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妻媚娘改唐史 第437章 媚娘著女誡

朝堂上罷黜孔穎的餘波尚未平息，來自地方的一場軒然大波，又以更猛烈、更尖銳的方式，將“女官”問題推到了風口浪尖。這次風波的中心，是襄陽縣丞盧靜姝審理的一樁看似平常，卻觸及了傳統倫理核心的婚姻財產案件。

襄陽城內有一富商早逝，留下年輕寡妻王氏與年幼獨子，以及偌大家業。族人欺王氏孤兒寡母，覬覦其家產，以“夫死從子”、“婦人無外事”為由，逼迫王氏交出產業管理權，由族中長輩“代管”。王氏不從，族人便羅織罪名，誣告王氏不守婦道、意圖攜產改嫁，並將其告到縣衙。前任縣令礙於宗族勢力，拖延不決。盧靜姝到任後接手此案，經過細致查訪，發現所謂“不守婦道”純屬誣陷，族人“代管”實為侵吞。依據新修訂的《永昌律》中關於保護寡婦財產權益、明確“子幼母守”則可由母親掌管產業的條款，盧靜姝頂住壓力，判決產業仍由王氏掌管，族人不得幹涉，僅需每年從收益中提取部分供養族中老人，以示不忘本。

判決一出，襄陽嘩然。在保守士紳和族老們看來，這簡直是顛覆倫常！婦人豈能獨立掌管外姓家業？更何況對抗夫家族人？此例一開，夫權、族權何在？他們聯名上書州府、乃至禦史台，痛斥盧靜姝“曲解律法，助長婦人私心，離間骨肉，敗壞風俗”，是“以婦人之仁，亂國家之法”。彈劾的奏章中，不僅攻擊盧靜姝，更將矛頭直指允許女子為官、修訂“悖逆”律法的朝廷，言辭激烈，稱“此風不止，則夫不夫，妻不妻，家不家，國將不國！”

這股風潮迅速與朝中保守勢力合流，形成了新一輪的輿論海嘯。這一次，攻擊不再僅僅是“牝雞司晨”的空泛指責，而是具體到了“婦人幹政，必將淆亂人倫，破壞家庭，動搖國本”的層麵，深深觸動了社會上最廣泛、最基礎的倫理神經。就連一些原本對女官政績持觀望甚至肯定態度的中間派官員，也對此產生了疑慮和動搖。畢竟，治國平天下，根基在於齊家。如果女子的角色定位發生根本改變，家庭秩序乃至整個社會結構是否會隨之崩塌？這種深層次的恐懼，比單純的利益之爭更具煽動性。

麵對這直指根基的攻訐，武則天陷入了沉思。她知道，單靠權力壓製，可以罷黜一個孔穎，可以駁迴一堆彈章，卻無法消除人們心中的疑慮，更無法贏得廣泛的社會認同。尤其是涉及到家庭倫理、夫妻人倫這個層麵，簡單的對抗反而可能激起更強烈的反彈。她需要一種新的武器，一種既能迴應質疑、又能重新定義女性價值、引導社會觀唸的思想武器。

她想起了數百年前，東漢才女班昭所著的《女誡》。那本書，她自幼便讀過，也曾奉為圭臬。然而，隨著她一步步走上權力的巔峰，再迴顧那七篇教導女子卑弱、順從、專一、曲從的訓誡，隻覺得字字句句，都像是為她量身打造的枷鎖。班昭的《女誡》，固然有其時代背景下的“智慧”，教導女子如何在男權社會中更好地生存，但其核心，是讓女子自我約束、自我矮化，以換取家庭內部的和諧與認可。這顯然不是她武則天想要的，也不是她希望天下女子效仿的。

“班昭作《女誡》，是為了讓女子明理守禮，安分守己，以全婦德。”武則天在貞觀殿中，對侍立一旁的上官婉兒和李瑾說道，語氣平靜，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力量，“其心可憫，其情可原。然時移世易，當今之世，豈能與東漢同日而語？我大週四海昇平，國力日盛，正需野無遺賢，人盡其才。女子之中，豈無英才？拘於閨閣，困於庖廚，非但其人可惜，亦是國家之失。”

她站起身，走到窗邊，望著庭院中初綻的寒梅，緩緩道：“衛道士們攻擊女子為官，壞亂人倫綱常。那好，朕便告訴他們，什麽是真正的婦德，什麽是新時代女子應守之‘誡’！班昭的《女誡》，教女子如何做一個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這是‘私德’。朕要作的《女誡》，不僅要教女子修身齊家，更要教她們明理愛國，才德兼修，在力所能及之處，有益於家國天下！此乃‘公德’！”

李瑾心中一動，隱隱明白了母後的意圖。這是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女誡”這個傳統的形式，注入全新的、符合武則天政治需要和時代精神的內涵，從而在思想層麵爭奪話語權，為女子走出閨閣、參與社會提供理論依據和道德合法性。

“母後之意，是要重著《女誡》，以正視聽？”

“不錯。”武則天轉過身，目光銳利，“他們不是口口聲聲聖人經典、女德女訓嗎？朕便與他們論一論，這‘德’與‘訓’，究竟該如何解！婉兒，備紙墨。朕要親自起草。”

接下來的日子裏，武則天在處理繁重政務之餘，將大量心血傾注在這部新的《女誡》上。她召來了崔清韻、蘇琬等已在朝為官且有文名的女子，也諮詢了一些她信任的、思想較為開明的儒臣，反複商討，字斟句酌。她要寫的，不是一部簡單的訓誡條文，而是一份綱領性的文獻，既要承接傳統倫理中合理的部分，又要大膽突破，樹立新的典範。

永昌六年春，由當朝天後武則天親著並作序的《大周女誡》（為示區別，亦被稱為《武後女誡》或《新女誡》）正式頒行天下。此書並非秘密下發，而是由朝廷明詔頒布，要求各州縣學宮、書院宣講，並鼓勵士紳之家傳閱。其開篇序言，武則天便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定下了全書的基調：

“朕聞之，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女子之性，柔順貞靜，固其本然。然柔順非怯弱，貞靜非無知。古之賢女，有斷機勸學之孟母，有代父從軍之木蘭，有續成漢史之班姬，有諫君安民之長孫皇後……皆以其才識德慧，光耀青史，裨益家國。是知女子之德，非獨在深閨繡戶之間，更在明理達用、佐君成治之中。今大周開明，四海晏然，正宜宏敷教化，啟迪坤慧，使天下女子，皆知禮明義，才德並修。內則相夫教子，敦睦親族；外則通曉事務，有益於公。豈可固於陳規，自棄其才，使明珠暗投，良材湮沒？”

這篇序言，首先肯定了傳統對女子“柔順貞靜”的要求，將其視為“本然”，避免了與主流價值觀的徹底決裂。但緊接著，話鋒一轉，引用曆史上那些並非純粹以“順從”著稱，而是以才智、勇氣、貢獻留名的女性典範，巧妙地將“女德”的內涵從狹義的“三從四德”，擴充套件到了“才識德慧”、“有益家國”的層麵。最後點明主旨：在當今開明盛世，應當啟迪女子智慧，讓她們“通曉事務，有益於公”，將個人才能與國家需要結合起來。

《大周女誡》正文共分七篇，形式上借鑒了班昭《女誡》的框架，但內容卻有了根本性的革新：

第一篇：立德。強調女子首重品德修養，但將“德”的內涵擴大，不僅包括傳統的孝、貞、順，更強調“明理、正直、仁恕、勤儉”。提出“德者，才之帥也；才者，德之資也。無才之德近乎愚，無德之才足為害。”首次在正統訓誡文中，明確將“才”提到了與“德”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地位。

第二篇：修身。主張女子應注重儀容、言談、舉止，但反對過度矯飾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論。鼓勵女子讀書明理，“通詩書，曉文史，知古今之變，明興衰之理”，認為這纔是真正的“修身”，而非僅侷限於女紅刺繡。

第三篇：孝親。強調孝敬父母、舅姑乃人倫根本，但同時也指出“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其理一也”，暗示家庭關係也應遵循一定的對等和情理，而非單方麵的絕對服從。

第四篇：相夫。這部分保留了傳統“相夫”的內容，但賦予了新意。提出“相夫”不僅是操持家務，更在於“諫諍輔佐，使其向善遠佞，勤於王事”。引用長孫皇後勸諫唐太宗的例子，說明賢內助對丈夫事業和國家的重要性。並指出，若夫主不肖，為妻者亦當“以理規勸，不可盲從”，甚至“有義則合，無義則去”，隱含了對女子在婚姻中一定自主權的認可。

第五篇：教子。強調母親教育子女的責任重大，應“自幼教以詩書禮儀，導以仁義廉恥，使知忠君愛國之道”。特別指出“生女亦當教之，使其明理自立，不遜男兒”，公開倡導女子教育。

第六篇：睦族。講如何與家族親戚和睦相處，強調寬容、忍讓，但同時也指出“和睦之道，在明是非，知進退”，對於族中不公不法之事，不應一味隱忍，而應“以智化解，以理服人，必要時訴諸公論律法”，這無疑是為盧靜姝所判的那類案件提供了道德支援。

第七篇：濟世。這是全書最具突破性的一篇。武則天明確提出，女子在“相夫教子、敦親睦族之餘，若有餘力，亦當關心閭裏疾苦，留意民生利弊”。她列舉曆史上有作為的後妃、命婦乃至平民女子造福鄉裏的事跡，指出“婦人仁心，常能體察細微；女子巧思，或可補益時用”。進而鼓勵女子“通曉醫理者，可施藥救人；精於術算者，可助理家國；明於詩書者，可教化風俗”。最後點明：“朕開女科，設女官，非為標新立異，實欲使天下女子之才，不致埋沒閨閣，能如男子一般，上報國家，下利黎民。此乃擴充坤德，光大女教之本意也。”

《大周女誡》的頒布，如同在沸油中投入了一塊巨石，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反響和激烈爭論。

擁護者（主要是支援武則天的官員、受新思想影響的士人、以及廣大女性，尤其是知識女性）歡欣鼓舞，視為圭臬。他們盛讚此書“繼往聖之絕學，開萬世之新聲”，認為天後重新定義了婦德，將女子從狹小的家庭角色中解放出來，賦予了其社會價值和曆史責任。許多閨中女子爭相傳抄、誦讀，尤其是“生女亦當教之”、“才德並重”、“有益於公”等語句，讓她們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奮和希望。一些開明的士大夫家庭，也開始認真考慮對女兒的教養問題，不再僅僅侷限於女紅和《列女傳》。

而反對者，尤其是那些頑固的衛道士，則對此書進行了更猛烈的抨擊。他們斥之為“惑亂人心，敗壞綱常的妖書”、“呂武之心，昭然若揭”。他們認為，武則天這是明目張膽地篡改聖賢教誨，為女子幹政張目，是試圖從思想根源上瓦解倫常秩序。他們攻擊《新女誡》“混淆內外，鼓吹婦人預外事”、“以才淩德，是本末倒置”、“教唆女子抗夫逆族，是為不祥”。許多保守的儒學大家著文批駁，民間也出現了不少諷刺、挖苦的詩文。

然而，與之前純粹的謾罵和攻訐不同，這一次，武則天不僅掌握著政權，更通過《大周女誡》掌握了一定程度的“釋經權”和話語製高點。她以天後的身份，親自詮釋“女德”，其權威性遠超一般的儒生議論。朝廷明令推廣，各州縣學宮、書院即便不情願，也不得不組織宣講。更重要的是，《新女誡》的內容並非全盤否定傳統，而是在繼承中創新，巧妙地用“光大女教”、“擴充坤德”等名義，為女子走出家庭、服務社會提供了道德依據和“古已有之”的先例（盡管這些先例被有選擇地強調和重新詮釋了）。

爭論在持續，但一種新的觀念，伴隨著《大周女誡》的流傳，開始潛移默化地滲透進社會。越來越多的女子開始思考，除了相夫教子，自己的人生是否還有其他可能？越來越多的家庭開始意識到，讓女兒讀書明理，或許並非壞事。而身處風口浪尖的女官們，如崔清韻、蘇琬、盧靜姝等人，更是將《新女誡》視為精神支柱和行動指南。盧靜姝在麵對襄陽那些指責她破壞倫常的彈章時，可以坦然引用《新女誡》中“和睦之道，在明是非”和“必要時訴諸公論律法”的條文，來為自己的判決辯護，底氣足了許多。

武則天站在權力的頂峰，冷靜地俯瞰著因這部《女誡》而引發的思想激蕩。她知道，一紙文書不可能立刻改變千年積習，但它是一顆種子，一顆被她的權力和意誌強行植入傳統土壤的異類種子。它可能會被扼殺，也可能在石縫中頑強生長，最終破土而出，改變這片土地的生態。她所做的，就是為這顆種子，爭取陽光、空氣和水，並奮力斬除那些試圖將其扼殺在萌芽中的雜草。

《大周女誡》的頒布，標誌著武則天在提升女性地位、推動社會變革的鬥爭中，從單純的政治權力推進，進入了更深層次的思想文化建設階段。這是一場沒有硝煙、卻更為漫長的戰爭。而這部由當朝天後親著的《女誡》，便是她在這場戰爭中，豎起的第一麵鮮明的、同時也是充滿爭議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