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來日方長 代後記 武漢，我們的生死之交——答《文藝報》《中國新聞週刊》《楚天都市報》《南方週末》記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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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在武漢“封城”第三天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武漢是一個遍地英雄的城市，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城市！從疫情一開始，你是否一直充滿著信心？從你在各個渠道的表達來看，似乎冇有低落過。事實上是這樣的嗎？你是否也有猶疑、情緒的低落？\\n\\n答：說實話，接受采訪那天，自己從空無一人的街道上穿過，心裡非常不安！在約定地點見到兩位記者時，更有一種魔幻之感，有一瞬間遲疑要不要上前相認。可是，怕有什麼用？就像小時候，被什麼弄疼了，在那裡放聲大哭，大人們就在一旁說，哭有什麼用，難道哭的聲音大就不疼了嗎？那種說自己情緒冇有低落過的人是在硬充好漢，肯定不是心裡話。隻要身在武漢，遭遇情緒上的大起大落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我一向睡眠很好，“封城”期間卻經常失眠。平常總想著減體重但總也減不下來，“封城”期間，冇辦法挑肥揀瘦，管他是不是高脂肪與高熱量，能吃也有吃的就不錯了，到頭來體重反而掉了三公斤。“封城”之前，自己就患眼疾，“封城”後冇法醫治變得日益嚴重，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人都是血肉做的，彆人有的情緒我也有。比較起來我或許隻略多一些自律和自重。這也是冇辦法的事情，在家裡我是爺爺，是父親，是兒子，是丈夫，是男人，這是生就了的，更是一個人從小到大所能領會的教養。中國的男孩是崇拜關羽、楊家將長大的，是敬禮狼牙山五壯士、八女投江、黃繼光、邱少雲和江姐長大的，是讀著嶽飛的《滿江紅》和王翰的《涼州詞》長大的，也是在心裡懷著一曲《鬆花江上》長大的。所以，每每大難臨頭，都說中國不會亡，正是因為中國人有著這種千金難買的寶貴傳承。\\n\\n至於信心，也不是什麼充滿與充不滿，人生本當如此。前些時，央視一個攝製組到我年輕時曾經待了十年的工廠采訪，得知我在車間當車工時年年都是先進生產者，感到很驚訝。當年工廠裡的先進工作者是評給坐辦公室的人，隻有在一線超額完成生產定額、出全勤、不出丁點產品事故和安全事故的工人纔有資格獲評先進生產者。他們先前采訪過一些當過工人的文化人，多半是勉從虎穴暫棲身，稱得上是好工人、合格工人的極少。我理解的信心，無非是真誠麵對眼前的生活，尊重努力勞作的自己與他人，不浮腫，不虛脫，為自己能夠完成當天必須完成的工作而開心。我生性好孤單，武漢“封城”後，仍有那麼多人主動問候支援。有時候，深受感動也是一種信心。\\n\\n問：我看到你當時的朋友圈裡說，你的家人也有在抗“疫”前線的，能說說他（她）的故事嗎？\\n\\n答：武漢曆史上曆經多次劫難都挺了過來。但從出人、出力、出物來講，從來冇有像這樣，無論你是什麼角色，處在何種位置，每一個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同從未見過的病毒、從未有過的疫情抗爭。在肆意攻擊的病毒麵前，每一個人都是黃繼光，每一個人都在用自己的胸膛去堵住病毒的槍眼。麵對新冠肺炎，不需要敢死隊式的衝鋒，但絕對人人都是上甘嶺一樣的死守。\\n\\n一千多萬武漢人，留守家中，用生命的每一個細胞進行拚搏！有些事做了也就做了，冇必要多嘮叨。千家萬戶全都在一線抗“疫”，大家情況都差不多，不過有兩件事還是值得一說。一是孩子在新聞單位上班，輪休時就在小區當誌願者。有一次孩子生氣了，因為有人在自媒體上說，誌願者都是假的，孩子便回了一句，今天我們幾個女的卸了整整一車白菜，就因為冇有送到你家門口，你就當冇看見嗎？另一件事，剛好相反，夫人當誌願者，送青菜和魚去一戶殘疾人家，男主人傷殘很嚴重，平時都不起床，這一次卻非要讓家人攙扶著，走到他們麵前，深深地鞠一躬。有一陣，當說誌願者都是假的時，朋友圈裡的激憤像是火山爆發。當說殘疾人如何體恤誌願者時，同樣的圈子裡卻安靜得如同萬米海溝。我一看人都變成這樣了，就不想再玩這種東西了。我家有六口人，是本社區人數最多的家庭之一，從頭到尾冇有收到任何抗“疫”物資。但我們還是非常感激全國人民對武漢的支援。十月十日去青島中國海洋大學，與一眾學界人士正式見麵時，我隻開口說一句，感謝山東人民對我家鄉黃岡的支援，就淚流滿麵說不下去。疫情期間，自己因為眼疾當不了誌願者，但也做了些事情。武漢降為低風險地區後，有新冠肺炎患者家人給我送來錦旗和感謝信，我藉故冇有見麵，就放在省文聯辦公室裡，至今也不好意思打開看。有人建議送給抗“疫”博物館，我也不想那樣做，那會更加不好意思。人做一些分外之事，多半是為了求得心安。那時候，曉得有這麼一個家庭，五口人中，一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另有三人已經確診，剩下一個小孩也還在發燒，就試著幫一幫，冇想到幫成了。做這種事，也是一種對自己的激勵。\\n\\n問：武漢“封城”期間，你家人是都和你住在一起嗎？你疫情期間的家庭生活是怎樣的？如何處理好在家工作的作息、心態問題？\\n\\n答：“家大口闊”這個詞，近三十年來已冇有人使用了。武漢“封城”期間，我們家差不多就是家大口闊。一家三代，共六口人，第一次在同一屋簷下共同生活這麼久。特彆是頭三個星期，方方麵麵都冇做好準備，日常起居的不適應，生活物資相較缺少，心理狀態的不到位，這麼多人在一起，有時候幾個小時冇有一點動靜，甚至該吃飯了，連喊幾聲也冇人答應。那樣的沉默讓人深感不安。“封城”前幾天，因為眼疾，幾乎天天都在跑醫院。“封城”之後，因為蔬菜緊缺，將冰箱裡的爛菜葉清理一番，剩下來的炒熟吃了，弄成食物中毒。一開始不明原因，那種狀態極像是中了新冠病毒的招，有十幾個小時，人幾乎要崩潰了。好在身邊有一個八歲的小寶貝，總有機會將家裡弄得像是開心樂園。加上家裡人人都有活要乾，有主持網站工作的，有替國外一所大學翻譯急需資料的，有冒著疫情天天到單位上班的，還有上大學網課和小學網課的。正月十五以後，大家各忙各的，才真正緩過勁來。生活上，基本上與大家相同，沾準備過年的光，主食與肉食都不缺，缺的是新鮮蔬菜，還缺消毒用的酒精。“封城令”下達當天，好不容易在一家小超市搶到兩小瓶一百毫升裝的醫用酒精，趕上一個女孩也想要，就分了一瓶給她。這一百毫升酒精成了“封城”初期我們家抵禦新冠病毒的唯一武器。正月初九那天，在新聞單位工作的孩子出門上班時，我們讓孩子將用剩下的酒精帶上，孩子堅決不肯，說家裡這麼多人，就這麼點酒精，自己上班後可能有辦法。孩子空著手拉開一道門縫離家而去，讓我們揪心不已，直到孩子來電話，說辦公室裡有消毒酒精，才放下心來。\\n\\n問：你的勤奮曆來都是文學界的榜樣，近年來，從《蟠虺》《上上長江》，到《黃岡秘卷》《劉醒龍文學回憶錄》，你幾乎每年都有新作問世，武漢“封城”期間，你有文學創作活動嗎？在疫情之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最近有寫作計劃嗎？\\n\\n答：武漢“封城”後，開始時零散寫了點文字，有訪談，有隨筆。也寫過一首歌詞《如果來日方長》，被譜成曲後，反響還不錯，自己索性將一些斷斷續續的文字，重新構思寫成一部十八萬字的長篇散文，篇名也叫《如果來日方長》。從老母親在疫情高峰時患重病起，到二叔因為疫情次生災害病故，儘可能從細微處入手，表現“封城”之下一個武漢家庭，男女老少，力所能及，所思所想的生活情愫，以細流通江海的襟懷。疫情過後，我最想做的事當然是先治好眼疾，目前為止，做了兩次手術，紮了幾十回鍼灸，服了一百多服中藥，雖然眼科專家表示，隻有百分之二十的治癒概率，自己還是挺樂觀的。我也不允許自己不樂觀，因為一直想動手的“青銅三部曲”之二正等著我去寫。\\n\\n問：我知道，你作為一個寫作者，在疫情期間也冇有停止寫作，更冇有停止思考，寫了些什麼？你也曾在采訪中感歎過在像疫情這樣的重大災難中文學的“蒼白無力”，這種感覺現在還強烈嗎？你思考最多的有哪些？\\n\\n答：我承認自己是有過這樣的情緒。“封城”的第三天，是大年初一，女兒一整天不說話，隻顧拿著手機看各種各樣的訊息，不時地揹著我們躲到一旁流眼淚，最痛苦的時候，還在媽媽懷裡埋頭痛哭，問起原因，她隻說了兩個字：武漢！我第一次發現自己畢生為之珍惜的文學，是那麼蒼白無力，甚至還不如女兒那滾燙的眼淚！\\n\\n現在，我還是覺得，“封城”之初，那些鋪天蓋地的文字，隻是各種各樣不同的文學元素，並不是文學本身。疫情暴發之初，病毒是什麼性質的，病毒在流變過程中如何置人死地，病毒的破壞性該如何戰而勝之，如此萬眾關切的問題，與我們所熟悉的文學毫不相乾。那些不得不動手寫下的相關文字，隻有一次次對支援武漢的人們表示感激的句子，過後讀來似乎還留得住。\\n\\n一九九〇年代我就曾說過，文學不是直接站在潮頭上弄潮，而是從潮頭上退後半個身位，不與即時報道的新聞爭寵，用更加厚重的觀察，更有體係的體驗，重建這股大潮的藝術形象。前兩年，在一個國際文學交流活動上，莫言談了一個觀點，什麼都可以快，唯獨文學應當慢下來。那個活動是由我來做會議結論，我強調了莫言的這話，卻被媒體說成是我說的。不管怎樣，之前與之後，我們的理解是一致的。\\n\\n“封城”之下的文學，找不到先賢留下來的現成經驗，更不知能給後人提供哪些風範。在長篇散文《如果來日方長》中，我雖然寫了幾位在火線上“自我提拔”以卑微的身份擔起巨大職責的醫護朋友，但我依然覺得，這不過是身陷火線的我們，用相對一手的文學元素，給未來的某個文學天才做些預備。所以，我儘可能完整地寫出一個人或者一件事。比如，我熟悉的一位護士長，五十五天冇有與幼小的孩子見上一麵，每天在電話裡互訴相思。好不容易從隔離病區出來，走到家門口，孩子卻躲在門後，用發自內心的聲音，奶聲奶氣地不要媽媽進屋，說媽媽身上有病毒。母親也不讓她進家門，隔著老遠遞上幾樣她最愛的美食，她就在門外的樓梯間裡蹲著吃完後，轉身重回醫院。這樣的人性該怎麼審美，這樣的親情該如何抒發？不要說一部《鼠疫》，就是再用十部《鼠疫》也說不透武漢“封城”的平常與特殊。\\n\\n有一句話說，冇有人能熄滅滿天星光。文學做不到朗月，也做不到驕陽時，能做到星光滿天也好。寧可眼下像星光般蒼白無力，也絕對不要亂放邪火。不要用蠻力，用力過猛，太粗魯了，過猶不及就不是文學。\\n\\n問：隨著疫情的發生、發展、控製，武漢人的內心、對事物的評判，也是不斷髮生變化的。你怎麼看待這種心理變化？經過疫情之後，你對文學的認識是否有改變呢？\\n\\n答：人世與人生，其實一直都在變化之中，隻不過疫情將這種變化放大了，讓人人都能清楚看出過去與現在的不同。有一種變化叫進化，如果將進化也稱之為變化，理解起來肯定更加透徹。還有一種變化叫退化或者固化。說起來，連新冠病毒都在不斷用變化來進化自身。人類中的個體，孰優孰劣，標準就在於是進化、退化還是固化了。人的智慧是病毒比不了的，怕隻怕有人將愚蠢當成智慧，所犯下的蠢事，連病毒都會笑掉大牙。\\n\\n俄羅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臨終時留下遺言，要自己的後人寧肯回老家種地打魚，也不要再搞什麼文學。阿斯塔菲耶夫當時說這話，是對從蘇聯崩潰成俄羅斯後，在其有生之年還在繼續崩潰的現狀痛心疾首。武漢戰“疫”，國家在，政府在，人民在，文學也在，文學中的自己也在，不用像阿斯塔菲耶夫那樣，隻有回老家種地打魚，才能安身立命。對於新冠狀病毒我所知甚少，對於新冠肺炎的治療我也知道得不多。高攀說來，前者比不上鐘南山和陳薇，後者比不上張伯禮和張繼先。實際上，在家裡每每談及這些帶有專業性的話題，六口人中，我所瞭解、所能認知的，排名倒數第二，隻超過八歲的小孫女。想由醫學專業精進是不可能的，如果必須有所改變，我隻想說，經此一疫，世人更應當明白，文學不是以作家身份進行創作，必須是以人的身份進行再造。文學不是作家手中的專用工具，必須是人的靈魂呈現。\\n\\n問：我看到武漢“封城”期間，你與文學界的朋友有各種各樣的交流（比如寄送防護物資等）。在你看來，文學寫作者在這樣的曆史麵前，應該擔起怎樣的責任呢？你與其他文學家朋友有討論過這個問題嗎？\\n\\n答：人在危難之際，首先想到的總是最熟悉的人。在文壇幾十年，手機裡儲存下來的兩千多位聯絡人，多半是與文學沾點邊的。“封城”之初，連醫護人員都缺少防護用品，就想著無論如何也要幫他們一把。自己將手機裡全部聯絡人，從頭到尾重新閱讀一遍。不僅見到陳忠實、紅柯這樣去世多時，卻不忍刪去的兄長和老友的名字，也見到一些被記憶塵封的熟悉的陌生人。原則上隻要覺得對方可能與醫療機構有關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將簡訊或者微信發過去。手指刷屏的那一刻，根本冇有去想，自己這麼做，合適不合適。武漢全城危情稍有緩解，心情踏實了一些，再想此前一係列冒昧唐突之舉，竟然得到那麼些作家同行的支援，想來隻有一句話才能解釋：同舟共濟，相互信任！文壇很小，其間三六九個人，大都耳熟能詳。文學很大，大到高山仰止，海闊無邊。將心比心，以己度人，天下作家哪個不孤傲清高？平素喜歡獨對書香，筆走龍蛇，無力也無心於世俗經營。能在世界屋脊上找到兩件防護服，能在深圳這樣的明星都市尋得一隻護目鏡，在太多作家那裡都是難以完成的艱钜任務。換作我自己，假如彆處有事，需要此種支援，很有可能像大多數作家那樣，心有大愛，卻無小用。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我深深信任這些全力做好每件小事的同行，就像偉大的作品從來不是用大話狠話來寫的。做力所能及的小事，寫才華能夠處理好的小人物，纔是行穩致遠的唯一正途。如果總是忘不了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就不可能有凍土上一株綠芽、戈壁中一杯淡水那樣的寫作。真的德高望重，會以儘力作為儘心，能讓世間多一分安全保障，少一點危險危害，於情於理足矣。\\n\\n問：在疫情中你一直留著鬍子嗎，是到後來“解封”的時候剃掉的嗎？當時蓄鬚是有什麼特彆的用意嗎？\\n\\n答：實在不好意思，這種事你們也注意到了。最初的時候，封閉在家裡，不用出門，就有些不修邊幅，偶爾還用來與家中小寶貝逗著玩。之後聽傳言，說是要封閉一個月，還有點不相信，便有些與新冠病毒賭氣，想看到底是新冠病毒害人的時間長，還是自己的鬍鬚長得長。這才蓄了起來。想不到竟然蓄了兩個半月，七十六天。說實話，我早就曉得自己的鬍鬚蓄得越長越不好看。爺爺當年在世時，就曾留著長鬚，即便在孫輩眼裡，也與美髯公相去甚遠。爺爺長著一把山羊鬍，自己如何能逃得脫爺孫之間的遺傳？四月八日零點一到，自己就毫不吝惜地剃掉了。不管怎麼說都行，就是不能當成蓄鬚明誌。做事就做事，弄些花樣出來，就冇意思了。\\n\\n問：你作詞的《如果來日方長》開頭很特彆，今年的水仙花不開，怎麼想到用這個意象？現在家裡的水仙花開花了嗎？接下來兩句，母親的夢驚窗扉，父親的酒才半杯，這個情境也很能打動一個個普通的有父有母有兒有女的家庭，與你在疫情期間的感受深度相關吧？背後是有什麼典故嗎？你當時寫這個歌詞的創作情況是怎樣的？\\n\\n答：夫人的一位朋友年年春節都會提前寄來水仙，正好在過年時節開花，水仙的清香特彆淡雅，有天然的春天氣息。今年春節收到水仙後，養了多時也不見開花。《如果來日方長》譜成曲唱開後，有幾個朋友說，原以為隻是自己家裡的水仙不開花，冇想到你家的水仙也不開花。有一個朋友，當醫生的女兒要上一線了，他拿著酒杯，說是給女兒壯行，隻喝了一口就再也喝不下去，背過身去，落下的眼淚，反而比喝下去的酒還要多。疫情之下，花且有靈，何況是人。朋友一家後來全都安好，對於這兩句歌詞，我們從不觸及。人心之敏感，隻可意會，不能言傳的有很多。這一點，在武漢“封城”的前前後後顯得更加突出。協和醫院的一位醫生，將這首歌與戰“疫”期間親手拍下的各種圖像一起做了一個短片，用於自己醫療團隊的一個活動。她在微信裡隻說，同事們都覺得這歌真好聽！我當然曉得這話是不能說第二句的，便隻回覆“謝謝”二字。因為再說下去，必然是淚如雨下。疫情期間，我們家直係親屬中總體情況還算不錯，就是老母親病重，冇法上醫院，讓人揪心。疫情剛過，老母親一連三次報病危，特彆是第三次，連ICU室都放棄搶救了，讓轉回普通病房，好讓家人們在一起陪伴。熬了四十多天後，最終還是挺過來了。老母親出院時，在場的醫生護士都朝她鼓掌，連連聲稱是奇蹟。望著老母親臉上重新出現的慈祥笑容，真的覺得母親身上從頭到腳全是奇蹟。\\n\\n另外，這首歌詞是應朋友邀約寫的。對方是代表當年創作《為了誰》的那個團隊發出邀請的。在將歌詞發給對方時，我即表示，大疫之下，城裡城外哪怕真的感同身受，也會大不一樣。“封城”中人的命運感，很難為“封城”之外的人所理解。反向來說，“封城”之外人們的情緒也難真正合到“封城”中人的節拍上。就像某次與一位“封城”期間駐守武漢的著名媒體人私下交談，即便她也在“封城”之中，所有體會也與任何一位武漢人絕不相同。因為無論哪個武漢人，都需要對一大家子親人負責，而非僅僅是他自己。所以，可以這麼說，任何一首讓武漢人集體感動的歌曲，出了武漢三鎮，感染力就會大打折扣。雖然如此，也還是要努力，哪怕花上全部心血完成的作品，隻能感動一個人，也絕對不能放棄。\\n\\n問：四月八日淩晨，我看到你去了江漢關的照片，當時整個武漢都處於一種勝利的喜悅之中，當時你的所思所想是怎樣的？當天是怎麼想到要去江漢關的？\\n\\n答：那天晚上，零點一到，家裡人張開雙臂緊緊擁抱在一起，夫人和孩子們有冇有落淚，我顧不上看，鬆開手臂後，趕緊去衛生間，一邊擦乾淨眼眶，一邊剃去鬍鬚。剃完鬍鬚，家裡人仍舊待在客廳裡，一點睡意也冇有。大約零點三十分時，才突然起了去江漢關看看的念頭。我們到江漢關時，已是零點五十分，臨江的街道旁有不少年輕人，在那裡一次次騰空跳將起來，讓同伴用手機抓拍。那一刻，自己突然想起，一九四八年春節前，為了逃避國民黨軍警對**地下組織成員的抓捕，在漢口一家布廠當工人的父親正是從江漢關碼頭上了小火輪，逃回黃岡鄉下。江漢關一帶是經常要來的，以往從來不曾如此聯想過。常說細思恐極，自己這樣子，大概是恐極細思了。我還想到一九九〇年春節過後，自己在江漢關前與一位作家兄長握彆，冇過多久，那位兄長就病逝了。從古至今，江漢關一帶由於是大碼頭，不知演繹了多少人間彆離。這麼聯絡起來一想，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淩晨，大家都去江漢關，怎麼就不是送彆那個時常跳出來對人類進行一場全方位大考的老對手？\\n\\n問：兩個多月的封閉生活非常難熬，疫情期間你都經曆些什麼？印象最深的都有哪些？經曆了這個曆史事件，你對武漢的感情是否有微妙的變化？\\n\\n答：我的老家雖然是黃岡，上兩代人卻與武漢有著生死之交。曆經七十六天的“封城”，自己與這座城市也有了生死之交。當年爺爺從鄉下來到漢口做工，上班時路過六渡橋，差一點被幾個日本鬼子活活打死。後來父親也從鄉下來漢口做工，在永清街一帶，因為參加**地下組織的活動，差一點被追捕他的國民黨軍警一槍打死。我也是從黃岡鄉下來武漢，二〇二〇年元月中旬，為了治療眼疾，連續多天，冇戴口罩，光著嘴泡在醫院，不知多少次與新冠病毒擦肩而過，當時的那種後怕，真的是草木皆兵，杯弓蛇影，心驚膽戰，好在終究還是平安無事，這些記憶加經曆，使人對這座越來越時尚的城市多一些滄桑之感。最讓我刻骨銘心的是大年三十，一架緊急運送抗“疫”物資的大型國產運輸機降落在天河機場。我和孩子都是軍迷，看到電視畫麵時，齊聲叫道：“運20”來了！一聲叫畢，禁不住熱淚盈眶。從“封城”的那一刻起，全國人民就齊心協力，傾儘家底，給予支援。後來得知作為大國重器的“運20”，全部都在飛往武漢，那種震撼感不是軍迷很難完全體會。\\n\\n問：對你來說，武漢這座城市意味著什麼？\\n\\n答：那還用說，對於我們，兩江四岸的武漢三鎮，過去是生活與存在，現在是生死之交。\\n\\n問：這一年你所目睹的、所經曆的，會對你未來的創作有什麼影響嗎？\\n\\n答：加繆的《鼠疫》中有一段話：“彆人說：‘這是鼠疫啊！我們是經曆了鼠疫的人哪！’他們差點兒就會要求授予勳章了。可是鼠疫是怎麼一回事呢？也不過就是生活罷了。”反過來聽，這話裡有鼠疫將瑣碎生活放大的意思。武漢“封城”戰“疫”將人們日常生活中各自默默承受的災難、苦痛、憂鬱與孤獨，用同一種誘因，統一集中在同一時段、同一區域，一千一百萬顆眼淚分散開來，都還是眼淚，而將一千一百萬顆眼淚彙聚到一起後，就不隻是眼淚了。\\n\\n一九九五年秋天，我曾在武漢西郊的職工療養院小住兩個星期。在職工療養院小住期間，我一口氣寫了兩部中篇小說，一部叫《挑擔茶葉上北京》，一部叫《分享艱難》。武漢“封城”之初，我曾對采訪的記者說過：“如果有可能，為眼下的武漢分享艱難，我寧可不要這兩部作品，而讓知音湖那裡所有的天地靈氣，都用於治病救人！”《挑擔茶葉上北京》後來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而《分享艱難》在發表之初就曾引起巨大爭議，爭論的焦點在於，為誰分享艱難？為什麼要分享艱難？二十多年後，武漢暴發新冠肺炎疫情，幾千名平凡的建設者隻用十天時間，就在職工療養院旁邊建起舉世矚目的火神山醫院。如果延續當年那些“反方”論點，火神山醫院建設者們的拚命，包括浙江兒女在內的四萬多名援鄂援漢醫護人員逆行赴死，一千一百萬武漢人足不出戶冇日冇夜的死守，也會成為新的巨大爭議。好在從“分享艱難”到“大善大愛”這條精神主軸一直都在，二〇二〇年的中國大地上，哪一個不是在與武漢、與湖北、與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分享這從未有過的艱難！\\n\\n越是遇上不同尋常的時刻，越是不能因情誌不遂，亂髮肝火，亂用蠻力，太粗魯了就不是文學。前兩天，也是感慨這一年過得太不容易，將自己十幾年前的一段舊話寫成書法：庚子去，辛醜來，春秋已經輪替，世界還在疫海沉浮。因有風景這邊獨好的句子，更要曉得記錄這個世界的種種罪惡不是文學的使命，文學的使命是描寫罪惡發生之時，人所展現的良心、良知、大善和大愛；記錄這個世界的種種榮光不是文學的任務，文學的任務是表現榮光來臨之前，人所經曆的疼痛、呻吟、羞恥與掙紮。\\n\\n問：我們為疫情期間武漢人民的英雄作為叫好，為這裡英雄的人民叫好，作為武漢的一位老居民，你認為在這次抗擊疫情的鬥爭中，湖北人和武漢人的可貴之處在哪裡？你認為我們國家從這次疫情中吸取到的最重要的經驗教訓是什麼？\\n\\n答：就醫護群體來說，男有張定宇，女有張繼先，二位醫生在疫情初起時的表現，最能體現鄂楚風骨，江漢風範。\\n\\n最先發現並報告武漢地區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的張繼先醫生說過，當醫生的她隻是通過病患的不同尋常，判斷此肺炎非彼肺炎。至於疾病如何傳播，她也是外行，必須由專事流行病學研究的專家來解決。像張繼先這樣敏銳的醫生尚且如此謹慎，更加外行的我們，萬萬不可以再鬨出某相聲演員講的那個笑話：“比如我和火箭專家說，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認為得燒柴，最好是燒煤，還得用精選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位科學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輸了。”後麵這句話很關鍵。“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專題展覽”中，有個防治新冠肺炎的中醫處方“漢方一號”，因為自己眼疾的複雜，湊巧找到開這處方的國醫大師梅國強先生名下，幾服中藥服下去，眼疾大有好轉。因為處方中有一味藥是蜈蚣，我就與他說，是不是將藥方中一條蜈蚣，減為半條，想不到他在新開的藥方中加上一條，變成兩條。就像說相聲那樣，如果聽了我的，那他就不是國醫大師了。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際，人們普遍關心也是理所當然的，硬要將寫小說的本事用於治病救人，那纔是天大笑話。\\n\\n在元月二十八日的《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的采訪中我就說過，很多專業部門的決策者往往是非專業人士，對病毒認識粗淺，缺乏擔當精神和科學決策能力，隻能等上級下檔案。我們不能都指望鐘南山，鐘南山隻有一個，何況鐘南山也是人，隻要是人就有可能犯錯誤，萬一有鐘南山解決不了的問題怎麼辦？以往武漢城市管理者最擔心漢正街，因為漢正街怕火，但這麼多年漢正街都挺了下來。疫情大如火，這次空前疫情所造成的危機，更需要城市的管理者本著科學的方法與精神，即時應對與處置，不能遇事老等上級表態，下紅頭檔案，城市管理更需要用科學的態度。城市應急管理方式的提升迫在眉睫，比如人人都有手機，手機可以做體溫監測，體溫超過三十八度五，就自動將信號發出去，在保證個人**的前提下，這可以作為一種流行病學資訊采集的更加科學的方式，在流行病多發季節，這樣的管理成本會小很多。這次新型病毒阻擊戰提示我們：真正科學的城市管理已經迫在眉睫。要以此次大災大疫為契機，加快城市的科學化管理速度。上麵這些話，是我在東湖綠道入口處站著對記者說的。那天上午，小區還冇徹底封閉，經社區或物業同意，還可以外出。\\n\\n有一點現在值得一說，新冠病毒冇有選擇北京、上海這些管理水平較高的城市，而是找上了武漢，說明必須加大城市的科學管理力度。武漢“封城”之初，《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采訪時，我就提出，平時掛在嘴邊的大數據與智慧城市都用在哪裡了，這時候不用更待何時？後續情形表明，武漢向科學管理靠攏還算及時。十月十日，我去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參加王蒙研究中心的一個活動，恰好趕上青島當地的一波疫情，十一日返回武漢後，必須遵從相關措施。正好市裡一位領導有事聯絡，就順便說了自己的情況。對方馬上告訴我，那個時間段從青島來武漢的準確人數。換作元月上中旬，這樣的數字不知會惹出多大的動靜，相隔才九個月，相關部門處置起來，已是胸有成竹、井井有條了。作為人民政府，毫無疑問，任何時候，發生任何事情時，敢於擔起責任是第一位的，比如關閉華南海鮮市場。現在分析起來，華南海鮮市場很可能與後來各地散發的陽性病例一樣，是由冷鏈引起的。但在當時，十二月三十一日晚間專家建議一出，元旦當天六百多家商戶的整個市場就被封閉起來。那樣的時節，許多人正指望能在一年當中銷售的最旺季，多掙些養家餬口的賺頭。市場突然要封閉，無論對誰都是極其艱難的抉擇。而這也成了二十多天後，武漢全城封閉的小型推演。多年來，一直都在說武漢從地理到文化，都是一盤散沙，表麵上是城市管理水平，深層原因是市民的文化素養。武漢“封城”的全過程表明，隻要政府一心一意將民眾福祉當成唯一出發點，民眾就會真心實意地執行政府所釋出的相關政策法規。否則，科學技術再先進，經濟實力再雄厚，也隻能眼看著無可奈何花落去，空有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活生生的例子就擺在太平洋上。\\n\\n問：當初你還曾建議戰勝疫情之後，要為這座城市建一座紀念碑，後來，包括當初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也開始認可。“對於一個超千萬人口、九省通衢的城市采取封閉措施，這在人類曆史和城市發展史上前所未有。坐擁大江大湖，儘收長江漢江交彙，地給天賜，註定武漢要成其偉業。這場偉大的戰‘疫’，從勝利的那一天起，就不再是以往所說的東方的芝加哥，而是傲立東方的武漢，世界為之傾倒的武漢，人類曆史永久銘記的武漢。所以，當這場武漢保衛戰勝利結束後，不論這場勝利是完勝還是慘勝，一定為這個城市立一座紀念碑。紀念屬於我們的武漢保衛戰，也紀念一個不漏地參加了這場保衛戰的所有武漢人！”重讀你那時說的這番話，你自己有冇有新想法？\\n\\n答：汶川地震時，**總理在已成廢墟的小學黑板上用粉筆寫下“多難興邦”四個字，不知感動和振奮了多少中國男孩。疫情過後，再見到自己說過的話，我也為自己而感動。感謝自己冇有對自己的城市，對自己的國家看走眼！\\n\\n問：從很短的歌詞《如果來日方長》，到長篇散文《如果來日方長》，你能簡單用幾句話來描述一下嗎？\\n\\n答：毫無疑問，“來日方長”一詞同時具備了過去、現在和未來三種時間狀態，一旦用“如果”二字作為主動語，“來日方長”作為被動語，其意思就大不相同。武漢“封城”，正是建立在太多“如果”之上，中國戰“疫”取得決定性勝利卻是建立在絕對不能出現“如果”的基礎之上。文學也是如此，真正表現時代命運的史詩，從來不會以“如果”作為骨骼與靈魂。\\n\\n問：經曆了疫情，很多人都有心理創傷，你建議大家怎樣療愈自己？\\n\\n答：疫情的來龍去脈大家都清楚，疫情的傷天害理大家都清楚，疫情帶來的各種各樣問題大家也都清楚，科學上的難題一般人解決不了，經濟上的問題一般人解決不起，心理與精神上的傷痛，所需要的總是最簡單的辦法最有效：陪伴！我寫這部《如果來日方長》，最重要的體會也是這兩個字！\\n\\n問：如果在多年後回望二〇二〇年，這一年對你來說會是怎樣的存在呢？\\n\\n答：用《如果來日方長》中的一句話說：疫情是一麵很特殊的鏡子，照出來的人間百態，冇有一樣是特殊的。\\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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