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洛杉磯,比弗利山莊特納莊園書房
壁爐裡的火熊熊燃燒,卻驅不散書房裡冰冷的氣氛。特納·史密斯狠狠地將一份《紐約時報》摔在桃花心木書桌上,頭版標題赫然是《總統提交新稅收法案,旨在戰爭籌款與社會公平》。霍華德·修斯坐在對麵,麵色同樣難看。
“瘋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絕對是瘋了!”特納的聲音因憤怒而顫抖,指著報紙上關於“70%猶太富豪入籍稅”和“最高邊際稅率提升至94%”的條款,“他這是明目張膽的搶劫!是對創造財富的人宣戰!戰爭陰雲還沒壓到美國本土,他倒先拿起刀收割我們這些養肥了國家的‘綿羊’了!他是不是忘了,他的新政、他的海軍擴建,是誰的錢在支撐?!”
修斯陰沉著臉,補充道:“更可怕的是,特納,我嗅到了不一樣的味道。這不像是一個即將結束任期、準備安穩退休的總統會乾的事。這太激進,太不留餘地了。他幾乎是在挑戰整個工商業界的底線。我懷疑…他是不是想打破傳統,謀求第三次連任?”
“第三次連任?”特納先是一愣,隨即嗤之以鼻,“不可能!喬治·華盛頓立下的規矩,兩屆為止!這是美國政治的‘聖經’!他羅斯福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他就不怕卸任後,被他得罪透了的我們,還有那些南方的保守派,聯手把他撕碎嗎?”
就在這時,書房的門被輕輕推開,特納十三歲的兒子愛德華探進頭來。他有著遠超年齡的沉穩和敏銳,手中還拿著一本攤開的《美國憲法》注釋本。
“父親,霍華德叔叔,”愛德華的聲音清脆,帶著少年人的直率,“我剛剛在看憲法。第二條第一款隻說了總統任期四年,可沒寫‘不得超過兩屆’。華盛頓總統的做法是慣例,不是法律。羅斯福先生如果真想競選,從法律上講,是找不到禁止條款的。”
特納和修斯都驚訝地看向這個早熟的兒子。特納皺起眉:“愛德華,這不是法律條文的問題,這是政治傳統!破壞傳統的人,不會有好下場!”
愛德華走進房間,邏輯清晰地分析:“父親,傳統是建立在實力和共識之上的。如果羅斯福先生認為,當前歐洲的戰爭危機(他指了指報紙上關於德國的新聞)使得國家需要他的‘經驗’來領導,而他又能說服足夠多的選民支援他,那麼傳統是可以被打破的。他現在推動這些激進稅法,也許正是在為一場‘戰時總統’的連任競選籌集資金和塑造‘打擊富豪、保護平民’的正義形象。”
修斯若有所思地點點頭:“小家夥說得有道理…羅斯福這是在玩火,但他很可能計算過,戰爭恐慌下,中下層民眾會支援他‘劫富濟國’的政策。我們如果強硬對抗,正好被他塑造成‘發國難財’的邪惡資本家形象。”
特納煩躁地站起身,走到兒子麵前,語氣複雜:“我的兒子,你看問題很透徹。但是,你想過沒有?如果我們現在不反抗,乖乖接受這麼高的稅率,就等於開啟了潘多拉魔盒。羅斯福會得寸進尺!今天他可以拿走我們70%的利潤,明天他就敢拿走90%!到時候,我們辛辛苦苦經營企業,創造就業,圖什麼?還不如把公司關了,拿著剩下的錢去鄉下當個寓公!但那樣,整個國家的經濟機器就會停擺!這就是殺雞取卵!”
愛德華沒有被父親的氣勢嚇倒,他仰著頭,眼神堅定:“父親,我明白您的擔憂。但正麵對抗總統,尤其是在他可能尋求連任、並且手握‘戰爭’和‘公平’這兩麵大旗的時候,風險太大了。我認為,我們應該采取更策略性的做法。”
“策略性的做法?”特納和修斯都來了興趣。
“是的,”愛德華繼續說,“首先,我們不能直接說‘反對征稅’,那會顯得我們自私。我們應該通過我們在國會的代言人,提出‘建設性修改意見’——比如,指出70%的入籍稅可能嚇跑海外資本,不利於美國吸引人才和資金;94%的邊際稅率會抑製投資熱情,反而減少長期稅基。我們可以建議一個更合理、既能增加財政收入又不至於扼殺經濟的稅率,比如…50%或60%?”
他頓了頓,眼中閃過一絲與他年齡不符的精明:“其次,我們要讓羅斯福先生明白,東西部財閥的聯盟,是他在國內推行政策、在國外應對戰爭威脅不可或缺的基石。如果他執意要撕破臉,我們可以讓國會陷入僵局,讓他的法案通不過。同時,我們還可以放緩投資步伐,讓就業資料變得難看。到時候,麵臨戰爭壓力和國內經濟停滯的雙重困境,著急的是他,不是我們。”
愛德華最後總結道:“父親,這是一場談判。我們要展示我們的肌肉和底線,但不要首先亮出刀刃。給羅斯福先生一個台階下,讓他修改法案;同時,也為未來可能的三連任鋪路——如果他成功連任,一個與我們關係緩和的羅斯福,總比一個被我們逼到牆角、懷恨在心的羅斯福要好對付。畢竟,就像您說的,資本家是殺不完的,但一個好的合作物件,卻不容易找到。”
書房裡一片寂靜。特納和修斯震驚地看著這個年僅十三歲的少年,他的分析老辣、冷靜,完全不像個孩子。特納緩緩蹲下身,用力抱了抱兒子,臉上露出複雜的神情,有驕傲,有欣慰,也有一絲寒意——他意識到,未來的商界和政治博弈,將比他所經曆過的更加複雜和殘酷。
“你說得對,愛德華。”特納站起身,恢複了平日的冷靜,對修斯說,“霍華德,就按愛德華說的策略辦。通知我們在華盛頓的人,開始遊說,推動稅法修正。我們要讓白宮的那位知道,蛋糕可以重新切,但不能把做蛋糕的人的手給剁了。”
這場發生在特納書房裡的談話,預示著一場圍繞羅斯福新政後期最關鍵財稅政策的激烈政治博弈即將拉開序幕。而年僅十三歲的愛德華·特納所展現出的權謀思維,也暗示著新一代的財閥繼承人,將在未來美國的權力格局中,扮演更加精明和深遠的角色。
1940年初,紐約,華爾街某私人銀行頂層密室
厚重的絲絨窗簾嚴密地遮擋了外麵的光線,室內隻點著幾盞昏黃的壁燈。空氣中彌漫著昂貴雪茄的煙霧和陳年波本威士忌的酒香,但更濃的是一種壓抑的憤怒和深深的憂慮。j.p.摩根公司的掌門人、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梅隆銀行的安德魯·梅隆、杜邦公司的皮埃爾·杜邦等東部財閥的核心人物齊聚一堂。桌上攤開的正是羅斯福總統提交國會的《新稅收法案》草案,上麵用紅筆圈出的“94%最高邊際稅率”和“70%猶太入籍稅”等條款,像燒紅的烙鐵一樣刺痛著每個人的眼睛。
“砰!”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小約翰·d·洛克菲勒或其代言人)猛地將酒杯頓在桌上,琥珀色的酒液濺了出來,他臉色漲紅,聲音因極致的憤怒而顫抖:“百分之九十四的稅率?!羅斯福他媽的想乾什麼?!他這是明搶!是土匪行徑!我辛辛苦苦經營油田、煉廠、鐵路,承擔著市場風險,養活幾十萬工人,到頭來賺一百塊錢,他羅斯福就要拿走九十四塊?!他給我留六塊錢是什麼意思?施捨嗎?是讓我感恩戴德地跪下來親吻他的腳,感謝總統大人開恩,沒把我徹底榨乾嗎?!我還不如關了公司,帶著全家去領政府的救濟麵包過活!”
他的怒吼道出了在場所有人的心聲,房間裡響起一片低沉的附和與咒罵聲。
安德魯·梅隆相對冷靜一些,但灰白的眉毛也緊緊擰在一起,他用帶著匹茲堡鋼鐵般冰冷的聲音分析道:“冷靜點,約翰。憤怒解決不了問題。羅斯福這不是一時衝動,這是處心積慮的試探和進攻。1935年的《財富稅》和1936年的《稅收法》被我們聯手在國會挫敗後,他就一直在等待時機。現在,歐洲大戰陰雲密佈,他打著‘為國防籌款’、‘社會公平’的旗號,裹挾民意,捲土重來了。他算準了我們不敢在戰時公開反對‘愛國’征稅。”
“梅隆先生說得對。”
j.p.摩根公司的代表(可能是摩根財團的核心合夥人)用他慣有的、冷靜到近乎冷酷的語氣開口,瞬間讓嘈雜的房間安靜下來。他環視眾人,目光銳利,“羅斯福抓住了我們的軟肋。現在擺在我們麵前的,看似是三條路:留在美國,被羅斯福用稅收這把鈍刀子慢慢放血;去歐洲?英國張伯倫和丘吉爾那群人抽起血來比羅斯福更狠,而且說不定哪天希特勒的炸彈就落在頭頂;去投靠斯大林?那更是自尋死路,直接掛路燈。或者,像有些人說的,去非洲看獅子?那是氣話。”
他停頓了一下,身體微微前傾,壓低聲音,說出了核心策略:“所以,正麵衝突是下下策。羅斯福巴不得我們跳出來罵他是‘共產主義暴君’,那樣他就能輕而易舉地把我們塑造成‘發國難財’、‘不顧國家存亡’的奸商,用民意碾碎我們。我們不能上這個當。”
皮埃爾·杜邦立刻領會了精神,介麵道:“jp的意思我明白。我們不能反對‘征稅’本身,尤其在戰時,反對征稅就是政治自殺。我們要反對的是…這個法案的‘不合理性’和‘經濟危害性’。”
“沒錯!”摩根的代表肯定道,手指敲擊著法案文字,“我們要把爭論的焦點,從‘要不要為國防出錢’這個道德高地,轉移到‘如何征稅才能更有效、更不損害經濟’這個技術層麵。我們要動用所有的經濟學家、律師、遊說團體,在國會聽證會上,在報紙的財經版麵上,大聲疾呼!”
他具體佈置道:“第一,攻擊94%的邊際稅率是‘殺雞取卵’。論證如此高的稅率將徹底扼殺投資熱情和企業擴張動力,導致資本外逃、工廠倒閉、大規模失業,最終反而會嚴重侵蝕國家的長期稅基,是短視的自殺行為。
第二,強調‘公平’不等於‘平均’。指出應該鼓勵財富創造,而不是懲罰成功。建議降低最高邊際稅率,但擴大稅基,讓更多中產階級分擔責任。
第三,質疑法案製定的‘倉促性’。要求國會進行更長時間的、更充分的經濟影響評估,拖延時間就是勝利。”
杜邦補充道:“同時,我們要在幕後讓與我們關係密切的議員提出‘修正案’,把稅率降到我們能接受的、比如50%或60%的水平。我們要讓羅斯福和國會知道,我們不是不合作,我們是要一個‘更科學’‘更可持續’的方案。”
梅隆陰冷地笑了笑:“還要讓我們的工廠主和經理們,適時地放出一些‘因為稅收不確定性而暫停招聘或投資’的風聲。讓就業資料變得難看一點。羅斯福可以不在乎資本家的利潤,但他不能不在乎選民的選票。”
洛克菲勒的代表也冷靜下來,點了點頭:“好!就這麼辦!我們不跟他鬥氣,我們跟他鬥法!用經濟規律和程式正義來對抗他的政治冒險。我們要讓全國人民看到,是誰在真正地維護經濟的穩定和就業的繁榮。”
一場圍繞美國戰時稅收政策的、沒有硝煙的戰爭,在曼哈頓這間密室裡悄然策劃完畢。東部財閥們收斂起直接的怒火,轉而拿起“經濟理性”和“程式民主”的武器,準備在國會的舞台上,與羅斯福展開一場曠日持久、充滿算計的拉鋸戰。他們深知,在民主製度下,與一位受歡迎的總統正麵衝突是危險的,但利用規則和輿論進行軟抵抗,往往是保護自身利益更有效、也更安全的手段。羅斯福的激進改革,將麵臨來自資本力量最深層的、也是最聰明的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