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醫生 第二章 不可免的事已臻成熟 Page 20

正如事先估計的那樣的冬天來到了。它還不像後來接連的兩個冬天那樣叫人害怕，然而是類似的，同樣缺少照明和饑寒交迫，一切都處於所有習慣的生活基礎正在破壞與改造之中，都拚命要抓住即將逝去的生活。

如此可怕的三個冬天接踵而來，一個跟著一個，而且這一切也並不是像從一九一七年跨入一九一八年的人那樣覺得都發生在當時，有些或許是稍後才發生的事。因為這三個接連的冬天已經融為一體，很難把它相互區彆開。

舊的生活和新秩序還不合拍。兩者之間還冇有產生像一年以後內戰時期那種強烈的敵意，不過已經缺少聯絡。這已是分開來的對立的兩方，但誰也還不能壓倒誰。

在房產方麵，在各個組織當中，在公務上，在為居民服務的各個單位裡，到處都在進行管理機構的改組。它們的成員改變了。所有的地方都在開始任命權力大得無邊的委員。他們都是。些具有鋼鐵意誌的人，身穿黑色短皮外衣，以種種恐嚇手段和手槍為武器，很少刮臉而且更很少睡覺。

他們很瞭解小市民的脾氣和中等的擁有小麵額國家證券的那種卑躬屈膝的俗人，毫不憐惜地麵帶挖苦的微笑和這種人講話，就像對待捉到的小偷一樣。

這些人就像綱領規定的那樣掌管一切，一次又一次的發動，一次又一次的聯合，就漸漸形成了布爾什維克的隊伍。

聖十字醫院現在改叫第二改良醫院，內部也發生了變化。一部分人員被解雇了，更多的是自願離開的，認為繼續供職並不劃算。這都是些掙了大錢的掌握最新臨床技術的醫生，是能言善辯的天之驕子。他們決忘不了把自己為了個人私利而離職裝作是的行動，有著文明的理由，而且開始看不起留下來的人，幾乎要和後者斷絕來往，日瓦戈也在這後者之列。

晚上，這對夫婦常常進行這樣的對話：

“星期三彆忘了到醫師協會的地窖去取凍土豆。那兒有兩口袋。我一定問清楚幾點鐘能下班，好來幫忙。用小雪橇也要兩個人拖。”

“好吧。還來得及，尤羅奇卡。你還是快點睡下吧。已經很晚啦。反正你也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你需要休息。”

“傳染病流行起來了。普遍的體質衰弱影響了抵抗力。簡直都不敢看你和爸爸。應該想點辦法。不過有什麼辦法呢？我們自己注意得也不夠。要多加小心。你聽我說。睡著了嗎？”

“冇有。”

“我並不擔心自己，我身體壯。要是萬一我垮了，你千萬彆糊塗，不要把我留在家裡。應該立刻送醫院。”

“你這是怎麼啦，尤羅奇卡！上帝保佑你。乾嗎老早就說不吉利的話？”

“你要記住，已經冇有什麼正直的人和朋友啦。更談不上醫術高明的。要是一旦發生什麼事，可以信托的隻有皮丘日金一個人。當然，要是他還平安無事的話。你睡了嗎？”

“冇有。”

“這幫鬼傢夥，自己占儘了便宜，如今反倒像是表現了凜然正氣和原則性。見麵的時候勉勉強強地伸出一隻手。‘您還在給他們服務？’接著就把眉一場。‘是還在服務，’我說，請您彆見怪：對我們的困境我感到自豪，並敬重那些讓我們變得光榮、向我們奉獻了貧窮的人。’”

很長一個時期，大多數人的日常食品就是黃米粥和青魚頭煮的湯。青魚的中段用油煎一煎就當作第二道菜。營養靠的就是冇有磨過的黑麥和帶殼的小麥，用它們煮粥。

一位熟識的女教授教給安東寧娜·亞曆山德羅夫娜在屋子裡的荷蘭式壁爐爐底上烤製燙麪麪包。其中的一部分像從前一樣拿出去賣，吃水以後麪包就增加了分量，再加上賣來的錢就可以抵消使用這種瓷磚壁爐的開支。這樣就可以木再用那個隻冒煙、火不旺、不保暖又折磨人的小鐵爐子。

安東寧娜·亞曆山德羅夫娜的麪包烤得很好，隻不過靠它做的生意卻毫無所得。於是，不得不放棄原先那個實現不了的打算，重新啟用退了役的小鐵爐。日瓦戈夫婦又開始受罪了。

一天早晨，尤裡·安德烈耶維奇照往常那樣上班。家裡隻剩了兩塊劈柴。安東寧娜·亞曆山德羅夫娜穿上那件就是在暖和天氣也因為身體虛弱而冷得發抖的皮大衣，上街去“采購”。

她在附近的幾條街巷裡徘徊了半個來小時，因為市郊農村的農民有時帶蔬菜和土豆到那裡來賣。這些人需要去捕捉。帶貨物的農民是受人攔截的。

很快她就捕捉到了自己搜尋的一個目標。安東寧娜·亞曆山德羅夫娜陪著一個身穿一件粗呢上衣的壯實的青年人，旁邊帶了一輛像玩具似的小雪橇，繞過街角朝格羅梅科家的院子走來。

韌皮編的雪橇車裡的一張蒲席下麵有一堆禪樹原木，粗細不超過過去照片上那種老式莊園圍牆的欄杆。安東寧娜·亞曆山德羅夫娜很瞭解它的價值——禪木徒有其表，當劈柴不經燒，何況是新砍下來的，冇法用來生爐子。但是冇有另外的選擇，不可能仔細盤算。

這個青年農民來回搬了五六次，替她把木柴送到住人的樓上；作為交換，他連拉帶背地從樓上弄下來的是安東安娜·亞曆山德羅夫娜的一個帶鏡子的小櫥櫃，放到雪橇上帶回去給自己的女當家，出來的時候邊走邊說定了下一回捎些土豆的事，他的衣角還被立在門旁的鋼琴掛了一下。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回來以後並冇有品評妻子買的東西。其實把送給人家的那個小櫃子劈成細柴更合算，不過他們都不忍心下手。

“你看到桌子上的字條了嗎？”妻子問了一句。

“醫院院長寫的吧？跟我說過，我知道。是請我去出診。一定去。休息一會兒就去。不過，路相當遠。好像是在凱旋門附近。我記下了地址。”

“要給的報酬可是真奇怪。你看到了嗎？你還是看看吧。出診費是一瓶德國白蘭地酒或者一雙女人的長襪子。真有點兒力。會是個什麼人呢？財大氣粗的口氣，而且似乎全然不瞭解我們現在過的是什麼日子。大概是個什麼暴發戶。”

“對，很像是個采辦員。”

那些私人小業主的頭銜就是這種采辦員、合同承包人、代辦人的稱呼。政府取消了私人商業以後，在經濟緊張時期稍稍給點鬆動，就和他們簽定各式各樣的供銷合同和契約。

這些人當中已經冇有那些被整垮的老字號的大老闆。後者由於受到打擊已經無法東山再起。如今的這些都是藉著戰爭和從底層浮上來的投機一時的生意人，冇根冇底的外來戶。

喝了些帶點兒牛奶的乳白色的糖精開水，醫生就出門去看病人。

從街道這一麵的整排房屋到另一麵的建築物之間，人行道和橋麵都埋在深雪裡。有些地方積雪達到第一層樓的高度。在這片寬闊的空間裡默默地移動著半死不活的身影，自己拖著或是用雪橇拉著一點可憐的食物。幾乎見不到乘車的人。

間或有幾處的房子上麵還殘留著原先的招牌，下麵已是換了內容的消費品門市部和合作社，但都鎖了門，窗戶加了柵欄或者用木板釘死，裡麵空空如也。

這些空著銷起來的店鋪不完全是因為冇有商品，而是由於包括商業在內的生活的全麵改組還隻是最普遍性的一般化階段，還觸及不到這類關了門的私人小店。

請醫生出診的這一家，原來是在佈列斯特街的儘頭，靠近特維爾城門。

那是一棟式樣早已過時的磚砌的營房式建築，院子在裡麵，有三層木走廊連通沿後院牆排列的房屋。

這兒正在召開全體居民會議，有區蘇維埃來的一位女代表參加。突然間來了一支軍事巡察隊，要檢查經過允許儲存的武器，未經允許的要冇收。指揮檢查的隊長請那位女代表不要離開，保證檢查用不了多長時間，完了事的居民們陸續回來以後，中斷了的會議很快就能繼續。

醫生來到大門口的時候，檢查已近尾聲，下一個該輪到的住戶就是請他看病的那一家。在一條走廊的樓梯口放哨的士兵，揹著用繩子挽住的步槍，無論如何也不讓尤裡·安德烈耶維奇進去，可是巡察隊長介入了雙方的爭執。他冇有給醫生製造困難，同意在他診治病人的時候檢查暫停一會兒。

接待醫生的這家年輕的主人溫文有禮，他那冇有什麼光澤的微黑的臉上，襯著兩隻烏黑憂鬱的眼睛。妻子的病，即將開始的搜查，以及對醫學和醫務人員超乎尋常的尊重——這些都讓他非常激動。

為了減輕醫生的負擔和節省時間，主人想儘可能把話說得簡短，但正是由於這麼著急反而講得又冗長又雜亂。

住宅裡的陳設是奢侈品與便宜貨的混雜物，顯然是為了讓迅速貶值的錢有個牢靠的去處才匆忙購置的。配不成套的傢俱也是用湊不成雙的單件充數的。

這家的主人他妻子是由於驚嚇得了神經係統的病。他抓不住正題，繞來繞去講的是有人很便宜地賣給了他們一座壞得早就不能走的老式八音鐘。他們是當作一件稀罕的鐘表工藝品買下的（男主人還把醫生領到隔壁的屋子裡去指給他看）。夫婦兩個甚至不相信還能不能修好。可是這座多年冇上發條的鐘突然自己走了起來，裡麵的那些小鐘奏了一段法國的小步舞曲，然後又停住了。做妻子的嚇壞了，說是敲響了她生命的最後時刻，現在就這麼躺著說胡話，不吃也不喝，連他這個做丈夫的也認不出來。

“您認為這就是神經受了震動？”尤裡·安德烈耶維奇問話的口氣是帶著懷疑的。“帶我去看看病人吧。”

他們走進隔壁的房間，屋頂上掛著技形吊燈，一張寬大的雙人床的兩邊擺了兩隻紅木矮腳凳。床的一側躺著一個身材嬌小的女人，毯子蓋過下巴，露出兩隻黑色的大眼睛。一到進來的人，她搖著從毯子下麵抽出來的兩隻手要趕開他們，寬大的睡衣袖子一直滑落到膠窩。她認不出自己的丈夫，似乎也不覺得屋子裡還有人，接著就開始輕輕地唱起～支不知是什麼名字的憂傷的歌。歌聲是那樣讓她顧影自憐，接著就哭了起來，像個孩子似的抽抽搭搭，請求允許她回到什麼地方的家裡去。醫生不論從床的哪一邊想走到她身邊，她都不讓檢查，每次都把後背掉過來。

“應該給她檢查一下，”尤裡·安德烈耶維奇說，“不過就這樣我也清楚了。是斑疹傷寒，而且症狀相當重。她受的痛苦可不算小，夠可憐的。我建議送她到醫院去。這倒不是為了給她提供什麼方便，隻是在發病後的幾個星期必須有經常的醫療照顧。您能不能保證搞到交通工具，找個出租馬車車伕或者至少請個院子裡的搬運工，好病人送去？當然，事先得把她好好裹起來。我馬上就給您開個就診證明。”

“可以。我儘力去辦。不過請等一等。莫非真是傷寒病？這太可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