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妻媚娘改唐史 第447章 海納百川胸

永昌九年夏，洛陽的繁華盛景，因四方輻輳而愈發顯得氣象萬千。若說“異域文獻館”的燈火、“珍異考工所”的研習，代表了帝國精英階層對外部世界理性的、有選擇的汲取，那麽洛陽、長安乃至揚州、廣州、泉州等通都大邑的市井之間，一種更為廣泛、更為自發、也更為生動的文化包容與融合，正在每日每時地發生著。這種包容，並非自上而下的強製命令，而是一種源於強大國力與文化自信的、近乎本能的海納百川的胸襟。它滲透在社會的方方麵麵，塑造著一種獨特而絢爛的“永昌氣象”。

首先，是人員的自由往來與身份的模糊交融。

洛陽的街市上，粟特商人頭戴尖頂虛帽，用流利但帶口音的官話高聲叫賣著波斯銀器與撒馬爾罕的織錦；吐蕃貴族子弟身著錦袍，在國子監聽博士講解《毛詩》，雖有些吃力，卻神情專注；新羅遣唐使的子弟們，則與山東士子一同在弘文館抄錄典籍，筆跡娟秀，談吐文雅。麵板黝黑的昆侖奴（東非、東南亞人）作為大戶人家的仆役或護衛，已不鮮見；來自南方的“僧祇”（東非）或“崑崙”（東南亞）藝人，在街頭表演弄蛇、吐火等雜技，引來孩童們的陣陣驚呼。更有甚者，一些在唐軍中立下戰功的突厥、鐵勒、契丹將領，不僅身居高位，子孫更以“李”、“張”、“王”為姓，習詩書，通經義，幾與漢人士族無異。鴻臚寺的四方館內，常年居住著各國使節、質子、留學生、學問僧，他們學習·大唐禮儀、典章製度，同時也將本國的音樂、舞蹈、飲食、服飾帶入中原。

這種“胡漢雜處，華夷混居”的景象，在長安、洛陽等國際大都市已是常態。朝廷對此不僅不加禁止，反而在製度上予以保障和鼓勵。胡商可在指定“蕃坊”居住、貿易，其內部糾紛可按本俗法處理（“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重大案件才由唐律裁定。有才學的胡人，可通過科舉、薦舉、軍功等多種途徑入仕。盡管高層官職仍多為漢人精英把持，但中下級官吏、軍中將領、技術官僚中，胡人麵孔已不罕見。武則天甚至曾破格提拔數位精通多國語言、熟悉外情的粟特、波斯裔官員進入鴻臚寺、市舶司等涉外機構，擔任要職。這種基於才能而非純粹出身的任用，進一步強化了“天下英才，入吾彀中”的開放形象。

其次，是信仰的多元並存與有限寬容。

洛陽城內外，除了傳統的佛寺、道觀、儒家學宮巍然聳立，也悄然增添了許多異域風情。在城南的“蕃坊”一帶，祆教（拜火教）的祠廟不時升起祭祀的煙火，戴著白帽的祆教祭司（穆護）低聲吟唱著古老的讚歌；不遠處，剛剛獲得合法傳教地位的景教（基督教聶斯脫利派）寺院——“波斯寺”或“大秦寺”——已經破土動工，十字架的標誌與飛簷鬥拱的唐式建築結合，形成奇特的混合風格，吸引著一些好奇的市民和尋求心靈慰藉的胡商前往。摩尼教（明教）的“法堂”則更為隱蔽，但其“光明戰勝黑暗”的教義，也在一些底層民眾和特定族群中悄悄流傳。甚至還有零星的伊斯蘭教（大食法）信徒，在胡商聚居區進行著小範圍的禮拜活動，盡管其教義與儀式尚不為大多數唐人所知，也未被官方正式認可。

朝廷對宗教的態度，總體是實用主義和有限寬容的。佛教作為早已中國化、信眾廣泛的主流宗教，享受最高地位和諸多特權。道教因與皇室攀附老子（李耳）為祖先，也備受尊崇。儒家思想則是治國理政、科舉取士的根本。對於外來宗教，隻要不煽動叛亂、不違背基本人倫（如祆教聖婚的某些習俗被禁止）、不聚眾滋事、按時納稅，朝廷一般采取“示存異方之教”的態度，允許其存在和有限度的活動。武則天對景教的認可，更是釋放了一個明確訊號：隻要不挑戰皇權、不危害社會，外來的神靈也可以在大唐的天空下擁有一席之地。這種宗教上的多元，並未導致劇烈的衝突，反而形成了一種奇特的“眾神共處”局麵。一個唐人可能上午去佛寺燒香祈願，下午去道觀問卜，晚上路過祆祠時對奇異的火焰投去好奇一瞥，而對景寺的鍾聲則感到幾分陌生與神秘。這種混雜的信仰圖景，體現了大唐社會在精神層麵的巨大包容性與彈性。

再次，是藝術、娛樂與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

最直觀的融合發生在音樂與舞蹈領域。宮廷燕樂中，龜茲樂、高昌樂、疏勒樂、安國樂、康國樂等“胡部新聲”早已與傳統的“清商樂”分庭抗禮，甚至更受歡迎。來自中亞的琵琶、篳篥、橫笛、羯鼓等樂器，成為樂隊核心。舞者身著胡旋裙，在急促的鼓點中飛速旋轉的“胡旋舞”；動作剛健、節奏鮮明的“胡騰舞”；乃至帶有雜技性質的“柘枝舞”，風靡於宮廷宴會、貴族府邸乃至市井勾欄。玄宗朝極度盛行的“胡風”，在武則天時代已蔚然成風。不僅樂工、舞伎多為胡人，許多士大夫也以精通胡樂、能跳胡旋為時尚。

飲食上，胡風更熾。胡餅（饢、燒餅等）成為常見的市井小吃；用胡椒、茴香、豆蔻等“胡味”烹製的菜肴，刺激著唐人的味蕾；來自波斯的三勒漿、龍膏酒，大食的薔薇露，成為達官貴人宴飲的新寵。甚至飲茶之風，也因禪宗與文人雅士的推崇而方興未艾，與來自西域的葡萄美酒並行不悖。服飾方麵，窄袖緊身的“胡服”，頭戴“帷帽”或“渾脫帽”，腳蹬“胡靴”，成為男女出行、遊玩的流行裝扮，尤其受女性歡迎，因其比傳統的寬袍大袖更為利落便捷。宮廷貴婦中，模仿吐蕃的“赭麵”（以紅褐色塗麵）妝飾一度流行，雖引來保守派“不聞華人心，竟學吐蕃麵”的嘲諷，卻難阻風尚。

在文學與藝術領域，外來影響亦悄然滲透。詩人筆下，出現了更多“葡萄美酒夜光杯”、“胡琴琵琶與羌笛”的意象。畫家描繪的“番馬”、“胡商”題材增多，線條與用色也隱約吸收了某些西域畫風的元素。一些來自印度、波斯的建築樣式、紋飾圖案（如聯珠紋、忍冬紋、蓮花紋的變體），被巧妙地融入寺廟、宮殿乃至貴族宅邸的裝飾之中。

然而，這種“海納百川”的包容，並非毫無邊界、全盤接受的“同化”。大唐文化展現出一種強大的主體性和消化能力。外來的音樂被吸收，但音律、曲式逐漸與中原傳統融合，形成新的“燕樂”；胡旋舞的激烈被稍加馴化，融入更多宮廷舞蹈的優雅；胡服的窄袖被保留，但材質、紋飾更加華美，符合華夏審美；胡食的烹調方法被借鑒，但食材和口味被調整以適應更廣泛的受眾；甚至景教的十字架，也被工匠們巧妙地與祥雲、蓮花等傳統紋飾結合，雕刻在教堂的建築構件上。這是一個以我為主，相容並蓄，進而轉化創新的過程。如同浩瀚的海洋，接納萬千江河，無論河水是清是濁，是急是緩，最終都化為自身那一片深邃而獨特的蔚藍，並因其廣納百川而更顯博大。

官方對這種融合趨勢，總體持樂見其成的態度，甚至有時會推波助瀾。武則天本人就常在宮中設宴，演奏胡漢合璧的樂曲，欣賞融合了胡風的舞蹈。朝廷的典禮、宴饗中，胡樂胡舞是重要組成部分。李瑾主持的“異域文獻館”和“珍異考工所”，更是從國家層麵，係統性地進行著文化的篩選、引進與融合工作。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對此歡欣鼓舞。一些恪守“華夷之辨”的守舊士大夫，對彌漫朝野的“胡風”深感憂慮。他們上疏進諫，認為過度沉溺胡樂、胡舞、胡食、胡服，是“用夷變夏”，會導致禮崩樂壞，人心不古。有人痛心疾首地寫道：“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鹹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他們將安史之亂後唐朝的衰敗（在原本曆史中）歸咎於“胡化”，而在當下，這種憂慮已然浮現。

對此，武則天和李瑾的態度是明確而堅定的。在一次朝會上，有禦史以此為由，請求朝廷下詔，禁止官員百姓“過度”穿戴胡服、沉迷胡樂。武則天聽後，淡然道：“禹出西羌，文王生西夷，然皆聖人也。服飾音樂，不過器物聲樂之末，何關禮樂之本？昔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而國以強。今四海一家，胡漢皆為朕子民。胡人慕我華風，習我禮儀，是教化之盛；漢人偶著胡服，喜聽胡音，亦是尋常人情，何足深怪？隻要不違禮法大義，不害風俗根本，聽之可也。若一味禁絕，反顯我朝心胸狹隘，非大國氣象。”

李瑾亦補充道：“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我華夏文明，自先秦以來，便是不斷吸納融合四方之長，方能成其博大精深。胡樂激昂，可振人心氣；胡服便捷，利於行事；胡食新奇，可廣滋味。取其長處，補我不足，化胡為華，正是我文明生生不息之活力所在。若固步自封，拒人千裏，纔是衰敗之始。當然，”他話鋒一轉，看向那位禦史，“大人所慮，亦非全無道理。相容並非盲從，開放當有根基。我朝之根基，在於聖人之教，在於禮義廉恥。此乃根本，萬不可動搖。至於服飾、飲食、音樂之流變，隻要不傷根本，無礙教化，大可從容視之。”

女皇與太子的定調，再次為這種文化上的開放與融合提供了最高層的背書。包容，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精神。它體現在洛陽西市胡商店鋪鱗次櫛比的喧囂中，體現在宮廷宴會上龜茲樂與清商樂的交響中，體現在士子詩中“胡兒”與“漢月”並存的意象中，體現在普通市民早餐的一塊胡餅、一杯酪漿中。

蘇琬在《永昌紀事》中，以充滿詩意的筆觸描繪了這一景象：“……是時也，洛陽城中，胡漢雜處，熙熙攘攘。波斯賈客，解語長安；高麗生徒，通經國子。祆祠煙火，與大秦寺鍾聲相聞；胡旋急鼓，共清商雅樂同奏。市井間，胡餅與湯餅爭香，葡萄酒共茶湯競爽。士女出行，胡服窄袖，帷帽輕紗，翩然若仙，了無羈絆。此非禮崩樂壞，實乃盛世之容，海納之象。蓋我朝國力鼎盛，文教昌明，故能以我為主，化融萬方，不懼其變，反喜其新。如巨浸吸納百川，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廣；如洪爐熔煉五金，不分彼此，乃得鑄就精鋼。此等氣象，非強盛自信之世，不能有也。”

當然，這種包容是建立在強大自信基礎上的。唐人以其輝煌的文明、強盛的國力為傲，因此在麵對外來文化時，心態是從容的、好奇的、甚至有些居高臨下的。他們樂於嚐試新事物，欣賞異域風情，但骨子裏依然堅信華夏文明纔是最高、最完美的形態。這種自信，使得他們對外來文化能夠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最終將其消化吸收，轉化為自身文化肌體的一部分。永昌年間的大唐（周），正以其海納百川的胸襟，上演著一場波瀾壯闊的中外文明大交融，為後世留下了無數璀璨的記憶，也塑造著這個帝國獨特而開放的精神氣質。這氣質，如同那個時代洛陽夜空下，由萬家燈火、祆祠聖火、佛寺長明燈與隱約的景寺燭光共同繪就的輝煌圖景，多元，明亮，而又和諧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