軍。就算兩監勾連，外軍和內軍還相互遏製著，京營攻不進大內，大內謀害皇帝則必死。這保證了皇帝對京畿軍隊的絕對掌控。

至於文官群體謀害皇帝。就算拋開文官內部的黨派林立，將之視為一個整體，那他們又將如何繞開廠衛，把手伸進大內呢？說實話，我想不到。

《酌中誌》始載，天啟五年落水，而且並未對此加以評述隻是寫了這麼一個事情。皇帝七年駕崩，與落水相隔兩年。而且落水時守在他身邊全是宦官。與其說是文官謀害皇帝，還不如說是魏忠賢謀害皇帝。

在冇有實證的情況下，推測毫無意義。與其亂猜朱由校死於謀害，還不如說他跟他爹一樣死於縱慾或是亂吃藥。他爹吃的紅丸就是文官進獻的，這倒是正史有載，但能說是文官謀害皇帝嗎？我想是不能的。

——————

閒聊的結尾，我再聊聊主角的設定問題和我對清朝的認識。

在我看來，以曆史唯物主義來論，晚明最好的改革思路是繼續加強帝製集權，讓皇帝更加絕對，從上至下地改革官僚係統使之近代化。而清朝是秦皇以來的帝製集權的巔峰。相較於緣起於朱元璋的那套，清朝的中央政治體製和宮闈製度有很多可以用來取長補短的改革思路。

而且清朝又是現代文明型國家的最後奠基者（與西式民族型國家相對）。清朝為“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定下了版圖和思想上的基礎。其實朱元璋也有類似的思路，比如承認元帝國的天命，說自己是“元之運終”後的新天命者。

【告上帝皇祗說：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名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諸下臣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

開國後，朱元璋對於參加華族文化集團的外族毫不歧視，蒙古、色目等人隻要歸於漢化就一體保護。蒙古、色目、漢人等一律唯才登用，甚至不乏在朝內做到侍郎、尚書等大官的。（但後嗣皇帝卻冇有繼續堅持，而是長期采取扶弱抑強的策略。至於為什麼，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不在這裡展開了。）

上一個這麼乾的是對契丹等諸遊牧民族實行“全其部落，順其土俗”的唐太宗。他們都不僅將自己視為漢皇，而是天下之君。

以康雍乾為代表的清朝統治者，通過滿蒙聯姻、承認藏傳佛教等手段使蒙、藏諸部落在文化上認同中央，並將蒙古、西藏等地納入“天下”之中。最後的結果是，北方與南方的矛盾從外部矛盾變成了內部矛盾。蒙、藏等地的變動從“邊釁”，變為“叛亂”。

最直接的例證就是，這些地區的勢力在同時麵對更北的莫斯科沙皇政權，及南方京師的清帝政權時，將自己歸入南方而非北方的一部分。想要擴大“天下”的範圍，光靠刀子是不夠的，更要血緣及文化溝通。

前清是好的例證，而晚清則是反麵教材。晚清的問題在於防漢甚於防洋，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清末新政的種種官方改革無處不體現著這一保守化的思想。而“防漢甚於防洋”的本質是清政權將自己異質化、少數化的自限，是自絕於天下。

故基於此，我將作為唯一變量的主角設定為唯物主義的清史研究者。

PS.將清朝單拎出去研究，並將之完全視作異質的存在，實際是西方人開始的，這樣一來他們才能按自己那套民族主義史觀解構文明型中華。說白了，人家就是覺得多民族團結不合理，想把你分裂掉。我們還是實事求是，客觀分析它的成敗得失得好。

——————

閒聊的最後，我要感謝諸君的支援以及指正。

你們的支援讓我有深入思考和繼續創作的動力。

而你們的指正則既幫我補全了我冇有注意到的史實細節，也為我指出了故事編排中的結構問題。

在未來的寫作中我將繼續保留這種寫作風格，並雕琢細節，完善人物與人物、人物與劇情之間的相互關係。

至於上架爆更，我努力過了。最近事務繁多，我也並非全心投入寫作，為了在保證邏輯通暢的情況下保持每日4千，我得熬到晚上一、兩點。好不容易存下來的不多的更新，也因為走不開的耽擱而消耗殆儘。

爆更能掙更多的錢，我當然也是喜歡錢的。但我不會犧牲作品的質量換取爆更。

其實十多天前編輯大大就聯絡我問我是否願意上架，但在新手四輪推和爆更換得的風向標推薦之間，我選擇了延期上架吃完四輪。

這些多出來免費章節是我的現實和無奈。也勉強算作我給諸位讀者的無法按慣例上架爆更的賠禮了。

明天上架，還請諸君多多支援，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