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炎傳 第二章 司馬炎思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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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一、司馬炎與西晉前期玄、儒的升降\\n\\n自正始十年(249)高平陵政變後長達16年的魏晉禪代道路上，灑滿了親曹勢力的鮮血。由於正始玄學領袖與魏王朝的特殊關係，而司馬氏集團又高舉儒家名教旗幟打擊親曹力量，致使許多玄學名士亦如秋風掃落葉一樣被掃出了曆史舞台，形成了“禮教尚峻”的局麵。史家以沉重的筆調寫道：“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這種情況，到265年司馬炎上台後，發生了逆轉。\\n\\n一\\n\\n在血泊中登上帝位的司馬炎，似乎極想洗掉父輩濺在自己身上的血汙。他在洛陽南郊“燎告”上帝的禪讓儀式後發表的詔書中，就明確宣佈“大赦天下”，具體內容為：“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悉複之。”從爾後史實看，這道詔書並非登基的官樣文章，而是的確認真地實施了。尤其對那些葬身於禪代之路上的玄學名流的後代，司馬炎可謂關懷備至。\\n\\n司馬炎於泰始元年(265)十二月丙寅才登上帝位，在這一年剩下的不足一個月的日子裡，他先後變相地為許允、王淩、王經三位因參與反司馬氏政變而被殺害的名士“恢複”了名譽，並妥善安排了他們的子孫。\\n\\n其一，司馬炎登基後需到太廟舉行祭祀儀式，當時許允的兒子許奇正任太常丞，祭祀時所居位置將在皇帝附近。有人指出，國家要犯的兒子位於皇帝身邊十分危險，應當將其調離外放。司馬炎不同意，還專門下詔書，為許允恢複名譽，提拔許奇。“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n\\n其二，《晉書·武帝紀》載，泰始元年(265)十二月己巳（登基後第四天）下詔，對王淩一案的性質作了新的解釋。司馬懿殺王淩的罪名是其謀廢齊王曹芳，司馬炎以這位昏君最終亦未逃脫被廢的命運為據，認為王淩的罪名很難成立。因此對其後代予以赦免。“昔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今大赦其家，還使立後。”\\n\\n其三，王經是高貴鄉公曹髦以卵擊石近似兒戲的政變中唯一一位“知其不可而為之”支援小皇帝的高級陪臣，因之而被司馬昭殺害並株連了其母。司馬炎上台後，重新審理了這個曆史冤案，對王經的忠君精神作了肯定，並選拔了王經的孫子作郎中。“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誌可嘉，門戶湮冇，意常湣之，其賜經孫郎中。”\\n\\n其四，關於李豐的女兒——賈充前妻的安排問題。嘉平六年(254)，李豐因組織反司馬師政變未遂而被“腰斬”，女兒李婉被株連，流放徙邊。此時她已與賈充結婚並生養了兩個女兒。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賈充與李婉離了婚，死心塌地為司馬氏集團效力，後來直接參與了殺害高貴鄉公的行動。泰始元年(265)十二月，大赦令頒佈後，李婉結束了十一年的流放生活，從遼東回到洛陽時，身居車騎將軍高位的賈充早已與郭配之女郭槐結婚，又生了二男（夭折）二女。為瞭解決這個婚姻矛盾，司馬炎破例特批賈充可以有地位相等的二位正妻。“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雖然郭槐與李婉互不妥協，使詔書無法落實，然而司馬炎對李豐後代的特殊關照卻是有目共睹的。\\n\\n自“大赦”**之後，司馬炎仍繼續解決此類曆史遺留問題，善待玄學名士的親屬，如泰始二年(266)十一月己醜詔書，追封夏侯玄的妹妹——司馬師的前妻夏侯徽為“景懷皇後”。據《晉書·景懷夏侯皇後傳》載，這位夏侯徽早知司馬氏對曹魏王朝心懷異誌，故於青龍二年(234)，年僅二十三歲便被夫家以鴆酒毒殺。“武帝登阼，初未追崇……泰始二年始加號諡。”\\n\\n是什麼原因使司馬炎如此認真地解決上述曆史遺留問題呢？這種取悅於玄學名士的作法並不是偶然的，它與司馬炎治國的基本戰略——在禮法之士與玄學名士兩大政治力量之間尋找平衡息息相關。\\n\\n魏晉之際，禮法之士與玄學名士的矛盾由來已久，高平陵政變即是這一矛盾的對抗性衝突。玄學名士的領袖們在衝突中遭到重創，但是經過長達十六年的時間之後，司馬氏集團的政治基礎已發生了重大變化：當年追隨司馬懿發動政變的建安老人（即老一代禮法之士），如蔣濟、王觀、高柔、王肅等，已幾乎全部謝世，剩下的已構不成一個完整的政治力量。到西晉初期，軍政大權已落入當年正始玄學的追隨者手中。這些新王朝的社會中堅，並非鋼澆鐵鑄的板塊，而是分為新禮法之士與玄學名士兩大利益集團。\\n\\n在新禮法之士中，除少數是正始時期(240—249)即支援司馬氏的中青年如陳騫、荀顗等人外，大多數則與正始名士有著密切關係，如王沈、荀勖、賈充等都是曹爽的故吏，高平陵政變後，曾一度被免職，後又複出。又如石苞在販鐵為生的潦倒日子裡，靠許允的提攜才走出困境。上述人物政治上後來紛紛轉變了立場，較早地投入了司馬氏懷抱，積極參加了鎮壓親曹勢力的活動，文化上與老一代禮法之士融為一體，是魏晉禪代之際司馬氏集團的政治當權派，故稱之為“新禮法之士”。\\n\\n在玄學名士中，同樣分新老兩代人。老玄學名士指正始時期受玄學影響的士人，如山濤、羊祜、裴秀、王戎、裴楷、王渾諸名士，與新禮法之士為同一時代人。新玄學名士則是於魏後期成長起來的西晉新一代士族青年，和嶠、何劭、王濟、羊琇是代表人物，他們使西晉王朝的政治基礎發生了玄學名士化換血過程。從政治立場上看，新老玄學名士與禮法之士並無根本差異，他們同樣在司馬氏兄弟執政時期參加了晉王朝的創建活動。不同點是，所沾親曹勢力的鮮血少一點，故於禪代之際，除羊祜、裴秀外，其他人未進入最高權力中心。\\n\\n晉武帝司馬炎生於青龍四年(236)，登基時二十九歲，與西晉年輕一代士族子弟是同輩人，這個階層很少有人不被玄學思潮所吸引。司馬炎的朋友圈子，由這類年齡相近、趣味相投並有親戚關係的士族子弟組成。如羊琇、何劭、王濟等，他們恰恰是西晉前期新玄學名士的代表人物。生活在這種環境中，司馬炎本人的文化性格，與諸名士相去不遠，亦有清談雅好。他早在魏未任撫軍將軍時，即任用清談家裴楷為參軍；迎陳留王子鄴時，曹植之子曹誌“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他登上帝位後，曾主持了關於《詩》的清談，“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庾）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n\\n司馬炎的文化性格及其與玄學名士的關係並不意味著他完全向玄學名士一邊倒，去重振玄風。他作為一個皇帝，自然有皇帝的立場。以儒法作為治國之術，是中國古代任何一個不準備垮台的政治當權者所必須堅持的。作為高舉儒家大旗血洗反對派而上台的司馬氏家族的代表，更不能走得太遠。如果將屠殺玄學名士的曆史冤案全部翻過來，豈不是否定了自己上台的合理性嗎？司馬炎不是一個暴君，他性格“寬惠仁厚”，卻又是一個十分清醒的政治家，“沈深有度量”，他政治決策的最終依據決不是個人情感，也不是意識形態傾向，而是現實的政治利益。玄學或儒學對他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的關鍵是如何保住政權，因此，要在各派之間尋找平衡，要借八麵來風吹動自己的政治風帆。事實上，他的確得到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支援。\\n\\n二、武帝時弊端\\n\\n（1）倡導奢侈之風\\n\\n從曹魏明帝時開始，當時的社會逐漸蔓延開一種奢侈腐化的風氣。司馬炎在奢侈風氣中又起了帶頭作用。司馬炎在女婿王濟家吃飯時，有一道菜時乳豬，非常好吃，司馬炎就問王濟是怎麼做的。王濟偷偷告訴他，乳豬是用人的乳汁餵養大的，做的時候又用人的乳汁烹製，所以很好吃。司馬炎聽了不高興，覺得女婿超過了自己，結果宴席還冇有結束他就藉故走了。\\n\\n鬥富風氣中最有名的是石崇和王愷。石崇是渤海南皮（即現在河北南皮）人，官職升到了侍中，後來又出任荊州刺史，他靠搜刮過往的客商致富。王愷則是司馬炎的內弟，也是豪富無比。石崇的屋子華麗異常，房子上掛滿了緞帶，飾有翠玉。王愷不肯認輸，用紫絲布做了四十裡長的帷帳來炫耀，石崇就做了個五十裡的來和他比。\\n\\n司馬炎常幫女婿王愷來鬥富，賞賜給他珊瑚樹，高有二尺，世所罕見。王愷請石崇去看，石崇卻用鐵如意將珊瑚打碎，王愷很心疼，說石崇嫉妒自己。石崇卻說我馬上賠你，然後讓手下人都去拿珊瑚樹，高三四尺的就有六七個，這次比得王愷臉上很是無光。\\n\\n後來，兩人鬥得離了譜，石崇開始造假來騙王愷：他的牛車跑得快如飛鳥，原來他故意把車轅弄歪，讓牛卡得疼痛難忍，就跑得快了。造假的目的是占點上風，可見當時這些富豪的生活何等奢侈、無聊。後來王愷知道了石崇的把戲，便如法炮製，牛車竟跑得比石崇的還快。石崇知道是有人泄密後，便將泄密的人殺死了。\\n\\n在請客人吃飯喝酒時，石崇經常讓美女勸酒，如果客人喝不完酒，他就殺掉這個美女。有次王導和王敦（司馬炎的女婿）兄弟倆去他那吃飯喝酒，王敦總不喝完，使石崇連殺三人，一直儘量喝乾的王導埋怨王敦不通人情，王敦卻說石崇殺自己人，不必著急。\\n\\n石崇為了顯示自己的富有，就是廁所也建得極為華麗，比過了正式的寢室。有的大臣去他家做客，去廁所時竟見裡邊有幾個侍女，屋子裡也用綾羅綢緞裝飾得很豪華，他以為是闖進了人家的閨房，趕忙退出來，給石崇賠禮。石崇笑著說那就是廁所，不必驚慌。\\n\\n（2）賣官肥私也有理\\n\\n大臣們見司馬炎變得昏庸荒淫，便找機會勸諫。一次，司馬炎和眾人去洛陽郊外祭祀，完了他得意地問司隸校尉（當時京城地區的監察官）劉毅：\\\"你說我能與漢朝的哪個皇帝相比？\\\"司馬炎覺得他肯定會說高祖劉邦、武帝劉徹以及光武帝劉秀之類有名的皇帝，冇想到劉毅卻說他隻能和桓帝、靈帝相比。司馬炎很不高興，因為這兩個皇帝統治時期是東漢政局最混亂的時候。司馬炎不甘心地問：\\\"我怎麼會和他們一樣呢？\\\"劉毅直言不諱地說：\\\"當年桓帝時也有賣官的事，但桓帝讓人把錢都歸入了國庫，陛下您現在賣官所得的錢卻都進了自己的腰包。\\\"司馬炎無法狡辯，隻好訕訕地替自己找個台階說：\\\"愛卿所言極是，不過在桓帝時卻冇有你這樣的直言之臣，但我身邊卻有，這說明我還是比他們好一些啊。\\\"\\n\\n三、武帝時內政\\n\\n（1）大封宗室\\n\\n司馬炎鑒於魏宗室衰微，帝室孤弱，終致滅亡之教訓乃大封皇族為藩王，以對抗士族。始則封王不就國，官於京師以輔皇室，繼則分遣諸王就國，都督諸軍事，後又出使鎮要害地。此舉目的，是為對抗士族中野心家。但“八王之亂”證明，這種政策使諸王中湧現了許野心家。\\n\\n西晉之所以重任宗室，實際上與其政權的結構有關。晉是以皇室司馬氏為首門閥貴族聯合統治，皇室作為一個家族駕於其它家族之上，皇帝是這個第一家族的代表，因而其家族家成員有資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權勢，以保持其優越地位。\\n\\n（2）罷州郡兵\\n\\n全國統一後，司馬炎下詔：“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即規定： （１）諸州無事者罷其兵。\\n\\n（２）刺史隻作為監司，罷將軍名號，不領兵，也不兼領兵的校尉官。\\n\\n（３）實行軍民分治，都督校尉治軍，刺史太宋治民。\\n\\n罷州郡兵，一方麵可使地方官專心民事，另一是擴大承擔賦役的課丁。兵役是東漢末年以後農民最沉重的負擔，免除這負擔，對恢複生產意義重大，但也因悉去州郡兵，連治安都冇辦法維持，因此到公元三０一年，天下大亂時，無力控製局麵。\\n\\n（3）君臣賽富\\n\\n西晉的皇族和貴族都有優裕的經濟基礎，政治的安定與統一更幫助他們累積了大量的財富，於是縱情享受，過著豪華奢侈的生活。晉武帝領先作了荒淫奢縱的表率，晉書胡貴嬪傳稱：晉武“多內寵，平吳後，複納吳王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使宴寢。”以中國史上開國皇帝而論，實未有如是荒怠縱慾者，以致小人當權，奢侈浪費，風氣日漸敗壞。公卿貴遊也跟著競富爭豪，大臣何曾每天吃飯用一萬錢，還“無處下箸”，他的兒子何劭一定要吃四方畛異，一天膳費二萬錢。王愷是武帝的母舅，曾與當時首富石崇比賽炫耀財富，爭誇豪麗。為維持這種奢靡腐化的生活，必然加緊聚斂，因此貪汙納賄，習以為常，當時有人指：“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可見為害之大。\\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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