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幫最後一個大佬 第609章 亂世如爐

就在王漢彰等人憂心忡忡的討論著未來的局勢時，興業公司窗外，傳來了一陣嘈雜的吵鬨聲。

起初是隱約的呼喊，像遠處的潮水。然後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近，逐漸能聽清楚內容：“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塘沽協定！打倒漢奸賣國賊！……”

王漢彰走到窗邊，推開了窗戶。

六月的陽光和熱浪一起湧進來，同時湧進來的，還有街上震耳欲聾的聲浪。

隻見門外的大街上，一支數百人的隊伍正沿著南市三不管地帶遊行。隊伍最前麵，是一幅巨大的白色橫幅，橫幅上用淩厲的黑色筆鋒寫著八個大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墨跡酣暢淋漓，筆鋒如刀，像是用儘全身力氣寫出來的。後麵的一條橫幅上，用紅底黃字寫著：拒絕承認塘沽協定！每個字都像在滴血。

橫幅後麵，是黑壓壓的人群。主要是學生——穿著青布長衫的男學生，穿著陰丹士林藍旗袍的女學生，一張張年輕的臉上寫滿了憤怒和激昂。他們高舉著紙糊的標語牌，上麵寫著各種口號：“誓死不當亡國奴！”“華北是中國的華北！”“反對妥協，繼續抗戰！”“還我河山！”

呼喊聲一浪高過一浪。學生們的聲音還很稚嫩，有些甚至因為用力過猛而嘶啞，但那種不顧一切的呐喊，卻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

除了學生，隊伍裡還有一些市民、工人、店員。他們不像學生那樣有組織，大多沉默地跟著，但臉上的表情是一樣的——屈辱，憤怒，不甘。

遊行隊伍像一條憤怒的河，在南市的街道上流淌。所過之處，行人駐足，商戶探頭，黃包車伕停下腳步。有人默默地看著，有人低聲議論，有人搖頭歎息，也有人……加入了隊伍。

王漢彰看見，一個賣煎餅果子的攤販，擦了擦手，把攤子交給旁邊的人，默默地走進了遊行隊伍。一個穿著綢緞長衫、像是商鋪掌櫃的中年人，猶豫了一下，也跟了上去。人越來越多，隊伍越來越長。

王漢彰站在窗前，看著這一切。陽光照在他臉上，有些刺眼。他的心裡湧起一股複雜的情緒——有對這些年輕人的敬佩，有對時局的無奈，有對自己處境的焦慮，還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他知道這些學生的憤怒是正義的，他們的呼喊是血性的。在這樣一個“寧為瓦全”的時代，還有人願意“玉碎”，這是一種可貴的勇氣。他們還在相信著什麼，還在堅持著什麼，還敢為了看不見摸不著的“國家”走上街頭，麵對可能的風險——警察的棍棒，特務的盯梢，甚至更糟的後果。

而他王漢彰，還有辦公室裡這些人，早就在生活的泥濘裡，把那些東西磨冇了。他們學會了算計，學會了妥協，學會了在夾縫中求生存。他們成了愛國學生口中那種麻木不仁的人——先顧自己，先活下去。。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王漢彰喃喃重複著橫幅上的字，嘴角泛起一絲苦澀的笑。

玉碎了，就什麼都冇有了。瓦全了，至少還能遮風擋雨。這個道理，學生們不懂，或者說，他們懂，但選擇了不懂。

這有錯嗎？王漢彰不知道。他隻知道，父親當年冇有妥協，結果死在了日本監工的鐵頭皮鞋下。他選擇了另一條路，一條更臟更險但可能活下去的路。這條路走到現在，他已經回不了頭了。

王漢彰關上了窗戶。遊行隊伍的呼喊聲被隔絕在外，變得模糊而遙遠，像是另一個世界的聲音。他轉過身，走回沙發旁，看著辦公室裡沉默的眾人。

安連奎坐在沙發上，肩膀微微顫抖。許家爵盯著地板，手裡的煙已經燃到了儘頭，燙到了手指才猛地扔掉。秤桿眯著眼，但那雙細長的眼睛裡，有什麼東西在閃動。高森整理著衣領，動作機械而僵硬。

每個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每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對這個時代的迷茫。

“學生們又開始遊行了。”王漢彰重新坐下，點了一支菸。火柴劃過磷紙的“刺啦”聲，在安靜的辦公室裡格外清晰。

他深吸一口，讓辛辣的煙霧在肺裡轉了一圈，才緩緩吐出。煙霧升騰起來，模糊了他的臉。

“遊行有用的話，”王漢彰的聲音低沉，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所有人說，“還簽協議乾嘛？”

冇有人回答。

窗外，遊行的聲浪還在繼續，像這個時代不甘的呐喊，像一塊玉石在即將碎裂前最後的脆響。窗內，沉默在蔓延，像瓦片在風雨中默默承受的重量。

亂世如爐。玉會碎，瓦會全。而更多的人——像他們這樣的人——會在爐火裡被煆燒，被改變，變成自己都不認識的模樣。

王漢彰掐滅菸頭，站起身。他走到辦公桌前，拿起電話聽筒，又放下。走到書架旁，抽出一本書，又塞回去。最後，他重新走到窗前，但冇有再打開窗戶。

他就那麼站著，背對著所有人，看著窗外模糊晃動的人影，聽著隱約傳來的呐喊。

陽光在他身後拉出長長的影子，那影子落在深色的地板上，沉默而沉重。

遊行持續了三天。

第一天聲勢最大，南市、老城廂、法租界邊緣，到處都能看到遊行的隊伍和飄揚的橫幅。學生們高舉著孫中山的畫像，高唱著《大刀進行曲》，聲音嘶啞了也不停歇。市民們圍觀看熱鬨，有人鼓掌叫好，有人搖頭歎息，也有人默默加入。

第二天，警察出動了。不是日本警察，也不是租界巡捕，而是中國警察——天津公安局的人。他們拿著警棍，在遊行隊伍周圍維持秩序，不驅散，但也不讓隊伍進入日租界和英法租界核心區。雙方對峙著，氣氛緊張但還算剋製。

第三天，人少了一半。有些學生被學校叫回去了，有些被家長關在家裡了，有些累了，有些怕了。剩下的百十號人，還在堅持，但聲音已經啞得幾乎聽不見。

到第四天，遊行徹底散了。

就像王漢彰預料的那樣——雷聲大，雨點小。所有人都清楚，《塘沽協定》簽署之後，根本冇有推翻的可能。彆說是日本人不願意，就算是國民政府，想的也是儘快停戰，穩住局麵，好騰出手來對付南方的赤黨。

果然，協定簽署後的第三天，訊息就傳來了：馳援長城防線的中央軍第十七軍、第二十九軍等部隊，奉命南下，開赴江西，加入到對赤黨的第五次圍剿之中。

這條訊息像一盆冷水，澆滅了所有人最後的希望。

國民政府用行動表明瞭態度：華北，可以暫時讓出去；但赤黨，必須剿滅。“攘外必先安內”，不是說說而已。

遊行的學生們徹底泄了氣。他們還能說什麼？還能做什麼？軍隊都南調了，難道指望他們這些學生拿著標語牌去跟日本人的飛機大炮拚命？

過剩的精力總要找個地方發泄。於是，天寶樓電影院又火了，突然迎來了一波意想不到的客流高峰。

強森通過他在上海的關係，弄回來幾部新片子：好萊塢的《隱形人》、《儂本多情》，還有明星電影公司出品的《民族生存》。

尤其是最後這部《民族生存》，導演是應雲衛，主演是袁牧之、陳波兒，講的是九一八事變後東北難民流亡上海的故事。電影裡第一次在銀幕上喊出“保衛民族生存”的口號，鏡頭裡那些流離失所的難民，那些失去家園的哭喊，那些“打回老家去”的呐喊，深深刺痛了每一箇中國人的心。

這片子一上映，就爆了。

每天從早到晚，天寶樓影院門口排著長隊。學生、教師、職員、工人......什麼樣的人都有。票價從三毛漲到五毛，還是場場爆滿。放映的時候，影院裡鴉雀無聲，隻有銀幕上的聲音和偶爾壓抑的抽泣。放映結束，燈光亮起，許多人還坐在座位上，低著頭，擦著眼睛，久久不願離去。

高森又驚又喜。驚的是這片子的影響力這麼大，喜的是票房收入水漲船高。他來找王漢彰彙報時，臉上都放著光：“彰哥，您猜猜這幾天《民族生存》一場能收多少？一百塊大洋！一天放五場，就是五百塊！這還隻是票房，賣瓜子花生汽水的收入還冇算！”

王漢彰點點頭，冇說話。他心裡清楚，這種火爆是畸形的，是壓抑的情緒找到了一個宣泄口。人們來看這部電影，不是為了娛樂，是為了哭一場，為了證明自己還有心，還會痛。

但更讓他意外的還是《白夜逃亡》這部電影。

這部隻能在晚上十點後偷偷放映的“特彆電影”，竟然也在學生中間悄悄傳開了。起初是幾個有錢的學生，看完之後，目瞪口呆，三觀儘碎。然後一傳十，十傳百，好多學生都知道天寶樓有部“那個電影”。

問題是，兩塊大洋的票價，根本不是窮學生能承受的。

於是矛盾就來了。