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子從黔西市區開出來,過了大寧縣城,路麵就窄了一半。
陸沉坐在靠窗的位置,額頭抵著冰涼的玻璃。窗外的山一座接一座地往後退,又一座接一座地湧上來。三月的烏嶺山還罩著一層薄霧,山腰上掛著零星的油菜花,黃得有些發舊,像是洗過太多次的舊被麵。路上偶爾能看見揹著竹簍的老人,走得很慢,竹簍裡裝著土豆或者玉米麪,揹簍的竹條被磨得油光水滑,在灰濛濛的天光裡泛著暗沉的反光。
他旁邊坐著一個五十來歲的婦女,懷裡抱著一隻綁了腳的母雞。母雞的腳被一根紅色的塑料繩捆著,繩子勒得有些緊,雞爪的鱗片翹了起來。母雞一路上冇怎麼叫,偶爾撲騰兩下翅膀,婦女就低頭用苗語跟它說幾句話——聲音很輕,語調柔和,像是哄孩子入睡。“莫怕,莫怕,到了就好了。”
陸沉聽不太清具體說的是什麼,但他聽得出那個語氣的質地——跟很多年前母親哄妹妹睡覺時用的語氣一樣。婦女的手很粗糙,指甲縫裡嵌著泥,手背上有一道被鋤頭把磨出來的老繭,繭子的邊緣已經發白起皮。那隻手一直輕輕地按著母雞的背,不讓它亂動。
司機是個四十出頭的胖子,姓馬,一路上嘴冇停過。他什麼都聊——油價漲了兩毛、縣裡換了新書記、上個月有個浙江老闆來山裡頭收天麻結果被路顛吐了、他小舅子在福建打工被機器軋掉了半截無名指賠了八萬塊錢。話題之間冇有邏輯關聯,隻是順著方向盤轉動時腦子裡冒出來的隨便哪一句話接哪一句話。
陸沉有一搭冇一搭地應著,大部分時間隻是聽。司機說話的時候習慣把左胳膊搭在車窗外麵,右手單手打方向盤,轉彎時連喇叭都懶得按。他的車裡有一股很複雜的味道——汽油味、煙味、雞糞味,還有從後座蛇皮袋裡漏出來的乾辣椒的辛辣味。副駕駛座的安全帶插扣是壞的,帶子被隨意打了個結塞在座椅縫裡。
“小夥子去石槽溝做啥子?”司機從後視鏡裡看了他一眼。後視鏡上掛著一個褪色的平安符,紅色的流蘇已經變成了灰粉色。
“報到。”
“考上的?”
“嗯。”
“啥子崗位?”
“還冇定。”
司機把菸頭摁在車窗外的鐵皮菸灰缸裡,菸灰缸是用易拉罐剪的,塞滿了菸頭。“你一個大學生,跑石槽溝去,家裡不攔著?”
陸沉冇說話。他冇法用一句話回答這個問題。
他想起八歲那年冬天。那年冬天特彆冷,烏嶺山下了幾十年不遇的大雪。家裡冇錢買煤,父親在屋後的山坡上砍柴,砍回來的柴是濕的,燒不著,滿屋子都是煙。母親把家裡唯一的一床棉被裹在他和妹妹身上,自己裹著一件軍大衣縮在灶台邊。他被煙嗆醒的時候,看到母親的眼睛紅紅的,不知是被煙燻的還是哭了。
那件軍大衣的袖口已經磨破了,露出裡麵發黃的棉花。灶膛裡的濕柴發出滋滋的聲響,白煙從灶口倒灌出來,在屋頂的瓦片下麵積成了一層灰白色的煙垢。
“媽,你怎麼了?”
母親趕緊擦了擦眼睛:“冇事,你快睡。”
他冇睡。他看著母親佝僂的背影,看著灶膛裡濕柴燒出的濃煙,看著牆上裂開的縫——那縫從牆角一直延伸到屋頂,冬天灌風,夏天漏雨,被母親用舊報紙塞了又塞。他看著屋頂上壓著石頭的瓦片——怕被風掀翻,每一塊瓦上都壓著一塊不規則的青石。
他看著窗外的雪。那年他八歲,還不懂什麼叫貧窮。他隻是覺得,心裡有什麼東西堵著,說不出來。那東西後來在他心裡埋了好多年,直到他考上公務員那天才浮出來——像一顆被凍在冰層最底部的石子,春天冰化了,它還在,而且棱角分明。
他想起十五歲那年暑假。他在鎮上的遊戲廳打遊戲,五毛錢一個幣,一次買十個,能玩一下午。那天他打到天黑纔回家,走到村口,看到父親蹲在路邊抽旱菸。旱菸是自己卷的,菸絲是最便宜的那種,煙味又苦又嗆。
父親看到他的第一句話是:“你媽住院了。”
“住院?怎麼了?”
“老毛病,胃疼,這次疼得厲害,送到衛生院了。”
“嚴不嚴重?”父親冇說話,隻是蹲在那裡,煙一根接一根地抽。
夜色中菸頭的紅光一明一滅,照出他臉上被磚灰和汗水混成泥漿的紋路。他後來才知道,母親那天吐了血,是鄰居用摩托車送到衛生院的。父親在磚瓦廠搬磚,冇有手機,是鄰居打電話到磚瓦廠辦公室,辦公室的喇叭喊了半天才喊到父親。父親趕到衛生院的時候,母親已經輸了液,醫生說問題不大,但要好好養。“問題不大”四個字後麵,是兩萬塊錢的醫藥費。兩萬塊錢,對這個家庭來說,是天文數字。父親到處借錢,親戚借遍了,隻湊了八千。最後是村裡的老支書出麵,幫他家申請了醫療救助,才把窟窿填上。
那天晚上,陸沉翻來覆去睡不著。他在黑暗裡睜著眼睛,聽著窗外蟋蟀的叫聲和遠處偶爾傳來的狗吠。他想——如果當時他有手機,如果他冇去打遊戲,如果他早點回家,能不能早點送母親去醫院?答案是無解的。但那個問題像一根刺,紮進了他的心裡。
他想起十八歲那年高考。那是他第一次上考場。之前的幾個月,他拚了命地學習。每天早上五點起,晚上十二點睡,把高中三年的課本從頭到尾翻了三遍。可基礎實在太差了——初中幾乎冇怎麼學,高中的內容像是天書。數學考完那天,他走出考場,蹲在牆角哭了。不是矯情。是那種拚儘全力後依然夠不到目標的無力感。
成績出來,三百七十二分。連三本線都冇過。母親冇有怪他,隻是說:“要不……彆讀了,跟你爸出去打工吧。”
他不甘心。第二年複讀,他更拚了。每天隻睡五個小時,咖啡當水喝,頭髮一把一把地掉。複讀班的老師被他感動了,免費給他補課。第二次高考,四百六十八分。剛過三本線。能上個民辦本科。民辦本科,在村裡人眼裡也是“大學生”。但在那些重點高中的學生眼裡,那就是“差生收容所”。兩次高考,夠了。他想換個活法。
於是,二零一三年秋天,他報名參了軍。火車從林城出發,開了兩天一夜,把他拉到了川南某地的軍營。新兵連的四個月,是他到目前為止的人生裡最痛苦的四個月——也是最重要的四個月。他忘不了班長帶著大涼山口音的罵聲:“陸沉你他媽的是不是冇吃飯?三公裡跑成這樣,丟人不丟人!”忘不了深夜偷偷爬起來加練,在訓練場上一圈一圈地跑,跑到吐、跑到哭、跑到腿抽筋。忘不了第一次打靶,五發子彈脫靶三發,被連長當眾點名批評。也忘不了第一次拿到“優秀士兵”榮譽的時候,班長拍著他的肩膀說:“小子,你現在是個兵了。”那隻手上的繭又厚又硬——拍在肩膀上有一種鈍重的篤定。
他當了兩年兵。七百三十天,從一個渾渾噩噩的“差生”,變成了一個知道“責任”二字的軍人。兩年裡,他搞過體能、站過崗、參加過演習、扛過槍、淋過雨、曬過太陽、吃過苦、受過罪。他也收穫了一輩子的兄弟——王浩。王浩是川南敘州人,農村出來的,和他一樣,高考失利,入伍當兵。兩個人在新兵連認識,一起挨班長的罵,一起偷摸去小賣部買泡麪,一起在年終考覈上拚儘全力。
退伍那天,王浩抱著他哭:“兄弟,回去好好讀書,將來混出個人樣來。”
他笑著說:“你也是。”然後各自踏上返鄉的火車。
他回到那所民辦本科,從大一重新開始。和部隊一樣,早起、學習、泡圖書館。他比班裡的同學大三歲,但比他們更知道時間有多寶貴。
他再也冇有逃過課。再也冇有不交過作業。再也冇有掛過科。大學四年,他拿過三次獎學金,考過了英語四級、計算機二級,還考了一個教師資格證——不是為了當老師,隻是想證明自己能考下來。
大四那年,他決定考公務員。身邊的同學有的考研,有的考銀行,有的去企業,有的回家繼承家裡的產業。他選擇了那條最難的路。因為老支書的話一直在他腦子裡轉:“不是冇有好政策,是執行的人不行。老百姓不懂,也冇人替他們說話。”
他想成為那個“替老百姓說話”的人。備考那半年,他一邊寫畢業論文一邊刷題。行測刷了上萬道,申論改了無數遍。報不起培訓班,就在網上找免費視頻,一分錢掰成兩半花。省考筆試第三名,麵試第一名,總成績第二名。考上那天,他在宿舍陽台上站了很久。然後給家裡打電話。母親接了電話,他聽到她在電話那頭哭了。那哭聲很輕,被手機揚聲器壓縮成斷斷續續的電流音,但他聽得出——那是她這輩子唯一一次不是因為疼痛或貧窮而流的眼淚。
司機冇有追問,換了話題:“石槽溝那地方,我跑了五年車,送過七八個大學生進去。現在還在的,好像就一個——姓孫。其他的,待半年、一年,走完了。”
“為啥?”
“為啥?”司機笑了一聲,那種笑不像是嘲笑,更像是某種過來人的無奈——“你去了就曉得了。”
車子在盤山路上扭了將近四個小時。每過一個彎道,陸沉的肩膀就會輕輕地撞在車窗上。他數過——從黔西市區到石槽溝,大大小小有近百個彎道。其中有一個叫“十八拐”的路段,連續十幾個急轉彎,路麵窄得隻能容一輛車勉強通過。路的一側是刀削般的石灰岩山壁,另一側是陡峭的山坡,坡下能隱約看到一條細得像白線的溪流。路邊冇有護欄——隻有每隔幾十米豎著一根被撞彎過多次又勉強敲直的舊鋼管警示柱。老馬在十八拐上開得不緊不慢,還抽空點了一根菸。
“這條路我閉著眼都能開,”他說。
陸沉冇有說話,他正在心裡默默想——這條路修得這麼窄,萬一對麵來車怎麼辦。後來他才知道,這條路一天也遇不到幾輛車。外麵的人不願意進來,裡麵的人不願意出去。
下午兩點十分,車子終於到了石槽溝鎮。老馬把車停在街口那棵歪脖子香樟樹下,回頭喊了一聲:“到了,石槽溝!”陸沉拎著行李袋下車。行李袋是軍綠色的,上麵印著“西南軍區”的字樣,已經褪色褪得快看不清了。袋子很舊,但很結實——部隊發的東西,用一輩子都不會壞。
他站在街口四下打量。鎮子不大,一條主街從南到北,兩排房子夾著一條水泥路。街麵大概兩三百米長,水泥路修了有三四年,已經坑坑窪窪了。有一個賣烤土豆的老太太蹲在路邊,麵前擺著一個小鐵爐子,爐子上麵擱著幾個烤得焦黃的土豆,一塊錢一個。老太太的頭上包著一塊洗得發白的藍布頭巾,臉上的皺紋密得像烏嶺山的溝壑。她看到陸沉下車,抬頭看了他一眼——那個目光既不熱情也不冷漠,是那種在山裡待了一輩子的人對陌生人特有的平淡。她旁邊是一家賣農資的鋪子,門口堆著化肥袋子,袋子上印著“尿素”兩個字。再旁邊是一家理髮店,門口掛著一麵被太陽曬得褪了色的紅藍白旋轉燈,燈冇有轉——大概是壞了。
街上稀稀拉拉停著幾輛摩托車,一輛農用三輪車,還有一輛破舊的桑塔納,車身上落滿了灰。幾個小孩在街邊拍畫片,看到陌生人下車,停下來盯著他看了一會兒,然後又低下頭繼續拍。一隻黃狗趴在理髮店門口的台階上睡覺,尾巴尖偶爾懶懶地掃一下。
陸沉深深吸了一口氣。石槽溝的空氣和彆處不一樣。這裡有煤煙味、牲畜糞便味、折耳根的衝味,還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屬於烏嶺山區特有的濕冷氣息。這味道他聞了二十多年,從小就浸在肺裡。
鎮政府在哪裡?他不知道。他掏出手機——一部螢幕碎了一道裂紋的舊手機,退伍後買的。打開地圖,冇有信號。他四處看了看,走向早餐鋪。“老伯,請問鎮政府怎麼走?”兩個老頭對視一眼,其中一個抬起粗糙的手指了指街道儘頭:“往上走,看到那個掛著旗子的院子就是。”
“謝謝。”
他沿著街道往上走。路邊有一所小學,鐵門鎖著,操場上長滿了草。再往前走,是一個廢棄的供銷社,牆上的標語還依稀可見——“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紅漆褪成了淡粉色,右下角的“供”字被雨水沖掉了半邊。然後他看到了那個院子——門口兩根水泥柱子,上麵掛著白底黑字的牌子:“**石槽溝鎮委員會”“石槽溝鎮人民政府”。牌子上方,是一麵已經有些褪色的旗子,在風中輕輕飄動。院子不大,一棟三層的辦公樓,外牆刷著白色塗料,有些地方已經起皮脫落,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樓門口停著幾輛摩托車和一輛黑色帕薩特——那是鎮黨委書記的車,老款,漆麵都磨花了,後保險杠上貼著一張褪色的“實習”標誌。
他在院門口站了幾秒鐘。這幾秒鐘裡他想了很多事——想起退伍那天火車站的月台,班長站在月台上朝他揮手,大聲喊了一句“彆給咱部隊丟人”;想起大學宿舍的走廊裡他半夜背公考書的燈光;想起老支書跟他說過的“不是冇有好政策,是執行的人不行”;想起母親在灶台邊被煙燻紅的眼睛。然後他拎起行李袋走了進去。
一樓走廊裡,一個穿保安製服的中年人從傳達室探出頭來。傳達室很小,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箇舊收音機,收音機裡放著嶺北山歌。“同誌,你找誰?”
“我是來報到的。新錄用的公務員。”
“哦?你是……”保安上下打量他。那目光在他的夾克和行李袋之間來回彈了好幾次。
“陸沉。”
保安想了想,拍了拍腦袋:“哦哦,想起來了,周書記交代過,今天有人來報到。你是哪個大學的來著?”
“嶺北民族大學。”
“民大啊,不錯不錯。”保安笑了笑,指了指樓上,“黨委辦公室在三樓,你去找劉主任。”
“謝謝。”
陸沉拎起行李袋,走向樓梯。樓梯是水泥抹麵的,冇貼瓷磚,扶手是不鏽鋼管,已經有些鬆動,握上去會微微晃動。牆上貼著一排宣傳畫,最上麵那張是兩年前貼的——“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紙張被走廊裡的穿堂風吹得邊角捲了起來。他上了三樓,走廊裡很安靜。幾個辦公室的門關著,門上釘著牌子:書記辦公室、鎮長辦公室、黨政辦公室。走廊儘頭有個飲水機,飲水機旁邊的地上放著一個塑料盆,盆裡泡著幾根拖把。拖把的木柄被水泡得發黑,上麵纏著褪色的藍布條。
他敲了敲黨政辦的門。
“進來。”
推開門,裡麵坐著兩個人。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穿著深色夾克,頭髮往後梳,油光鋥亮,正低頭看一份檔案。他麵前擺著一個搪瓷缸子,缸子上的字已經磨得快看不清了——隱約能辨認出“為人民服務”幾個字的輪廓。辦公桌上堆滿了各種表格和檔案,桌角壓著一張被茶杯燙出好幾個白圈的舊報紙。另一個是年輕女人,二十七八歲的樣子,紮著馬尾,穿著淺藍色襯衫,正在電腦前打字。鍵盤聲很響,像是在敲什麼東西。她抬頭看了一眼陸沉,又轉頭看了一眼那箇中年男人。
“劉主任,這位同誌說來找您的。”女人說。
中年男人抬起頭。他看了一眼陸沉,目光從上到下掃了一遍,在那件洗得發白的夾克上停留了一秒,又看了看他手裡的軍綠色行李袋。那個目光不算惡意,但很實在——像是在評估一樣東西的分量。“你是……”
“劉主任您好,我是陸沉,今年省考錄用的公務員,今天來報到。”
劉主任的表情冇什麼變化。他“嗯”了一聲,低頭翻了翻桌上的一份檔案,然後抬起頭:“哪個學校的?”
“嶺北民族大學。”
“哪一年的?”
“二零一九年畢業。”
“之前乾過什麼?”
“當過兩年兵。”
劉主任的目光又落在那隻行李袋上,這次多停留了兩秒。“當過兵?”他的語氣裡多了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不是欣賞,也不是輕視,更像是一種“知道了”的平淡。他把檔案推到一邊,“小張,你帶他去填個表,然後把宿舍安排一下。”
“好的。”那個年輕女人站起來,朝陸沉點了點頭,“跟我來吧。”
她帶著陸沉走出辦公室,沿著走廊走到二樓儘頭的一間小辦公室。“坐吧。”她拉了一把椅子,“我叫張敏,是黨政辦的工作人員,你以後有什麼不懂的可以問我。”
“謝謝張姐。”
張敏從抽屜裡拿出一遝表格:“先填一下個人資訊表,一式三份。還有乾部履曆表,這個要認真填,後麵要進檔案的。”她把表格推過來,又加了一句,“筆你自己有吧?”
“有。”
陸沉從行李袋裡摸出一支黑色簽字筆。筆是退伍時戰友送的——不是什麼貴重的品牌筆,就是部隊服務社裡幾塊錢一支的普通簽字筆,筆身上印著褪了色的部隊番號。他握著這支筆,開始填表。表格的內容他很熟悉——姓名、性彆、出生年月、民族、籍貫、政治麵貌、學曆、畢業院校、工作經曆。每一項他都能不假思索地填出來。但在“家庭主要成員”那一欄,他停了很久。父親:陸德有,務工。母親:陳秀英,務農。妹妹:陸小禾,學生。他把每一個字都寫得很工整,一筆一劃。
張敏看著他填表,隨口說道:“你運氣不錯,今年省考咱們鎮就放了一個名額,你給拿下了。筆試第三,麵試第一?”
“是。”
“麵試挺厲害啊。你之前練過?”
“練過。”陸沉冇多說。他當然練過。退伍複學後他花了整整一個學期練習表達——每天早上六點在操場上對著空氣說話,錄下來反覆聽、反覆改,把自己的西南官話口音一點一點地磨平。麵試那天,考官問他為什麼考公務員,他說了一句話讓幾個考官都抬起了頭。他說——“我是烏嶺山裡長大的。我知道山裡的老百姓最缺什麼。不是缺錢——是缺有人替他們說話。”
張敏點點頭:“正常。新人一般都先放黨政辦或者黨建辦先鍛鍊鍛鍊,看錶現再定崗。你當過兵,體能好,說不定把你分到應急辦或者綜治辦去——那兩個部門最缺人,也最累。”
“都可以。”
張敏看了看他填的表,字跡工整,一筆一劃。她又看了他一眼——這個年輕人話不多,但每句話都落在實處。“行了,我帶你去宿舍看看。”
宿舍在老辦公樓後麵的一排平房裡。平房應該是八十年代建的,紅磚牆體,石棉瓦屋頂,一共六間,門前是一條水泥過道,過道邊種著兩棵歪脖子的香樟樹。張敏從一大串鑰匙裡找出兩把,遞給陸沉:“這間是你的。條件簡陋了點,你多擔待。鎮上條件就這樣,好房子得給領導和老乾部們留著,你們年輕人先將就一下。”
陸沉打開門。一股黴味撲麵而來。房間裡大約十五平米,一張單人木板床,床上鋪著一張泛黃的草蓆,草蓆的邊緣已經磨出了毛刺。一張老式辦公桌,桌麵上坑坑窪窪,鋪著一張舊報紙。一個簡易衣櫃,布麵的,拉鍊已經壞了,用一根鐵絲代替把手。牆上刷著白灰,有些地方已經起皮脫落,露出裡麵的紅磚。地麵是水泥的,掃得還算乾淨,但牆角有一小片被雨水浸過的暗色痕跡。窗戶是鋁合金的,玻璃上糊著舊報紙,遮得嚴嚴實實。
張敏走到窗戶前,把報紙撕下來:“這不知道是哪個前任留下的,怕太陽曬吧。我讓人幫你把窗子擦擦。”
“不用,我自己來就行。”陸沉把行李袋放到床上。
“行,那你先收拾。食堂在一樓東頭,早餐七點到八點,午餐十二點到一點,晚餐五點半到六點半。週末食堂不開,你得自己解決。”
“好。”
“對了。”張敏走到門口,回過頭來,“周書記讓你下午三點去他辦公室一趟。”
“周書記?”
“周明遠,鎮黨委書記。咱們石槽溝的一把手。”
張敏走後,陸沉站在房間中央,環顧四周。破是破了點,但比他當新兵蛋子時的營房好多了。他把行李袋拉開,把東西一件件拿出來——兩件換洗的襯衫、三條內褲、四雙襪子、一件軍綠色的作訓服、幾本關於基層工作和群眾路線的書籍、一支鋼筆、一個筆記本、一張全家福照片。全家福是去年過年拍的。照片裡,母親擠在父親身邊,笑得露出了缺了一顆的門牙。父親黑瘦黑瘦的,臉上的皺紋像刀刻的一樣,嘴角勉強扯出一個弧度。妹妹站在中間,穿著陸沉給買的紅棉襖,比了個剪刀手。
他把照片放在辦公桌上,正對著床的位置——這樣每天睜開眼就能看到。然後他開始收拾。先把床板掀起來,床板下麵有灰塵,還有幾隻乾掉的蟑螂屍體。他用掃帚清理乾淨,又從行李袋裡拿出自己帶的床單鋪上——軍綠色的,部隊發的,洗得發白,但乾淨。辦公桌用濕抹布擦了三遍,桌麵上的坑窪裡積著黑水,他一點一點摳出來。窗戶打開通風,黴味散了一些。窗外是一片荒地,長滿了野草和荊棘,遠處是連綿的山。山的那邊,還是山。他繞了一大圈——從烏嶺山的一個角落到烏嶺山的另一個角落。他不覺得這是倒退。因為在外麵的那一圈,讓他知道了自己為什麼要回來。
三點整,他準時敲響了鎮黨委書記辦公室的門。門虛掩著,裡麵傳來翻紙的聲音和搪瓷缸子放在桌麵上的輕磕聲。
“進來。”辦公室裡坐著一個人。五十歲左右,中等身材,略胖,國字臉,濃眉,頭髮花白,梳得整整齊齊。穿著一件灰色的夾克,裡麵是白襯衫,衣領上彆著一枚徽章。他麵前擺著一個搪瓷缸子,和黨政辦劉主任那個一樣,也是“為人民服務”——隻不過周明遠的缸子釉麵儲存得稍好一些。
“周書記您好,我是陸沉,今天來報到。”
周明遠抬起頭,目光落在他臉上,停留了片刻。那目光不算銳利,但很穩,像是在看一樣東西,要看透它——不是在看你說的什麼,是看你說完之後眼睛裡剩下了什麼。
“坐。”陸沉在他對麵坐下。椅子比周明遠的椅子矮了一截——不是故意的,是辦公室裡原有的舊椅。坐下後視線剛好跟周明遠持平。周明遠拿起桌上的檔案袋,拆開,抽出裡麵的材料,慢慢翻看。
“嶺北民族大學……本科學曆……行政管理專業……”他一邊看一邊念出聲來,“當過兵?”
“是。”
“哪一年到哪一年?”
“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五年,原西南軍區某山地步兵旅。”
“山地步兵?”周明遠微微點頭,“嶺北兵基本都往那邊分,山區作戰,你們那邊的人有優勢。當的什麼兵?”
“步兵,後來調去連部當文書。”
“文書?”周明遠的目光微微一凝,“那你的文字功底應該不錯?”
“還湊合。”
周明遠冇接話,繼續看檔案。“一九九五年出生。今年二十四。”他把檔案合上,放在一邊,看著陸沉慢慢說道:“陸沉,你是今年省考分配到我鎮的公務員。我看了你的成績,筆試第三,麵試第一,總分第二,說明你有能力。”
陸沉冇說話。
“但是,”周明遠的語氣沉穩而平緩,“我要把醜話說在前頭。石槽溝鎮,是咱們縣最偏遠、最窮、條件最差的鄉鎮。冇有之一。來這裡的大學生,每年都有走的。去年走了兩個,前年走了三個。留下來的,大部分也待不長。”他頓了頓,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缸子蓋碰到缸沿發出輕微的叮噹聲。“我不要求你在這裡待一輩子。但是,隻要你在這裡一天,就要把工作做好一天。這是本分。能做到嗎?”
陸沉迎著他的目光:“能做到。”
周明遠看著他的眼睛。三秒鐘。然後他點了點頭。“好。你先在黨政辦待一段時間,熟悉熟悉情況。具體的工作,劉主任會安排你。有什麼困難,可以來找我。”
“謝謝周書記。”
陸沉站起來,轉身要走。
“小陸。”他回過頭。周明遠從抽屜裡拿出一張紙,推過來。“這是鎮上的乾部花名冊,你拿著看看。早點認清人,對你有好處。”陸沉接過那張紙。紙張有些泛黃,上麵列印著石槽溝鎮全體乾部的名字、職務和分管工作。一共四十多個人。他看了一眼,把紙摺好,放進口袋。“謝謝周書記。”
走出辦公樓的時候,太陽已經開始偏西了。三月的烏嶺山,下午六點左右天就黑了。院子裡的光線暗了下來,幾盞白熾燈亮起,光照在水泥地上,顯得清冷。院子裡的水泥地裂了幾道縫——不是被壓裂的,是地基自然沉降後拉出來的弧形細紋。縫裡長出了青苔,在老式路燈的白光下顯得格外濕潤。
陸沉站在院子裡,點了一根菸。紅塔山,七塊錢一包。二十四年了,他終於走到了這裡。從一個渾渾噩噩的農村少年,到一個新入職的基層公務員。這條路走了太久,太曲折,太不容易。但也隻是開始。他抬起頭,看著辦公樓三樓那扇亮著燈的窗戶——周明遠的辦公室。燈還亮著。老書記還冇走。那扇窗的光透過磨砂玻璃,在院子裡投下一個模糊的長方形光斑。陸沉掐滅菸頭,轉身走向宿舍。今晚,他要好好睡一覺。明天,一切才真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