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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妻媚娘改唐史 第219章 瑾倡百家鳴

作者:鷹覽天下事 分類:其他 更新時間:2026-04-04 09:25:36

當洛陽城在“大周東寺”的土木轟鳴與日益洪亮的梵唄聲中,日益浸潤於佛教的金色輝光時,梁國公李瑾的府邸書房內,卻彌漫著一種截然不同的氣息。這裏沒有檀香,隻有墨香與淡淡的茶煙;沒有誦經聲,隻有書頁翻動的輕響與偶爾的議論。麵對武則天日益高漲的崇佛熱潮及其背後隱含的思想一統傾向,李瑾並未選擇直接對抗——那既不明智,也非他所願。他選擇了另一條路徑:在不觸動崇佛大局的前提下,以一種更務實、更相容並包的方式,倡導思想的多元與實用,試圖在日漸濃鬱的“佛光”之外,為帝國保留一片理性與實用的土壤。

他的策略,首先體現在對《大唐報》的進一步引導上。盡管報紙必須報道諸如“大周東寺”奠基、天後駕臨法會、高僧講經等“盛事”,並適當刊登一些勸善的佛理文章,以符合“大勢”,但李瑾指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必須確保報紙的主體內容和基調,牢牢鎖定在“經世致用”上。

於是,在“佛門祥瑞”和“高僧法語”的版麵之外,《大唐報》持續且顯著地增加了以下內容:

大量關於各地農桑水利、屯田實邊、勸課農桑的報道。詳細介紹先進的耕作技術(如曲轅犁的改進、水稻移植法)、水利工程(如修複的古渠、新開的陂塘)、新作物(如占城稻的試種推廣)的成效。表彰那些興修水利、鼓勵耕織、頗有政績的地方官員,將其事跡詳細報道,樹為楷模。

深入剖析朝廷重大政策。如對“兩稅法”試行得失的討論(並非批評,而是探討如何在各地更好執行、避免弊端);對府兵製麵臨困境的分析及“長征健兒”等募兵製探索的介紹;對漕運、鹽鐵、市舶等經濟事務的解讀。文章注重資料和事實,語言平實,旨在讓官員士子瞭解國策,啟發思路。

介紹實用技術與科學知識。雖然版麵有限,但李瑾堅持保留了一個名為“格物”的專欄,介紹一些實用的算學新法、簡易的工程技藝(如測量、建築基礎)、改良的紡織工具、基本的醫藥常識、天文曆法修訂(與太史局的“祥瑞”報告區分開,側重其實用性)等。盡管有時會被士人譏為“奇技淫巧”,但李瑾認為,這些纔是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連載“良吏傳”和“名將譜”。選取曆史上和本朝有作為的能臣幹吏、善於治軍的將領,記述其務實政績或成功戰例,總結其經驗,文風力求生動,避免空泛的道德說教。李瑾希望通過這些故事,潛移默化地塑造一種重實效、重事功的價值取向。

針砭時弊(有限度的)。在把握分寸的前提下,刊登一些揭露地方積弊、反映民間疾苦(如某些地區賦役不均、胥吏擾民)的調查文章,或就某些社會問題(如溺嬰、厚葬、土地兼並隱憂)展開討論,引導輿論關注實際問題,並提出建設性意見。

此外,李瑾還利用他主持或參與修訂典章製度、科舉條規的機會,進行著更根本的努力。他提議,在科舉取士中,除傳統的經義、詩賦、策論外,應適當增加對時務、算學、律法、地理等“實學”內容的考覈比重,至少應在吏部銓選時,作為重要參考。雖然此議遭到不少崇尚文學辭章、認為“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的守舊官員反對,進展緩慢,但李瑾堅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推進。例如,在選拔低階官吏或專門人才(如掌治河、管倉庫、理刑名)時,他力主加試相關實務知識。

更重要的是,李瑾開始有意識地在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等最高學府,倡導一種更開放、更務實的學習風氣。他利用其宰相身份和參與“重釋經典”工程的便利,在與祭酒、博士、學生們交流時,屢屢強調“學以致用”、“博采眾長”。他並不公開反對儒家經典的正統地位,而是倡導在精通經義的基礎上,應廣泛涉獵諸子百家、史書律令、乃至算學、地理、醫藥等“有用之學”。

“聖人設教,並非要人死守章句,而是要通曉世事,輔佐君王,治理國家。管子通權達變,富國強兵;商君厲行法治,秦國以霸;孫子洞悉兵機,百戰不殆;墨子擅守禦,重實用;甚至醫者扁鵲、工師公輸,皆有其專精,有益於世。吾輩讀書,當以聖人之道為體,以百家之長為用,方不負平生所學,不負朝廷養育。”在一次視察國子監,與師生座談時,李瑾如是說道。

這番話,在崇尚“君子不器”、以經學詩賦為正途的士林氛圍中,可謂別開生麵,甚至有些“離經叛道”。但在場的許多年輕學子,尤其是那些出身寒微、渴望通過實幹出人頭地的士子,卻聽得心潮澎湃。長期以來,他們被束縛在汗牛充棟的經典註疏和精雕細琢的詩賦格律中,雖然熟讀聖賢書,卻對如何實際治理一方、解決具體問題感到茫然。李瑾的話,為他們開啟了另一扇窗。

李瑾還鼓勵學官們開設一些“雜學”講座。起初響應者寥寥,畢竟這與主流學風不符,也缺乏“名師”。但李瑾身體力行,他利用自己多年從政、治軍、理財的豐富經驗,以及超越時代的見識,親自在崇文館開設了一係列“時務講座”,每半月一次,題目諸如“論漕運利弊與改進”、“邊鎮屯田實邊之策”、“錢帛兼行與物價”、“蕃情分析與邊事應對淺談”等。講座不重虛文,隻講實際,分析問題,提出對策。訊息傳出,不僅國子監、弘文館的學生趨之若鶩,許多年輕官員乃至一些對實務感興趣的中低階官員,也紛紛前來旁聽,常常座無虛席,甚至需要提前占位。

這些講座的內容,經過整理,部分被允許在《大唐報》上刊載,進一步擴大了影響。漸漸地,在兩京的士人圈子中,談論“實學”、“時務”成為一股新的、不那麽主流但頗具活力的風尚。一些思想較為開明的官員,如兵部侍郎裴行儉(善於用兵、通曉蕃情)、將作監的能工巧匠(擅長工程)、戶部精通錢穀的吏員,也開始受到更多關注和尊重。

當然,李瑾的這種倡導,並非沒有阻力。最大的阻力,並非來自武則天——事實上,隻要李瑾不公開質疑崇佛,不影響朝政大局,不挑戰她的權威,武則天對李瑾這些“務實”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默許甚至樂見的。畢竟,一個高效、務實、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官僚體係,對她的統治同樣重要。真正的阻力,來自固守傳統觀念、以文學經術為晉身正途的守舊派士大夫。

一些清流言官,如右補闕朱敬則,就曾上疏,委婉地批評這種“重術輕道”、“捨本逐末”的傾向,認為“朝廷取士,當以德行為本,經術為先。今有司或重簿書期會,或獎巧技工算,恐長浮薄競進之風,有損敦本崇儒之化”。對此,李瑾的迴應是,在朝堂上公開表示:“朱補闕所言,持正之論也。德行經術,固為根本。然則,牧民理政,非空談可成。通曉錢穀,方能裕國;明習律令,方可斷獄;知曉邊情,方能禦侮。此非‘末技’,實為‘經術’之用也。二者本為一體,不可偏廢。朝廷取士,自當德才兼備,經世致用。”

他巧妙地將“實學”納入“經術之用”的範疇,既肯定了傳統價值觀,又為自己倡導的務實之學爭取了空間。武則天對此不置可否,未加幹預,實際上等於預設了李瑾的解釋。

另一阻力,則來自佛、道勢力。佛教方麵,雖然目前得勢,但一些高僧對李瑾倡導的、明顯更重現實功利、與佛教出世思想有別的“實學”風氣,內心並不以為然,隻是礙於李瑾位高權重,且未直接攻擊佛教,不便多言。而道教方麵,在官方支援減弱的情況下,一些有識之士,反而從李瑾“百家鳴”的主張中看到了一絲機會。既然“獨尊儒術”(實際是“崇佛”)的局麵被打破,那麽道家、墨家、法家乃至兵家、農家等思想,是否也能在“實學”的旗幟下獲得一席之地?一些不得誌的道士,或對丹鼎符籙興趣不大,反而對天文、曆算、醫藥、地理有研究的道家學者,開始嚐試與李瑾倡導的“實學”圈子接觸。

麟德四年夏,在國子監一次關於“水利與農政”的辯論中,就出現了有趣的一幕。一位來自嵩山、精通地理堪輿的道士,與一位工部的水部員外郎,就某地水渠改建方案爭論不休。道士引述《山海經》及道家風水理論,論述地形水脈;員外郎則依據實際勘測資料和前代治水經驗,提出工程方案。雙方各執己見,引來眾多學子圍觀。最後,是李瑾出麵調和,他肯定了員外郎方案的資料詳實和可行性,同時也指出道士對當地地質水文的獨特觀察(源於其多年遊曆勘驗)亦有參考價值,建議結合兩者之長,進一步完善方案。此事傳開,成為一時佳話,也讓人看到,在“實學”的框架下,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或許可以找到共同語言,解決實際問題。

李瑾深知,要真正扭轉數百年來形成的重文學經術、輕實用技能的社會風氣和士人觀念,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他所能做的,隻是在“崇佛”和“重釋經典”這兩股強大的官方意識形態浪潮旁,開辟一條不那麽顯眼但切實可行的“務實”溪流。這條溪流,不追求思想上的獨占和神聖性,隻關注現實問題的解決和實際效益的提升。

他繼續通過《大唐報》傳播務實資訊,通過國子監講座影響年輕士子,通過銓選和考覈的微調,激勵官員關注實務。他甚至授意手下,開始搜羅、整理散佚的各家實用著作,如《墨子》(尤其是城守諸篇)、《管子》、《商君書》、《齊民要術》(賈思勰著)、《水經注》(酈道元著)等,或組織人力進行注釋、摘編,希望為“實學”提供更多的經典文字支撐。

這一日,李瑾在府中接見了一位來自河北的年輕士子。此人並非科舉正途出身,而是因在鄉裏組織修築堤防、防治水患卓有成效,被地方官舉薦至京。他帶來了一卷自己繪製的當地水係圖,以及一份詳細的治水方略。李瑾仔細翻閱,見其圖繪精細,方略條理清晰,且頗多因地製宜的創見,遠勝許多隻會空談“禹貢”、“河渠書”的官員。他大喜,不僅親自接見嘉獎,還破格將其留在身邊,暫置於工部水部學習行走,並指示《大唐報》可對其事跡酌情報道。

送走這位士子,李瑾對身邊的謀士沈謙感歎道:“天下之大,豈無真才實學者?惟科舉以詩賦文章取士,不知埋沒了多少實幹之才。我倡‘百家鳴’,非欲貶低經學文章,實盼朝廷能開此一路,使懷才抱器者,不獨以雕蟲之技進身。農桑、河工、匠作、算學、律令、邊情……諸般實務,皆治國安邦之要,需專才治理。若能使天下人皆知,通曉這些學問,一樣能為國效力,得朝廷重用,則何愁人纔不濟,何愁百業不興?”

沈謙點頭道:“國公高瞻遠矚。隻是……如今朝野上下,目光多聚焦於‘大周東寺’之輝煌,熱議於‘寶雨經’之玄妙,恐國公所倡‘實學’,應者雖有心,其勢未成啊。”

李瑾望向窗外,遠處“大周東寺”工地的喧鬧聲,即便在梁國公府也能隱隱聽聞。他淡然一笑:“佛寺巍峨,經典玄奧,可慰人心,可固權位。然則,饑者需食,寒者需衣,河患需治,邊關需守。這些實實在在的事,終究需要實實在在的人,用實實在在的學問去解決。佛光普照,固然炫目,但照亮腳下之路,還需人間燈火。我此舉,便是想多點燃幾盞這樣的燈火罷了。不爭一時之顯赫,但求細水長流,潤物無聲。”

他知道,思想的構建是一場漫長的競賽。武則天以無上權威和宗教熱情,正在快速建立起一座光芒萬丈的“神聖高台”。而他,則選擇在台下,默默夯實著“經世致用”的地基。這座地基或許不如高台耀眼,但或許,更為持久,更能支撐起一個龐大帝國真正的繁榮與穩定。百家爭鳴,未必是喧囂的辯論,也可以是不同思想、不同技藝,在解決實際問題的實踐中,發出的務實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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