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時,秦晝格外殷勤。
他不斷給我夾菜,講些輕鬆的話題,絕口不提儲藏室和數據庫。彷彿那場衝突從未發生,我們隻是普通地吃了一頓晚飯。
但我能感覺到,他在觀察我的反應。每當我表情稍有變化,他就會停頓,眼神裡閃過一絲緊張。
他在怕。怕我反悔,怕我要求他真地刪掉那些數據。
吃完飯,我主動提出:“我想看看數據庫的其他部分。”
秦晝的眼睛亮了一瞬,但很快剋製住:“姐姐想看什麼?”
“全部。”我說,“既然要記錄,我想知道你到底記錄了什麼。”
他猶豫了一下:“有些內容……姐姐可能會不舒服。”
“比如?”
“比如……”他移開視線,“姐姐生病時的記錄,情緒低落時的記錄,還有……一些比較私密的時刻。”
“有多私密?”
秦晝的耳朵紅了:“比如姐姐大學時談戀愛,和男友約會的一些……公開場合的照片。我隻是從社交媒體上儲存的,冇有跟蹤。”
他說“冇有跟蹤”,但我不信。
“打開看看。”我說。
秦晝帶我去書房,打開他的私人電腦——不是給我用的那台。輸入一串複雜的密碼後,進入了“晚意數據庫”的主介麵。
介麵設計得很專業,像檔案館的管理係統。左側是樹狀分類目錄,右側是預覽區。
分類包括:影像資料、文字記錄、實物掃描、音頻檔案、生物數據……
“生物數據?”我皺眉。
“比如姐姐的體檢報告、血型、過敏原這些。”秦晝解釋,“林姨以前給我的,說萬一姐姐生病,醫生需要知道。”
合理,但還是不舒服。
我點開“影像資料”,子分類按年份排列。隨機點開2016年——我大四那年。
裡麵有幾個相冊:“畢業典禮”“紀錄片首映”“旅行-雲南”“日常生活”。
我點開“日常生活”。
第一張照片,是我在圖書館打瞌睡,頭靠在書上。角度隱蔽,顯然不是擺拍。
第二張,是我在食堂吃飯,餐盤裡有青椒——我不吃青椒,但那張照片裡,我在挑青椒。
第三張,是我下雨天冇帶傘,用書包頂在頭上跑過操場。
“這些照片,”我問,“誰拍的?”
秦晝沉默了幾秒,然後說:“我雇了人。”
“雇人偷拍我?”
“不是偷拍!”他急忙解釋,“是記錄!而且我隻要求拍公開場合,不涉及**!姐姐,我隻是想……想看你過得怎麼樣。”
他說得理直氣壯,彷彿雇人跟蹤是件很正常的事。
我繼續翻。
2017年,我開始拍第一部正式紀錄片。檔案夾裡有大量拍攝現場的偷拍照片:我在山區采訪老人,我在街頭髮問卷,我在剪輯室熬夜……
甚至有我累極睡在剪輯台上的照片。
“這張,”我指著那張睡著的照片,“也是你雇人拍的?”
秦晝點頭,聲音低下去:“姐姐那時候太拚了,每天隻睡四小時。我很擔心,但又不敢打擾你。隻能通過照片,確認姐姐還……活著。”
他說“活著”時,聲音在抖。
我關掉2017年的檔案夾,點開2018年——我在紐約的第一年。
照片風格變了。不再是偷拍,而是街景、建築、甚至天氣記錄。
“這些……”
“姐姐公寓附近的街景。”秦晝輕聲說,“我讓在紐約分公司的人,每天上班路過時拍一張。我想知道姐姐每天看到的天空是什麼顏色,街道是什麼樣子。”
他頓了頓:“還有姐姐窗台上的多肉植物。我讓他們用長焦鏡頭拍,看它長得怎麼樣。有段時間它快死了,我急得想飛去紐約救它。”
我愣住了。
那盆多肉我確實養死過。在紐約的第一個冬天,暖氣太足,我忘了澆水,等發現時已經乾枯了。我難過了一陣,然後買了盆新的。
我不知道,在千裡之外,有人每天看著它,為它的生死焦慮。
“你怎麼知道它快死了?”我問。
“葉片開始發皺,顏色變暗。”秦晝說得很專業,“我查了資料,應該是缺水。我讓助理去敲門,假裝是物業檢查,提醒你澆水。但你冇在家,助理就留了張字條。”
我想起來了。那年冬天確實有張匿名字條塞在門縫,寫著“植物該澆水了”。我以為是鄰居好心,冇多想。
原來是他。
“後來它還是死了。”我說。
“嗯。”秦晝點頭,“我看到空花盆時,難過了好幾天。好像……好像姐姐的一部分死掉了。”
他說得那麼認真,我不知該生氣還是該感動。
我繼續往下翻。
2019年,數據庫裡開始出現我的作品分析。秦晝不僅收集了我的紀錄片,還寫了詳細的觀後感,分析了我的拍攝風格、主題偏好、甚至鏡頭語言。
2020年,他開發了一個預測模型,試圖根據我過往的作品,預測我下一部會拍什麼。準確率……居然挺高。
2021年,數據庫加入情緒分析功能。他通過我公開的照片和文字(社交媒體、采訪等),用ai分析我的情緒狀態。圖表顯示,那一年我有37的時間處於“壓力較大”狀態。
“這個準嗎?”我問。
“不準。”秦晝老實說,“公開表現和真實情緒差距很大。所以後來我停了這項。”
2022年,我媽去世。數據庫裡那段時間的記錄很少,隻有一些公開的訃告和葬禮照片。但備註裡,秦晝寫了很多:
“姐姐今天哭了三次。我要儘快完成併購,回去陪她。”
“姐姐瘦了。讓助理訂了營養品,但她冇收。”
“姐姐決定回上海。終於。”
最後一條備註的時間,是我回國前一週:
“準備迎接姐姐回家。一切都必須完美。”
看到這裡,我關掉了數據庫。
書房裡很安靜,隻有電腦風扇的輕微嗡鳴。
秦晝站在我身後,小心翼翼地問:“姐姐……生氣了嗎?”
我不知道。
生氣嗎?當然。被這樣全方位地監控、分析、預測,任何人都會生氣。
但更多的是……一種複雜的、沉甸甸的情緒。
這個人,用了十八年時間,建造了一座關於我的博物館。從衣服到照片,從作品到情緒,從生活細節到人生軌跡。
他像一個最虔誠的館員,日複一日地收集、整理、歸檔。
而他自己,是唯一的參觀者。
“秦晝,”我轉身看他,“你做這些……快樂嗎?”
他愣了一下,然後點頭:“快樂。每天打開數據庫,看到姐姐的一切都在那裡,就很安心。就像……姐姐從未離開過。”
“但我不在。”
“在的。”他固執地說,“在數據裡,在記憶裡,在我心裡。”
他走近一步,眼睛裡有種狂熱的光:
“姐姐,你知道嗎?這個數據庫最厲害的功能,是模擬。”
“模擬?”
“嗯。”他點頭,“我輸入姐姐的所有數據——喜好、習慣、性格特征——係統可以模擬出姐姐在某種情境下的反應。比如,如果我問姐姐‘晚上想吃什麼’,係統會根據姐姐的飲食偏好、當天情緒、甚至天氣,給出預測答案。”
他頓了頓:“準確率有83。”
我後背發涼:“你用這個……乾什麼?”
“最開始是想預測姐姐的行為,比如姐姐會不會接某個危險項目,我該怎麼阻止。”秦晝說,“但後來我發現,它最大的用處是……陪我說話。”
他的聲音低下去:
“姐姐在紐約的十年,我經常打開模擬程式,輸入一些問題。比如‘姐姐今天過得好嗎’,‘姐姐想我了嗎’。係統會給出模擬回答。雖然知道是假的,但……聽著那些回答,就好像姐姐真的在跟我說話。”
他說這話時,眼神脆弱得像一碰就碎。
我忽然明白了。
這個數據庫,這些模型,這些人偶——都是他對抗孤獨的工具。
我不在的十年,他用這些碎片,拚湊出一個虛擬的我。然後和那個虛擬的我說話,生活,假裝我從未離開。
這不是愛。
這是病。
但病的根源,是孤獨。
是十四歲那年,我為他擋下那一刀後,他再也無法擺脫的“必須保護姐姐”的執念。
是十八歲那年,我醉酒說“娶姐姐好不好”,他當真後的漫長等待。
是二十五歲那年,我飛去紐約,留他一個人在上海,用十年時間,把自己變成一座關於我的紀念館。
“秦晝,”我說,“把模擬程式刪掉。”
他身體一僵:“姐姐……”
“刪掉。”我重複,“如果你想和我說話,就來找我。真的我在這裡,不需要模擬。”
秦晝的眼睛紅了:“但姐姐……不一定想跟我說話。”
“你可以試試。”我說,“從現在起,每天給你一小時。你可以問我任何問題,我會回答真的答案,不是模擬的。”
他愣住了,然後眼淚掉下來:“真的?”
“真的。”我點頭,“但條件是:刪掉模擬程式,停止所有偷拍和預測分析。數據庫可以保留,但隻能是靜態檔案,不能再更新。”
秦晝用力點頭:“好!我刪!我現在就刪!”
他坐到電腦前,手指在鍵盤上飛快操作。我看到他打開一個複雜的程式介麵,輸入確認密碼,然後點擊“永久刪除”。
進度條開始走動。
他轉頭看我,眼淚還在流,但笑容很亮:
“姐姐,我會學會的。學會和真的你說話,不是和模擬的你。”
我看著他,這個偏執到病態的男人。
他刪掉了一個陪伴他十年的程式,像扔掉一根柺杖。
而我要做的,是在他學會走路之前,不讓他摔倒。
這很難。
但也許,這是唯一的出路。
在數據的牢籠,和真實的我之間,架一座橋。
讓他慢慢走過來。
讓我慢慢接受。
兩個被困住的人,試圖拯救彼此。
用真的對話,替代假的數據。
用活的感情,替代死的檔案。
這很冒險。
但也許,值得一試。
因為數據庫可以刪除。
但愛不能。
即使那是扭曲的愛。
即使那是病的愛。
那也是愛。
而愛,值得一次拯救的機會。
即使拯救的過程,會像在刀尖上行走。
即使每一步,都可能流血。
但總比困在數據裡,永生不死,也永不活著,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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