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彪傳 第四章 司馬彪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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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一、範曄《後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誌分合考辨\\n\\n二十四史中的《後漢書》，其紀傳為南朝宋範曄撰，唐人李賢等注；其誌為西晉司馬彪撰，南朝梁劉昭注。這兩部分內容聯絡在一起，並非一蹴而就，其分合過程曆時五百年，最後趨於定型。這樣特殊的經曆，在曆代正史中絕無僅有，不但造成刊刻《後漢書》標署撰人書名棘手，曆代刻本頗不一致；而且導致考察《後漢書》分合源流撲朔迷離，曆代學者眾說紛紜。更有不少學人不清楚《後漢書》中的兩部分內容撰者非一人，註疏成眾手，而把全書視為範曄撰、李賢注，在論及《後漢書》諸誌時張冠李戴，評價失實。這類問題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冇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給古代史、史學史和曆史文獻學等研究領域都帶來一定負麵影響。筆者不揣淺薄，試就範曄《後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誌的分合過程加以考辨，提出個人一些初步的意見，希望對此問題研究有所裨益，達到祛疑求是的目的。\\n\\n一、宋代以來《後漢書》刊刻中存在的問題\\n\\n範曄《後漢書》本紀十篇，列傳八十篇，共計九十篇。後人因某些篇目過長，把本紀析為十二卷，列傳析為八十八卷，總成百卷。據劉知幾《史通》記載：“宋宣城太守範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誌、八十列傳，合為百篇。”（《古今正史》）範曄首先撰成紀傳九十篇，隨即又“欲遍作諸誌，《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儘。又欲因事就卷內**，以正一代得失，意複未果。”（《範曄傳》）後因受誣“謀反”被殺，十誌未成。此書雖係未竟之作，但因以《東觀漢記》為依據，又吸收兩晉、南朝諸家後漢史書之長，體例謹嚴，繁簡適當，記事翔贍，議論卓絕，成就遠出同類著作之上，受到廣泛好評。劉昭評價說：“範曄《後漢》，良誠跨眾氏。”（《後漢書注補誌序》他鑒於範書卓越，率先為之作注，“集《後漢》同異以注範曄書，世稱博悉”（《劉昭傳》）。劉昭又為西晉司馬彪所撰《續漢書》中的《律曆》、《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八誌作注，來彌補範曄《後漢書》無誌的缺憾。唐代前期，李賢廣集賓客，再次為範曄《後漢書》作注。唐代中葉的劉知幾評價說：“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範、袁二家而已。”（《古今正史》）指出範曄《後漢書》在眾家紀傳體後漢史書中成就最高。清代乾隆年間的邵晉涵評價《後漢書》創新之功說：“範氏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削。蓋時風眾勢日趨於文，而閨門為風教所繫，當備書於簡策，故有創而不廢也。”進而又評價其論讚的影響說：“《舊唐書·經籍誌》又有範氏《後漢書論讚》五卷，殆以範氏文體高於六朝諸人，而愛其文辭者，遂摘取其論讚，彆為一書歟！”這是讚譽範曄《後漢書》史論對後世史學的影響。他還指出“司馬彪《誌》詳述製度，較《史》、《漢》諸《誌》為稍變其體，後來《晉》、《隋》諸《誌》，實仿其例。”（《後漢書提要》）揭示出司馬彪《續漢書》誌對後世史學的影響。惠棟撰《後漢書補註》二十四卷，對劉昭、李賢兩家《後漢書》注多有補正。清末李慈銘評價範曄《後漢書》的成就說：“自漢以後，蔚宗最為良史，刪繁舉要，多得其宜。其論讚剖彆賢否，指陳得失，皆有特見，遠過馬、班、陳壽，餘不足論矣。”（《後漢書》）高度評價了它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王先謙及其弟子黃山把劉昭《續漢書》誌注、李賢《後漢書》紀傳注和清人惠棟《後漢書補註》融合一處，撰成《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對中國古代學者註釋《後漢書》的成果作了一次全麵的清理，成為曆代《後漢書》註釋的集大成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宋文民著《後漢書考釋》，於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值得參考。由此可見，範曄《後漢書》紀傳和司馬彪《續漢書》誌以及劉昭、李賢註疏，在過去一千多年的流傳中產生了較大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n\\n範曄《後漢書》最早的刻本，係北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由陳充等人校勘，“既畢，遣內侍裴愈齎本就杭州鏤板”（《崇儒》四之一）。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又刊刻由刁衎等人續校的《後漢書》校定本（《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上述兩個版本都隻有範曄所撰的紀傳，而冇有司馬彪的《續漢書》誌。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十一月，判國子監孫奭上疏：\\n\\n光武嗣西漢而興，範曄繼《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並行。克由聖朝刊佈天下，雖紀傳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誌之間，在簡編而或缺。臣竊見劉昭《注補後漢誌》三十卷，蓋範曄作之於前，劉昭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至於《輿服》之品，具載規程；《職官》之宜，各存製度。倘加鉛槧，仍俾雕鎪，庶成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缺。伏況《晉》、《宋書》等，例各有《誌》；獨茲《後漢》，有所未全。其《後漢誌》三十卷，**聖慈許令校勘雕印。（《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牒國子監》）\\n\\n仁宗命馬龜符、孫奭等人校勘，於“乾興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後漢誌》三十卷頒行”（《淳化校三史嘉佑校七史》）。同時把劉昭所注《續漢書》誌補入範曄《後漢書》，於“天聖二年送本監鏤板”（《崇儒》四之六）。自北宋孫奭校刻本把兩書合為一書以後，就產生出《續漢書》誌在《後漢書》中如何位置和撰人暨注者如何署名兩個問題。其一，關於編次位置。北宋孫奭校刻本把《續漢書》誌附在範曄《後漢書》紀傳之後，以後南宋紹興本，元代大德本，明代毛晉汲古閣本，1965年中華書局點校本，皆依此式。但是，曆代紀傳體史書通行的編撰體例為紀、誌、表、傳，《後漢書》無表，所以明代北監本和清代武英殿本就直接把《續漢書》八誌置於範曄《後漢書》十紀之後、八十列傳之前。這樣一來，《後漢書》中三部分內容的編訂次序就出現了“紀、傳、誌”和“紀、誌、傳”兩種版式，難以統一。尤其是目錄編排次序和正文編排次序，有的版本相互歧異，很不一致。如上海涵芬樓百衲本影印南宋紹興本（原缺五卷半，影印時借北平圖書館藏本配補）卷首目錄次序是“帝紀一十卷，誌三十卷，列傳八十卷”，而正文刊刻次序則是“帝紀、列傳、誌”。同樣，汲古閣本卷首目錄凡三行，次序是“十帝紀一十二卷，唐章懷太子賢注；八誌三十卷，劉昭注補；八十列傳八十八卷，唐章懷太子賢注”，而正文刊刻次序也是“帝紀、列傳、誌”。其二、關於撰人與註疏者署名。由於孫奭校勘《後漢書》時誤以為《續漢書》誌是劉昭補作，以致湮冇了司馬彪的名字。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餘靖等人受詔覆校《後漢書》，仍然沿襲其誤，認為“十誌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景佑刊正劄子》）。後來按“紀、傳、誌”次序編訂的南宋紹興本，各紀傳卷端署名“唐章懷太子賢注”，各誌卷端署名“劉昭注補”；毛氏汲古閣本各紀傳卷端署名“唐章懷太子賢注”，各誌卷端署名“梁劉昭注補”。而按“紀、誌、傳”次序編訂的明代北監本，十紀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範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八誌卷端署名“梁剡令劉昭注補”，八十列傳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範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清代武英殿本十紀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範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八誌卷端署名“梁剡令劉昭補並注”（而目錄卻署“梁剡令劉昭補誌”），八十列傳卷端署名“宋宣城太守範曄撰，唐章懷太子賢注”。以致近人胡玉縉批評說：“卷首目錄，官本凡題三行，曰‘宋宣城太守範曄撰’，曰‘梁剡令劉昭補誌’，曰‘唐章懷太子賢注’，亦誤。”（《史部正史類一·後漢書》）標署混亂，莫衷一是。\\n\\n上述版本標署方式的共同問題，就是遺漏了《續漢書》誌的撰人司馬彪（字紹統）的名字，很容易使人產生範曄《後漢書》中的誌為劉昭補作並加註疏的誤解。清代四庫館臣曾經指出：“自八誌合併之後，諸書征引但題《後漢書》某誌，儒者或不知為司馬彪書。”（《後漢書》）事實上這種誤解時有發生，而且也發生在曆代著名學者身上。南宋洪邁論及範曄《後漢書》說：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範煜所撰十誌，一皆托儼，搜撰垂畢，遇煜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複得，一代以為恨。”其誌今缺。煜本傳載煜在獄中與諸甥侄書曰：“既造《後漢》，欲遍作諸誌，《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儘。又欲因事就卷內**，以正一代得失，意複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然儼傳所雲，乃範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卻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誌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缺。故淳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後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誌雲。《新唐書·藝文誌》：劉昭補註《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昭為何代人，所謂誌三十卷，當在其中也。（《範煜漢誌》）\\n\\n洪邁把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誌誤作劉昭補作，難辭考證不審之咎。南宋吳仁傑也誤以為《後漢書》中《郡國誌》為範曄所作（《塗山》）。另據清初何焯說，明清之際學者孫承澤亦有此誤：“八誌，司馬紹統之作，本漢末諸儒所傳而述於晉初。劉昭注補彆有總敘，緣諸本或失刊劉敘，故孫北海《藤陰劄記》亦誤出蔚宗誌《律曆》之文。”（《後漢書誌》）乾嘉時期的王鳴盛又指出孫承澤以外，清初著名理學家李光地亦誤：“範蔚宗之前，作《後漢書》者已有數家，今皆不傳，而範氏獨存。……範書無誌，梁劉昭注之，即以司馬彪《續漢書》誌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為範氏書。”（《範氏後漢書用司馬彪誌補》）可見這個問題不容忽視。\\n\\n二、《後漢書》紀傳與《續漢書》誌分合歧議\\n\\n在說明《後漢書》主要版本存在的問題以後，接下來就要考察範曄《後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誌的分合問題。有關兩書分合情況，宋代以後學者提出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進行了長達**百年的相互論辯。\\n\\n一種意見認為北宋以前範曄《後漢書》紀傳與劉昭所注《續漢書》誌各自單行，至北宋乾興元年由孫奭奏請，始將兩書合為一書。宋人陳振孫較早地提到兩書分合問題，指出：\\n\\n蔚宗本書，《隋》、《唐誌》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有誌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誌爾，序文固雲範誌今缺，乃借舊誌注以補之。其與範氏紀傳，自彆為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誌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雲補亡、補缺，而不著其為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並稱蔚宗撰，益非是。今考章懷注所引稱《續漢誌》者，文與今《誌》同，信其為彪書不疑。（《後漢誌》）\\n\\n根據陳振孫所說，可知二者的分合至北宋最後定型。清人錢大昕讚同陳振孫的看法，詳述《後漢書》紀傳與《續漢書》誌的分合原委。他說：\\n\\n劉昭《注補後漢誌》三十卷，本自單行，與章懷太子所注範史九十卷各彆。其並於範史，實始於宋乾興元年，蓋因孫奭之請。今北宋槧本前載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具列奭奏，其略雲：“範氏作之於前，劉昭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蓋誤以《誌》為蔚宗作，不知昭序已明言司馬紹統矣。昭本注範史《紀》、《傳》，又取司馬氏《續漢誌》兼注之，以補蔚宗之闕，故於卷首特標註補，明非蔚宗元文也。（《司馬彪續漢書誌附範史以傳》）\\n\\n錢大昕指出司馬彪《續漢書》誌和劉昭註疏由於宋代學者的努力，得以儲存下來，同時也指出誤《續漢書》誌為劉昭所作始於宋人。乾隆年間所修的《四庫全書總目》為《後漢書》所作提要說：\\n\\n今本八誌凡三十卷，彆題梁剡令劉昭注。據陳振孫《書錄解題》，乃宋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建議校勘，以昭所注司馬彪《續漢書》誌與範書合為一編。案《隋誌》載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唐書》亦同，《宋誌》惟載劉昭《補註後漢誌》三十卷，而彪書不著錄，是至宋僅存其誌，故移以補《後漢書》之缺。其不曰《續漢誌》而曰《後漢誌》，是已併入範書之稱矣。或謂酈道元《水經注》嘗引司馬彪《州郡誌》，疑其先已彆行；又謂杜佑《通典》述科舉之製，以《後漢書》、《續漢誌》連類而舉，疑唐以前已並八誌入範書，似未確也。（《後漢書》）\\n\\n四庫館臣所引“或謂”之說，實指邵晉涵為《四庫全書總目》中《後漢書》所作的提要初稿意見，我們留待後文詳細辨析。從上述各家記載來看，可見北宋以前範曄《後漢書》雖已有劉昭“借舊誌注以補之”，但範曄《後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誌仍是“自彆為一書”。宋真宗乾興元年，孫奭建議把二者校勘為一書，而冇有註明範曄《後漢書》中的誌乃是司馬彪《續漢書》誌，而直接說成劉昭“補亡”、“補闕”，造成後人諸多誤解。但是，兩書至北宋合併則是確切的事實。\\n\\n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兩書合併不始於宋人，北宋以前已經合在一處。清人邵晉涵提出唐代合併之說：“酈道元《水經注》嘗引司馬彪《州郡誌》，疑彪之諸誌在六朝已有單行之本，故昭為之注。杜佑《通典》述科舉之製，以《後漢書》、《續漢誌》連類而舉，則知以司馬《誌》附見範書，實始於唐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宋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合為一書者，考之不審也。”（《後漢書提要》）明確表示不讚同陳振孫提出的北宋合併說。趙翼指出：“《後漢書》撰述家最多，是以範蔚宗易於藉手。……又十誌乃劉昭取司馬彪所作以補範書者，增《百官》及《輿服誌》是矣，《刑法》、《藝文》亦史之所當載者，乃不為作誌，則東漢之刑名及諸人著述於何考乎？此又補註者之失也。”（《後漢書》）他把司馬彪“八誌”誤作“十誌”，失考；同時還把劉昭“注補”說成“補註”，指責補誌門類欠缺，理解有誤。但趙翼指出“劉昭取司馬彪所作以補範書”，意思卻非常明確，承認劉昭把司馬彪《續漢書》誌合入範曄《後漢書》。王鳴盛認為兩書合併在北宋以前已經完成，而且指出合併兩書之人就是劉昭。他說：\\n\\n範書無誌，梁劉昭注之，即以司馬彪《續漢書》誌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為範氏書。觀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宋《館閣書目》已如此誤也。此《誌》每卷首題雲梁劉昭注補，不知何人題。正因以司馬《誌》補範書即劉昭所為，故後人題之如此。彆本改雲補註，豈司馬《誌》有所缺，昭補之兼注之耶？司馬《誌》無缺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誌》者，而昭又補其注耶？昭之前未見有注者也。姑再考之。（《範氏後漢書用司馬彪誌補》）\\n\\n王氏所說的“彆本改雲補註”，即清代武英殿本《後漢書》中各誌卷端署名“梁剡令劉昭補並注”，造成他對劉昭“注補”還是“補註”問題心存疑慮。殊不知此舉乃係後人妄改，本不足存疑，但王鳴盛卻認為應當“再考之”，於此可見乾嘉史家考史的慎重態度。李慈銘不同意錢大昕等人的看法，明確提出劉昭注範曄《後漢書》時把司馬彪《續漢書》誌加以註釋並補入範書的觀點。他說：\\n\\n《後漢書》中八誌，自來多誤為範氏作。國朝朱氏彝尊、錢氏大昕、紀氏昀、王氏鳴盛，洪氏頤煊、趙氏翼皆辨正之，今日為遍錄於汲板範書之首。惟錢氏、紀氏謂以司馬書並於範書，始自宋乾興中孫奭、餘靖等奏請，則尚未確。《梁書》及《南史》劉昭本傳，俱僅雲昭注範曄《書》，而昭自序雲：“範誌全缺，乃借司馬《續書》八誌，注以補之，分為三十卷，以合範史。”是合司馬《誌》於範書，乃始於昭。故《隋書·經籍誌》雲：“《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範曄本，梁剡令劉昭注。”即今所傳帝紀十二卷、誌三十卷、列傳八十八卷是也，共計一百三十卷，而雲“一百二十五卷”者，偶寫誤耳。（《後漢書》）\\n\\n李慈銘所謂“錢氏、紀氏謂以司馬書並於範書，始自宋乾興中孫奭、餘靖等奏請”雲雲，前引錢大昕與《四庫全書總目》皆無是說，而是他自己把北宋乾興年間和景佑年間兩次校勘之人誤合在一起，強加在錢大昕和紀昀頭上。幸好這一錯誤並未影響其結論。胡玉縉不同意《四庫全書總目》的觀點，認為“劉昭已將八誌併入範書，《提要》知注補彆有總敘，乃不加考覈，以或疑唐以前以並八誌入範書為未確，何其疏也！”（《史部正史類一·後漢書》）從上述諸家的記載來看，可見是劉昭把司馬彪《續漢書》誌註疏後補入範曄《後漢書》，而不是遲至北宋孫奭校勘時才把兩書合併一處。他們的結論同樣斬釘截鐵，不容置辯。\\n\\n三、《後漢書》紀傳與《續漢書》誌分合辨疑\\n\\n以上兩種意見，除邵晉涵以外，其餘諸家爭論的焦點非常集中，即究竟是南朝劉昭還是北宋孫奭把司馬彪《續漢書》誌與範曄《後漢書》紀傳合為一書。所以，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對邵晉涵的意見加以辨正。邵氏引杜佑之書證成己說，經查杜佑《通典·選舉典》有關範曄《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與科舉關係的有關文字，有如下一段記載：\\n\\n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並劉昭所注誌為一史，《三國誌》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誌；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誌。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並《貞觀政要》，共為一史。（《選舉典五》）\\n\\n杜佑記載唐代科舉考試把範曄《後漢書》和劉昭所注的司馬彪《續漢書》誌二者並列，既說明它們之間有密切關係，又恰恰表明當時兩書各自獨立，僅僅利用範曄《後漢書》紀傳知識不夠，所以要把劉昭所注《續漢書》誌與範書配合使用；如果說唐代兩家已經合為一書，就完全冇有必要兩書並舉了。邵氏之說不僅不能證實司馬彪《續漢書》誌附入範曄《後漢書》“始於唐人”，反而驗證了陳振孫所謂北宋以前兩家“自彆為一書”的結論正確。所以，四庫館臣為《四庫全書總目》的《後漢書》提要定稿時，認為邵晉涵的看法僅僅是推論之辭，“似未確也”，難以自圓其說，不予采用。\\n\\n排除了邵晉涵的說法以後，剩下的問題就是評價劉昭合併說與孫奭合併說二者孰是孰非。我認為，隻有詳細考察兩書分合時間及其原委，才能辨明雙方觀點與論辯的是非得失，對兩書分合的曆史事實祛疑考信，從根本上解決問題。\\n\\n範曄《後漢書》有紀傳而無誌，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無庸再加辨析。劉昭為其書的紀傳作注時，為彌補這一缺憾，便把司馬彪《續漢書》中的誌文單獨加以註疏，補入範曄之書。他比較範曄確定的《誌》目與《續漢書》八誌的異同，並且闡明注補宗旨說：\\n\\n尋本書當作《禮樂誌》；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為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曆》、《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遍作諸誌，《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台雲構，所缺過乎榱角；為山霞高，不終逾乎一簣，鬱絕斯作，籲可痛哉！徒懷纘輯，理慚鉤遠，乃借舊誌，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為三十卷，以合範史。（《後漢書注補誌序》\\n\\n劉昭之所以把司馬彪的八誌“分為三十卷，以合範史”，有兩個用意：一是範曄欲撰《後漢書》紀、誌、傳百篇，是效法班固《漢書》而作，《漢書》紀、誌、表、傳百篇，後人析為一百二十卷；而範曄《後漢書》隻成紀傳九十篇，所以劉昭遵從範曄之意，把《續漢書》誌分為三十卷，合為一百二十卷。二是把《續漢書》誌移入《後漢書》，與紀傳相互配合，成為一部體例比較完整的史書。於是從梁朝開始，出現了第一個《後漢書》紀傳與《續漢書》誌彙為一書的合編本，紀傳為範曄撰，誌為司馬彪撰，而紀、傳、誌皆為劉昭註疏。\\n\\n需要說明的是，劉昭注補的一百二十卷《後漢書》，在以後的歲月中並未取代範曄九十卷本《後漢書》，而是注補本和原本各自單行。清人王先謙說得好：“以《續誌》補範，昉自劉昭。昭之《後漢書》注固已合誌於紀傳矣，然此自劉氏一家之學，範書原本則仍止紀十卷，傳八十卷，未嘗闌入《續誌》也。”（《述略》）直至唐初，仍然是範曄《後漢書》原本與劉昭《後漢書》注補本並存，據唐太宗貞觀年間修撰的《隋書·經籍誌》記載：“《後漢書》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範曄撰；《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範曄本，梁剡令劉昭注。”（《經籍誌二》）關於《隋誌》記載的兩個版本卷數分彆比原書多出數卷，曆代學者多認為係傳抄之誤，我以為極有可能是後人把兩個版本的紀傳中某些長篇析成子卷，而又分合未定，造成各本卷數不一致。\\n\\n唐代高宗年間，太子李賢招集張大安、劉訥言、格希元等人，對範曄《後漢書》重新加以註釋。對於這次註疏，清代學者認識並不一致。王鳴盛認為李賢註疏采用劉昭注補本，改注紀傳而仍保留八誌的原注。他說：“唐章懷太子賢既用其本改其注矣，於誌仍用昭注。注紀傳易，注誌難，避難趨易也。且昭所注《續誌》頗有可觀，則其紀傳注必佳，仍舊可耳，何必改作！”（《範氏後漢書用司馬彪誌補》）錢大昕則持另外一種看法，認為唐人所注者乃範曄原本：“章懷太子彆注範史，而劉注遂廢。惟《誌》三十卷，則章懷以非範氏書，故注不及焉。而司馬、劉二家之書，幸得傳留至今。”（《司馬彪續漢書誌附範史以傳》）李慈銘針對二人之說，認為錢大昕更得其實。他指出：\\n\\n王氏謂章懷太子既用劉昭本《後漢書》改其注矣，於誌仍用昭注者，以注紀傳易，注誌難，故避難趨易雲雲。錢氏謂章懷本僅注範書，以《誌》係司馬書，故仍昭之舊注，不為更易，此說得之。當日有唐文治極盛，親王朱邸文學之士甚多，況既有舊注，但加考正，集眾手以成完書，何難之有！（《後漢書》）\\n\\n李慈銘右錢左王的意見完全正確，然而他把錢氏“惟《誌》三十卷，章懷以非範氏書，故注不及焉”的看法錯解為錢大昕主張李賢註疏“仍昭之舊注，不為更易”，即李賢所注《後漢書》中仍用劉昭注補的司馬彪《續漢書》誌，則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錢大昕。如前所述，錢大昕堅持北宋補合之說，不可能認為李賢注《後漢書》裡仍然保留劉昭補誌。而這隻能是李慈銘自己的意見，因為他堅持南朝補合說，所以認為唐代仍然如此。我認為，錢氏所謂“章懷太子彆注範史”的意思，一方麵是說李賢從新註疏範曄《後漢書》，鑒於劉昭註疏偏重於考證記事異同與訛謬，所以李賢註疏偏重於訓詁文字和名物度數；另一方麵是指李賢等人不使用劉昭注補本，因為唐代前期範曄《後漢書》原本仍然存在，所以李賢等人註疏範圍隻包括紀傳，《續漢書》誌“故注不及焉”。還應當提到的是，自範曄《後漢書》問世以來，後人傳抄其紀傳就存在篇卷分合不一的情況。王先謙分析說：“範書《隋誌》載九十七卷，新舊《唐誌》則雲九十二卷，《宋誌》則雲九十卷。以十紀、八十列傳篇各為卷計之，惟《宋誌》卷數與今本合。《隋》、《唐誌》所載，或多七卷，或多五卷，當由就紀傳之繁重者分出子卷，隋所分者，唐又間取而合之，是以卷數不同。”（《述略》）李賢註疏以後，這種歧互趨於穩定，形成十篇本紀十二卷和八十篇列傳八十八卷的格局，迄今不變。《舊唐書·經籍誌》記載李賢注《後漢書》一百卷，可證李賢注本的紀傳由範曄原書九十篇中析出十個子卷，變為一百卷。\\n\\n在唐代很長一段時間裡，《後漢書》李賢等注本與劉昭注補本同時並存。但因李賢以皇太子身份注《後漢書》，自然受到唐人重視，而劉昭注補《後漢書》則逐漸散佚。據《舊唐書·經籍誌》記載：“《後漢書》五十八卷，劉昭補註。”《新唐書·藝文誌》也記載：“劉昭補註《後漢書》五十八卷。”雖然兩《唐書》均把“注補”誤作“補註”，但據此可知劉昭注補本《後漢書》僅僅剩餘五十八卷，損失過半。唐代學校以及科舉考試，規定使用李賢注本，而這個注本中冇有誌文及註文，所以朝廷詔令從劉昭所注《後漢書》殘篇中抽出注補的《續漢書》誌，與李賢注本配合使用，前引杜佑《通典》述科舉考試規定“《後漢書》並劉昭所注誌為一史”足以為證。經過唐末五代戰亂，到北宋時期，劉昭注本散佚更加嚴重。據《宋史》記載：“範曄《後漢書》九十卷，章懷太子李賢注；劉昭《補註後漢誌》三十卷。”（《藝文誌》）這裡說李賢注本九十卷，是合併子卷統計數字，與《舊唐書》記載的一百卷並不矛盾。但所載“《補註後漢誌》”書名有誤，當為“《注補後漢誌》”。劉昭注本僅僅剩餘《注補後漢誌》三十卷，可證所注紀傳全佚。司馬彪《續漢書》誌以及劉昭註疏之所以能夠儲存下來，緣於“唐時功令，習《後漢書》者並昭所注誌為一史，故續誌注三十卷得以儲存，至宋不廢耳”（《述略》）。儘管如此，八誌中“《天文誌》第三卷通卷無注，必係亡失，非劉氏原本；至《五行誌》第四卷通卷無注，其為亡失，更屬顯然。”（《範氏後漢書用司馬彪誌補》）既然李賢注本有紀傳而無誌，而劉昭注本又僅剩八誌而無紀傳，孫奭校書時把兩個注本合為一書，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了。這是範曄《後漢書》紀傳與司馬彪《續漢書》誌彙為一書的第二個合編本，與第一個合編本所不同的是，這個合編本中誌仍為劉昭註疏，而紀傳則是李賢等註疏。\\n\\n綜上所述，可知趙翼、王鳴盛、李慈銘等認為兩書合併始於劉昭，係指第一個合編本，而陳振孫、錢大昕、四庫館臣等認為兩書合併始於孫奭，係指第二個合編本。平心而論，不論主張劉昭合併兩家之書，還是主張孫奭合併兩家之書，看法都不夠全麵，隻說對了一半；而兩家各據所見相互駁辯，也是互有優絀，隻能證明對方說錯了一半。隻有全麵考察兩書的分合過程，把兩家意見結合起來辨析，才能消弭分歧，最大限度地得出切合實際的結論。\\n\\n四、餘論\\n\\n在今天看來，不論是劉昭為範曄《後漢書》紀傳和司馬彪《續漢書》誌作注並把兩書合而為一；還是北宋君臣把李賢等所注範曄《後漢書》紀傳與劉昭所注司馬彪《續漢書》誌再度合為一書，都已成為中國古代史學上的一段佳話。但迄今為止刊印的各種版本《後漢書》，仍然存在不少問題。我們應當充分護惜前賢的苦心與成果，把《後漢書》進一步整理完善。\\n\\n第一，兩書應分彆標目。範曄《後漢書》紀傳和司馬彪《續漢書》誌以及劉昭、李賢註疏，在千百年流傳中已經成為一個有機整體，所謂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全書總名仍然應該定為《後漢書》，這也是劉昭、孫奭等曆代學者的共同願望，應當充分尊重。但在合為一書之後，不能僅僅標著範曄一人之名，一家之書，使人誤認為範曄撰成全書，湮冇司馬彪撰《誌》之功。錢大昕曾經提出恢複《續漢書》誌的名稱：“司馬史實名《續漢書》，劉氏以補範缺，因冒‘後漢’之名。今既與範史並列學官，謂宜改題‘續漢誌’，以複紹統舊名，且訂宋明刊本沿襲之失。”（《司馬彪續漢書誌附範史以傳》）李慈銘也認為：“今江寧新刻本雖悉依汲本，而以此《誌》次範書列傳之後，題曰‘續漢誌’，又載昭補註之序，其體最善。”（《桃花聖解盦日記》）所謂江寧新刻本即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金陵書局本，扉頁署“範曄後漢書九十篇一百卷，唐章懷太子賢注；司馬彪續漢書誌八篇三十卷，梁剡令劉昭注補”，非常準確。今後出版《後漢書》，應當采納錢大昕、李慈銘的意見，在扉頁單獨標目，分彆標明“後漢書紀傳”與“續漢書誌”的名稱。\\n\\n第二，撰人應同時署名。近代以前的《後漢書》刊本，大多不署司馬彪的名字，造成謬種流傳的後果。為了彌補這一缺失，早在清代乾隆年間，四庫全書本《後漢書》就“於此三十卷，並題司馬彪名，庶以祛流俗之訛焉”（《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點校本《後漢書》在紀傳各冊的扉頁上標明“後漢書，宋範曄撰，唐李賢等注”，在八誌兩冊的扉頁上標明“後漢書誌，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補”，對撰人和註疏者署名作了全麵標示。然而這樣處理仍未臻儘善，因為司馬彪八誌名為“續漢書誌”，而不是“後漢書誌”。以後出版《後漢書》，應當吸取前代教訓，借鑒四庫全書本和中華書局本署名的方式，明確標著《後漢書》紀傳為南朝宋範曄撰，唐李賢等注；《續漢書》誌為西晉司馬彪撰，南朝梁劉昭注補，避免後人再產生誤解。\\n\\n第三，編次應注重體例。自宋人以劉昭注司馬彪《續漢書》誌補範曄《後漢書》以後，曆代刻本大多置於範書紀傳之後，以便保持兩書完整，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這一體例卻不符合曆代正史紀、誌、表、傳的編纂傳統。以汲古閣本為例，儘管在目錄中按照“紀、誌、傳”次序編訂，本紀的次序由卷一至卷十，誌的次序由卷一至卷三十，列傳的次序由卷一至卷八十；但在正文裡仍舊是紀傳在前，八誌居後，而且紀傳次序通排，由卷一至卷九十，卷端下腳標署“後漢書”；八誌次序重新編排，由卷一至卷三十，卷端下腳仍然標署“後漢書”，而不署“續漢書”。另外，八誌三十卷的版心又題“後漢誌”而不題“續漢誌”。名目繁雜混亂，編次表裡不一。武英殿本目錄則是本紀的次序由卷一至卷十，誌的次序由卷十一至卷四十，列傳的次序由卷四十一至卷一百二十，眉清目朗，而且與正文一致。所以，應該把武英殿本編纂義例進一步繼承和發揚下去，徹底打破舊刻本體例的束縛，達到前後一貫的效果。\\n\\n第四，篇卷應規範用語。曆代學者在論及範曄《後漢書》篇卷時，用語極不統一，紀傳或謂九十篇，或謂九十卷，或謂一百卷，全書或謂一百二十卷，或謂一百三十卷。王鳴盛認為，司馬彪撰“紀、誌、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今彪書《誌》見存凡三十卷，篇即卷也，則其紀傳僅五十篇，未免太略。”（《範氏後漢書用司馬彪誌補》）其實三十卷乃八篇，而《隋誌》和兩《唐誌》均記載《續漢書》八十三卷，則其紀傳不是五十篇，而是七十五篇，幾乎十倍於誌，不可謂之寡略。王氏所說的“篇即卷也”，隻適用於漢唐時期，因為《史記》、《漢書》雖然篇長則分子卷，然而各子卷仍作一篇，篇目總數不變。所以，《後漢書》紀傳九十篇，即可稱九十卷；後人析為百卷，仍可稱九十篇。唐宋以後，情況發生變化。清代章學誠指出：“惟司馬彪《續漢書》誌，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篇卷》）此例一開，後世史書不複計篇，分卷猥濫，如《新唐書》誌五十卷，合起來隻有十三篇，表十五卷，隻有四篇；《宋史》列傳二百五十五卷，隻有一百九十餘篇。人們既沿用舊稱，謂範曄原本九十篇或九十卷，兩次合編本一百二十卷；又習慣於用後世的名詞稱呼前代史書，稱《後漢書》原本百卷，合編本一百三十卷，篇卷混雜，名實淆亂。明代汲古閣本署“範曄後漢書凡九十八篇一百三十卷”，在篇和卷用語上比較規範，應當予以重視。\\n\\n總起來說，今後新印《後漢書》的版本次序結構應該是：一、封麵題“後漢書”；二、扉頁三行題“後漢書紀，南朝宋範曄撰，唐李賢等注；續漢書誌，西晉司馬彪撰，南朝梁劉昭注補；後漢書傳，南朝宋範曄撰，唐李賢等注”；三、關於兩書分合與整理情況的“出版說明”；四、目錄：按紀、誌、傳一百三十卷次序排列；五、正文：與目錄順序一致；六、附錄：收入範曄《獄中與諸甥侄書》、劉昭《後漢書注補誌序》、《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書門下牒國子監》、《景佑刊正劄子》。這樣既充分尊重前人的成果，又有利於恢複曆史真相。\\n\\n二、詠司馬彪續漢誌\\n\\n年代：【唐】 作者：【李世民】 體裁：【五古】 類彆：【記事】\\n\\n二儀初創象，三才乃分位。非惟樹司牧，固亦垂文字。\\n\\n綿代更膺期，芳圖無輟記。炎漢承君道，英謨纂神器。\\n\\n潛龍既可躍，逵兔奚難致。前史殫妙詞，後昆沉雅思。\\n\\n書言揚盛跡，補闕興洪誌。川穀猶舊途，郡國開新意。\\n\\n梅山未覺朽，穀水誰雲異。車服隨名錶，文物因時置。\\n\\n鳳戟翼康衢，鑾輿總柔轡。清濁必能澄，洪纖幸無棄。\\n\\n觀儀不失序，遵禮方由事。政宣竹律和，時平玉條備。\\n\\n文囿雕奇彩，藝門蘊深致。雲飛星共流，風揚月兼至。\\n\\n類禋遵令典，壇壝資良地。五勝竟無違，百司誠有庇。\\n\\n粵予承暇景，談叢引泉秘。討論窮義府，看核披經笥。\\n\\n大辨良難仰，小學終先匱。聞道諒知榮，含毫孰忘愧。\\n\\n三、作品欣賞\\n\\n《雜詩》\\n\\n左攬又翠羈。右撫犀象鞍。\\n\\n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n\\n玉出閬風側，珠生南海濱。奕奕不同阪，蘇桂揚其芬。\\n\\n烈烈玄飆起，粲粲繁霜凝。勁風回白雪，長川激素冰。\\n\\n秋節良可悲，百華鹹萎落。堂前柳隨風，疏林樹蕭索。\\n\\n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飄飄隨風轉。\\n\\n長飆一飛薄，吹我之四遠。搔首望故株，邈然無由返。\\n\\n《贈山濤》\\n\\n翩翩野青雀，受性孤且微。昔生三河側，鼓翼帝王畿。\\n\\n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嶽。上淩青雲霓，下臨千仞穀。\\n\\n處身孤且危，於何托餘足。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n\\n今者絕世用，倥傯見迫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n\\n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冉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n\\n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n\\n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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